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崛起的势头日趋明显。伴随这一趋势，很多中国人变得愈发飘飘然起来。虽然中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仍然较低，国内问题也成堆，甚至连日理万机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要亲自接待上访群众，表示重视。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不把日本、欧盟和美国放在眼里。恍惚间，中国仿佛一跃摇身变成了“天朝上国”。
但是，仅仅看到中国的崛起，视野还是狭隘的。实际上，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几个潜在的大国都在同时崛起。印度，巴西都在强势崛起，南共体也在形成。在亚太地区，澳大利亚和印尼也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且，无论印度、巴西还是澳大利亚甚至印尼，都具有比较强的软实力或制度优势。
再看亚太地区，随着中国崛起和世界格局的演变，亚太地区的形势也变得日趋复杂。笔者以为，透过纷纷扰扰的利益纠葛，可以得出以下这么几个大致准确的预测结论。（1）美国重返亚洲已成定局；（2）韩朝统一大势所趋；（3）日本将重拾海权大国的地位；（4）中国和俄罗斯的盟友关系将走弱。
根据这几个趋势预测的结论，面临持久的竞争压力，中国现在到了应当考虑迁都的时刻。中国政府的一个正确选择应当是将政治中心从北京迁出，向西部地区迁入。随着人口不断膨胀以及环境因素，中国国内要求迁都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本文主张迁都，主要由亚太形势的变化来得出应当迁都的结论。目前能看到的较佳选择，应当是将首都迁入西安一带的位置。
迁都本身不是个新话题。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北京赢得了首都地位。但此后，随着人口不断膨胀，资源的压力凸显，外加沙尘暴等环境因素，迁都的呼声一直不断。但本文主张迁都，依据主要不是这些因素，而是由亚太形势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来得出应当迁都的结论。
早在几年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叶自成教授，就曾撰文指出：中国的国家特性，决定了它的海权必须从属于陆权，并以晚清为例，表明忽视内在制度建设，刻意打造具有扩张性的海军，最终会招致失败。尽管在其文章中，或多或少有些语焉不详，且有所保留，但叶教授的观点还是相当深刻的。但是，很多人（包括叶教授）对于造航母的反对，认为应当缓建航母的建议，最后都没起什么作用。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大大超出了大多数人的判断。
这其中，可能有些部门利益的牵制。比如，只有做大项目，才能得到大量经费支持。但无论如何，事物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尤其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众多刚性约束条件。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应当认识到，中国目前这种大力发展海军的战略，不可能具有持久性，最终一定会“收缩”回来。
既然中国的地缘位置及其国家特性，决定了它的海权必须从属于陆权。那么，中国大力发展海军的战略，就并不具有持久性。而且，如果基于“陆权优先“的战略考量，即使不考虑资源和生态压力，北京的首都位置甚至都已显得不太合适。以下就从几个方面来阐述下这其中的理由。
第一，北京的位置偏东，离海太近，容易造成海权优先的错觉。但从中国整个国家的地缘考虑，海权不能优先于陆权。
第二，北京的位置并不位于全国的中心地带。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国家，首都集中了最多的资源，这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当这个首都并不位于全国的中心地带，它的辐射作用就会减弱，这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是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均衡发展的。尤其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东部发达西部落后，首都放在东部只会加大这种落差。在这方面，虽然代价高昂，但巴西迁都成功的案例值得借鉴。而且，据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近10年中国人口已有明显的从西向东的迁移趋势，从长远看这不有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
第三，北京的位置不够安全，间接影响国民心态。虽然从世界形势来看，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从防患于未然的角度，这仍然是个缺陷。尤其在朝鲜核武问题不能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北京的位置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选择一个偏向西部内陆，具备更好安全环境的首都，会有利于塑造良好国民心态。
第四，北京的位置离新疆、西藏等地太远，而这些地区可能长期存在不安定因素，这种局面不利于吸引少数民族构建持久稳固的国家认同。
第五，北京不仅是政治中心，还是科技中心，文化中心，这种模式太集权太大一统。应当把政治中心从北京迁出，这也具有“政教分离”的象征。
如果从这几点来看，向西部迁都，以古都西安为代表显然是个作为首都的更好选择。此外，向西部迁都还有个更好的优势，那就是迁都行为背后体现出的多元文化软实力的凸现。大家都知道，西安是世界最著名的古都之一，而且是大唐盛世的故都。在国外，中国人聚居的地方都被称为唐人街。甚至在日本，唐代文化和遗风仍然得到保留。日本人一直对盛唐文明推崇备至。种种迹象表明，唐朝几乎是中国文明最具魅力的象征。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文化繁荣和包容力也是最突出的。李白杜甫，几乎无人能及。而在安史之乱之前，几大节度使都是由胡人担任，从中可见空前的民族包容力。
从世界格局看，几个潜在大国的崛起，再加上美国、欧盟这样的老牌发达地区，全球已经逐渐描绘出不同于以往民族国家的“后民族”认同模式。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或者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在未来可以看到的认同模式，很可能只能是一种基于多元文化融合以及由全社会广泛参与所建构出的重叠共识的“后民族”模式，虽然他们的模式会同美国和欧盟存在某些差异。
那么，在这样一种无疑会很持久的文明竞争过程中，中国如果想在崛起过程中以“陆权”为核心，与此同时能够建构出一种具备多元文化和包容力的开放心态和国家认同，那么就必须能够从中国的历史和传统中吸收真正有价值的内涵。迁都走入大唐盛世的故都，不再囿于部门利益，或者特定意识形态的纠缠，同时超越狭隘的党派政见之争，这无疑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正确选择。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