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晚，才离开喀什几小时就听到那里发生了恐怖袭击，第二天又是一起，震惊之余自然想到，接下来在新疆的行程怎么办？去之前就因为和田发生的袭警事件而犹豫过，最后大家还是去了。喀什出事的新闻传开后，人人都收到了亲友的短信和电话，表示关心，叮嘱“当心”。
“当心”是中国人表示关心时最常用的一个词。问题是，怎么“当心”？
最极端的“当心”就是呆在屋里不出门——如果是政府的决定就叫戒严，那是只有万不得已才会用的极端手段。8月1日凌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来到喀什，在部署案件处置、哀悼遇难者、慰问受伤群众和公安民警之后，还特意来到清真寺旁的商业街，了解商户经营情况，并在烤馕铺掏钱买了三个馕，祝愿店主买买提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一般情况下，政府和大多数社会机构都不希望出一点公共安全事件就封城锁市，叫大家都缩在家里——真要那样的话，啥时候才能解严上街呢？谁能百分之百保证一定不会再出事？
危险的概率很难预测，谁能料到仿佛极安全的挪威也会出一次杀死七八十人的恶性事件？人的危险感或安全感更无法计算。纽约9·11以后，很多人不敢上街，全市100多个剧场破天荒关了门。两天后虽又开了，看戏的人少了很多，市政府想出一个史无前例的救市手段，拨公款到百老汇买戏票，一部分送给救火队员和受难者家属以示慰问，一部分用以奖励来纽约消费超过一定金额的旅游者。不料才几个星期，观众就自动回来了，剧院前又排起了队，甚至比9·11以前还要火！
危险和安全是相对的，一般来说媒体只会放大危险的心理作用——光报安全的电视观众不爱看也不爱信。去年我到以色列开会，专门去瞻仰了全世界争议最大的“圣城”。以往常在电视上看到出事的耶路撒冷，一路上不免有点紧张；到了那里，特别是到了有名的“哭墙”附近，才发现那是我所看到过的最静谧祥和的“闹”市区：身着各色宗教服饰的各族人士或静静祷告，或悄然走过，连周围商铺卖货的也从不大声吆喝——这一普通人生活的常态和被电视聚焦放大的戏剧性实在是太大的对比，而从未去过那里的电视观众熟悉的反而是后者，还把它当成了常态。
也不能说电视的聚焦放大全是捏造。送我去耶路撒冷的司机告诉我，本还想带我去看看另俩地方，去不了了，收音机说那边打了导弹过来，所以封了路，闲人免进。他说这话时气定神闲，就好像在说哪儿在修路一样——其实更贴切的比方是，说哪儿出了车祸。公路车祸哪个国家都有，车还是得开，没听说有谁因此而不敢坐汽车的。倒是有人怕坐飞机，航空公司的人就说，飞机最安全，失事的概率远比任何其它交通工具都低，连比在街上走路都更放心。这肯定是事实，但不可能因此就让所有人都只来坐飞机，淘汰掉汽车火车轮船那些不是“最安全”的行业。不是吗？就是动车出了轨，铁路还是不能废。
这么说，危险全是心理作用，根本不用理它？那不对。
“居安思危”是句套话，往往是一种政治形势的比喻，其实倒是人人都要牢牢记住的大实话，就是说平时应该做好演习，万一遇到危情，立刻知道如何自救，尽可能减少伤亡。不久前病逝的“最牛校长”叶志平在5·12地震中能让全校两千多师生无一伤亡，就因为他特别重视防震，带着师生反复演练，直至成为灾难袭来时近乎本能的反应，不到两分钟就全撤到操场。叶校长的长处并不在“牛”，而在于持之以恒的“当心”，地震前他还被认为太罗嗦了。可惜，大多数校长都太不罗嗦，太不当心。
太多的中国人平时太不重视以防万一的演习和保险措施了，总觉得出事的概率很低，怎么会轮到我头上——也许潜意识里还觉得事故演习太认真会“触霉头”？会导致坏事“应验”？无论是迷信还是大意，只要数数飞机上有多少人认真在看空姐的安全演示，看看汽车里有多少司机系上了安全带。我曾对不少“裸驾”的司机讲过我母亲在一次撞车事故中被安全带救了命的故事，没用！
这么说，谁让你不当心，碰上危险活该？更不对！
为社会排除危险、保障安全是政府、军警和交通部门的首要职责，正如温家宝总理7月28日在7·23甬温线特大事故现场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时说的，“一个政府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护人的生命安全。”要不是叶校长经常组织防震演习，下面的老师学生想练也没辙。而真正尽职心系学生安全的“牛校长”仅只一个，主管所有校长的政府部门该当何责？
当然，政府一般都不希望老百姓生活在焦虑之中，但掩盖危险的存在绝不会真正降低人们的焦虑感，尤其在今天的信息时代；只有当大家看到政府正视各种可能的危险，经常检查安全设施，组织群众进行演习，一旦出事迅速抢救、彻底清查、严肃问责，老百姓的安全感才可能上升。
生活中总是有危险的——尽管概率也许不到万分之一；日子总还是要过的——即便风险实在没法预计。该逛街还是逛吧，该上路还得上路，但是，必须系好“安全带”，有人在关心你、盯着你呢。
《南方周末·自由谈》2011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