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海的“四律师案”，眼下处于相持阶段。在第一个回合的交锋中，双方互有得失。有三位律师取保候审，可以认为是律师团初战告捷；检方正式批准逮捕律师杨在新，而且恢复自由的三律师人间蒸发，说明公检两家调整了策略，采取分化瓦解，重点打击，志在必得，丝毫没有认输的苗头。当初，有网友发表文章《北海，不是重庆》，现在看来，还是过分乐观了。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６月１１日，李庄走出重庆监狱。６月１４日，北海就一次性抓了四位律师。这个时间显然不是巧合。因此，以直辖市与省辖市来判断能量的大小，并不完全靠谱。或许正是重庆的李庄案，给北海壮了胆，充了气。很显然，参与打造李庄案的相关人员，不仅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反而加官晋爵，如此执法违法行为不仅成本为零，甚至有高额利润，又怎么能够阻止后来者的追随和效法呢？面对巨大的诱惑，什么舆论的谴责，政府诚信的丧失，也就弃之不顾了。
北海“四律师案”发生后，政府诚信问题再次成为焦点。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警方办案草率，证据不足，使得法院难以下判。理当有错必纠，无罪释放。然而，北海警方不愿认这个错，于是刑讯逼供，抓捕律师，以第二个错来遮盖第一个错。这样的公安机关，还有什么诚信可言呢？应当看到，在整个诚信体系建设中，政府诚信居于龙头地位。一般而言，政府由官员所组成，因而政府诚信说到底也就是官员的诚信。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的传统，它要求官员不仅要廉洁从政，而且要率先垂范，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吹草动，势所必然。政府诚信对于民众诚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要求民众讲诚信，政府首先要讲诚信，身教重于言教。
判断政府是否诚信，不能仅凭官员的自我标榜，而要看广大民众的感受和评价。民众是政府服务的对象，最有资格评价官员的诚信状况。在当前，民众最为反感的，是政府违法行政，有错不认错。在很多地方，政府从不认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为了维护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不惜采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一是强词夺理。明明是公安机关抓错了人，但却绝不承认错抓，不得不放人也要加上“取保候审”，总之是抓人也对，放人也对。二是打压媒体和记者。明明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导致出现事故或群体性事件，但却不从自身找原因，反而指责媒体的“炒作”，似乎没有媒体的报道，问题就不会发生。为了控制媒体，有的进行收买，花钱封口；有的则实行恐吓，殴打以至抓捕记者。三是转移视线。很多问题的出现，明明是政府的责任，但却上推下卸，实在推不掉就千方百计寻找替罪羊，归罪于少数人的“煽动”，归罪于律师的插手，甚至上纲上线，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挂起钩来，牵强附会，滑稽可笑。
唐太宗李世民有言：“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犹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贞观政要》）宋代包拯也说过：“非诚不立，非信不行。”对比封建时代皇帝和大臣对于政府诚信重要性的认识，我们今天的某些官员远远不及。这些人之所以拒不认错，既有认识上的误区，也有利益上的考量，在认识上，以为政府认错有损政府威信。其实不然，政府官员也是人，既有七情六欲，也有认识上的局限，犯错误在所难免。民众是通情达理的，政府主动承认错误，就能得到民众的谅解，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在利益上，担心认错会受到责任追究，这是最根本的原因。诚然，工作中出了问题，当事官员认错就意味着担责。问题在于，为了免于担责而推脱责任，就必然要掩盖问题，以新的错误遮盖前一个错误。这就是“诈”，无诚可言，因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结果是糊得了一时糊不了一世，问题逐步积累，小问题变成大问题，直到无法掩盖的总爆发。掩盖者聪明反被聪明误，落得身败名裂。人们常说，老实人不吃亏。这里应当指不吃大亏，小亏还是要吃的。小亏不愿吃，最后难免要吃大亏。
自以为是从来就是人的本性。古人有言：“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尚书.秦誓》）古往今来，自觉认错难得一见，多数是在压力之下的认错。在当今的中国，对于官员的压力，只能来自上级，民众的监督往往无济于事。其根源，在于民主与法治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机制。所谓机制，也就是一个链条，一环紧扣一环，好比自行车上的链条，脱了一环，链条就不起作用。要使民众的舆论转化为官员依法办事，知错认错的有效压力，需要民主制度的保障。换句话说，民主需要制度化，需要法治的保障；另一方面，法治的施行，最终需要民主的保障。因此，要突破政府诚信的难点，使政府官员能够做到知错认错，就一定要通过政治体制的改革，把人民的监督引入体制之内，成为不可抗拒的压力。同时，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官员正确对待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政府认错也是一种自我批评，理应成为一种常态。一个勇于道歉认错的政府，才是以人民利益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也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否则，心中无诚，花样再多，也难以取信于民。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