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搏列尼科夫于2003年10月27日上午，在中国社科院报告厅, 给社科院学生和部分党政官员、高校教师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并回答了有关提问。报告记录稿已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 并被世纪沙龙于11日1日转贴。标题叫《俄罗斯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搏列尼科夫报告会》。但确切的内容, 应如报告人所示, 是讲“俄罗斯现状与前景”,“最重要的是谈俄罗斯的前景”。报告并未明确标示“经验与教训”, 这需由听众和读者悟出。下面谈谈我读记录稿的感想, 与感兴趣的读者交流, 并向相关专家请教。
也许我孤陋寡闻, 报告是我所见到的一种较全面介绍俄国现状的资料, 尤其是对存在问题的揭示, 提供了许多数据。据我接触的其他资料, 感到介绍尚较客观, 迹近真实现状。他讲了俄罗斯改革的许多问题, 诸如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大规模的非工业化, 一系列人员伤亡事故, 科技人员外流, 经济原材料化, 农业物质技术基础丧失, 外债惊人, 社会保障体系缺乏, 吸毒,、酗酒,、患病、流浪者多多, 犯罪急剧增加, 国家机构大规模腐败, 政府与居民间缺乏信任和有效互动, 人民失望情绪增加, 对政治冷漠, 社会道德基础丧失，人口锐减, 死亡率提高, 超级大国地位丧失, 等等。他的结论是：当今俄罗斯社会制度抛弃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好的部分。
其实, 以上问题, 也是许多国家转型期大多存在的问题。即使在院士不乏憧憬、被认为改革成功的中国, 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因此, 不能据此判定改革“走进死胡同”。相反, 报告对改革的成绩却极少提及, 但既然介绍“现状”, 就不应罔顾于此。报告也承认, 在当今俄罗斯, 学者可自由批评改革, “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建议、方法和措施”; 允许存在反对党俄共; “对斯大林的看法变得比较符合实际”; 还有他没有提到的权力制衡框架, 这些难道不是自由主义的最好部分吗? 这些, 在苏联时期能存在吗? 什么是社会主义“最好的部分”? 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广泛民主和共同富裕。它们在苏联存在过吗? “抛弃”云云, 就不太确切。苏联确曾存在较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充分就业, 尽管有平均主义和政治依附弊端, 姑且承认它是社会主义成分。而据有关资料显示, 在当今许多俄国城市, 仍然保留了某些公共福利, 并未全部“抛弃”。历史走过了“之”字形, 在逐渐走向合题。
不知院士是否为俄共成员, 但其同情、赞赏俄共之情却跃然纸上。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职业道德, 却使他基本恪守科学态度, 不以意识形态立场剪裁、歪曲事实, 其观点也并不太极端。如他承认俄共只能获得20%至30%的选票, 也不可能在近期掌权。他也承认, “大多数的俄罗斯居民一方面不希望恢复过去的苏联制度, 另一方面也坚决拒绝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他也承认, 普京上台后, “俄罗斯形势有了一些好转”。虽然他也说过“彻底拒绝”、“坚决抛弃”自由派政策一类偏激的话, 却在具体论述中对自由主义政策作了若干肯定。这也许是学术良知战胜了意识形态偏见吧。尽管他反对党派过多, 却也承认“有几个党派的存在是民主的必要原则”；他也同意立法、司法和护法的分置；也并不反对新闻自由和其他言论自由; 他反对为极少数人谋利的自由主义, 拥护为“全体俄罗斯人利益服务”的政策。这些立场和观点, 不表明他试图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好的部分”融合起来吗? 这种观点, 在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能公开发表吗? 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 能笼统说社会“倒退了二三十年”吗？
但不管怎么说, 院士毕竟未因其政治倾向而抹煞、歪曲基本社会事实, 至于如何解释、评价事实则另当别论, 也允许见仁见智。而掩盖、篡改事实, 拿着不是当理说, 却是一切极权主义文人的通病。我们在大量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苏东事变研究中, 能经常见到这种学术癌肿。从极权社会走出来的院士, 却未患上这种癌肿, 这既是他个人的幸运, 也是时代的进步, 可赞可叹, 可喜可贺。
报告的重点, 是提出“对俄罗斯的现状进行根本性改变”应采取的措施。如张扬为全体俄罗斯人谋利益的原则; 培养能够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家阶层; 对行政体制进行社会监督, 建立职位追究制; 完善优化社会发展环境；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变生产和出口原材料倾向；严厉打击犯罪；完善立法、司法和护法; 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就均是有的放矢、切实可行的建议。
但其中有些思路, 似也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
院士认为, 在苏联时期, “我们至少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发展的构想”，而现在却不知“明天和未来是什么”。目标和构想固然不可或缺，但苏联式“目标”、“构想”的渺茫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早已人所共知。提出目标和构想并不难，难在既宏阔又务实, 政府与人民达成共识，并有实现的恰当步骤与措施, 尤其需要群众评价与矫正机制。这些, 苏联时期并不存在。因此, 什么“发达社会主义”、“成熟社会主义”, 也就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乌托邦。其实, 当今俄罗斯也并非缺乏目标和构想。报告不也指出, 普京总统有一个“具有高效的经济, 正常的民主制度, 有受生活保障的社会生活领域, 使俄罗斯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和威望”的“战略目标”吗? 问题在于怎样落实它, 怎样保证随时倾听群众的呼声, 避免权贵资本主义化和寡头统治。
院士十分强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 反对“把公民社会与强有力的国家对立起来”, 这原则上是十分正确的。这二者是一种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没有公民社会的强大国家, 是外强中干、不长久、不稳固的, 苏联的命运就是如此；政府软弱的公民社会, 则会导至无政府主义和一盘散沙, 如苏联解体后一度时间的状况。但通观报告, 院士似有国家权威主义倾向。如念念不忘昔日“超级大国”地位。这种地位究竟给苏联人民带来多少利益和幸福? 国强一定会民富吗? 他还要求国家“对社会的全部进程进行积极干预”, “把所有的新闻媒体全部实行国有化”, 这早已由苏联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也决非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最好的部分”。院士一方面呼吁“媒体国有化”, 一方面又要求监督媒体即“防止国家滥用权力”, 这怎能办得到? 历史反复证明, 没有充分的人民民主, 就决不可能有真正强有力的国家。仅靠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压力量, 靠挥舞原子弹, 并不就等于“强有力”和“国际威望”。这些都有的苏联, 不就在几乎未流血的情况下倾刻瓦解了吗? 不就在庞大的克格勃眼皮底下发生了所谓“天鹅绒革命”吗？
院士声称, 他“不是历史学家”。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他虽然比较真实地揭示了社会问题, 也提出某些可行建议, 却未能深彻地剖析俄罗斯现状的历史渊源, 历史追问极不彻底。
在具有极权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度, 人们总是寄希望于少数英雄豪杰。对心折的领袖顶礼膜拜, 涂绘上神圣光环, 并把一切成就归功于他; 又往注把一切失误、挫折和失败, 归咎于一二小人拨乱其间; 或将历史的转机寄望于某人的下台、某人的上台。而不着眼于文化传统、国民素质、制度因素、利益格局和政治势力的起伏消长。
院士报告, 就或明或暗地有此倾向。他寄望于“天才”、“人才”、“出现新的领导人”和“上层政治精英的勇气”, 而不强调制度的改进, 人民民主的扩大, 公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和积极参与。他只是要求制定“能够团结全民、为大多数人民所理解的国家发展战略”, 而未注目于落实和扩大宪法赋予的人民权利。他虽然声言“现在我不追究个人的责任或者提出个人的名字”, 却又“相信”在座各位“都很清楚他们”。他还不断提出“谁之罪”的问题。当与会者提出“您认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这样愚蠢、浅薄的问题后, 他一反前诺, 明确给这两人定了“出卖”、“背叛”国家利益罪。这就是说, 这二人不仅有叛国的后果, 还有主观的故意, 他们根本不是爱国者。评价历史人物, 本来就是个十分严肃、艰难的课题, 更何况对诸如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评价, 都关系到一个个时代, 不能简单轻率。在这里, 显然意识形态偏执起作用了。我也无力评价这两个人物。但对于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这样重大而又复杂的历史事件, 能以找几个罪魁祸首予以了断吗？就象苏联的问题不能归咎于斯大林一样, 变革中的问题能归咎于这二人吗？不全面分析历史的合力因素, 能够弄清历史真象吗？能够总结经验教训吗？
当然, 院士毕竟是院士。他也列出“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80年代上半期, 他们(指苏共老领导层)越来越老化、僵化, 没有提起新生的血液、新生的力量,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政权形象越来越不好, 也可以说, 当时的苏共领导层是一个封闭的权贵阶层, 他们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 不体恤民情和下面的生活”；“在80年代中后期, 俄罗斯社会的确有一种革命性的状态, 象列宁说的, 下层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了, 最上层的统治者又不能控制这种局势。当时的人民、百姓是渴望变革, 当时大家都能够切身感受到这种变革的气息。由于人民对改革的期待, 所以逐渐导致对苏共产生一些否定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 应该说他代表了老百姓强烈变革的愿望, 所以说他有他自己的社会土壤”。可见, 戈尔巴乔夫是由社会土壤、时代潮流推出的人物。接着要问的是, 在苏共那种缺乏民主的机制下, 有可能推出比戈、叶更优秀的人物吗? 他们的上台纯属历史偶然吗? 人们还可以接着追问: 苏共领导层为什么会堕落为权贵阶层? 他们为什么无力将改革引向社会主义方向？苏联人民为什么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在历史转折关头, 人民为什么对苏共那么疏远、冷淡？苏共什么时候赋予他们参政、议政的权利, 对他们进行过民主政治训练?
如果苏共执政时期, 有充分的党内外民主, 允许党内有派别争论, 允许党内外对领导层有法制范围内的政治批评, 有真正的公平竞争和民主选举; 如果在最稳固的斯大林和勃烈日涅夫时期能及时变革; 如果能虚心听取群众的呼声, 不镇压异见人士, 还会有后来的一切吗?
当然, 历史没有“如果”, 世上也没有“后悔药”。笔者之所以还是发出“如果”的追问, 是因为如院士所言, 公正的社会主义“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想”, 还有人在为此理想而奋斗, 有些地方还在搞社会主义实验。有些俄国人不也仍然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认清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 不也有助于抵制、矫正自由主义弊端吗? 因此之故, 对苏东剧变发出彻底的历史追问, 就决非可有可无了。而是否允许有不同的历史追问, 不将历史研究当作为现实秩序辩护的方便工具, 不也是判定真假社会主义的一个试金石吗?
当年马克思建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是为了矫治资本主义弊端, 是为了超越资本主义。但这种超越, 是建筑在继承人类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之上的, 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有也只能是封建社会主义、军国社会主义。苏联的悲剧证明, 在一个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的落后国度里, 从事社会主义实验, 必须虚心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就, 包括其政治文明成就,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决不能“狂飚为我从天落”。否则, 连资本主义政治文明高度都达不到, 更何谈超越! 苏联的教训就在于, 自以为称之为“社会主义”, 就天然优越于资本主义, 从而狂妄自大、压制批评、不思改进, 终于落得个众叛亲离、“霸王别姬”, 乃至不得不重走资本主义道路。惨痛的教训, 实足为社会主义执政者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