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波澜不兴，知识界的“左右”之争却愈演愈烈。约40名中国学者上个月27日聚集北京，围绕30年前中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举行座谈会，与会者以《决议》为起点，声援改革开放，展示与激进左派泾渭分明的态势。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1981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重要政治文件，内容概括了1949年中共建国以来的功过，将文革定性为“内乱”，对毛泽东做出一分为二的评价。该文件也成为改革派学者用以回击反改革舆论的理据。
上个月底的纪念座谈会聚集了大学、中国社科院与中央党校教授、律师、媒体人等多名体制内外的专家，按照中国的政治思想谱系，许多与会者可称为“右派”或改革派。
除了全国政协常委、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提出坚守“彻底否定文革”底线外，不少学者也同声强调中共需要建立宪政、法治以因应当前的执政考验，为此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取消现有的各种禁区，针对改革进行大范围民主讨论。
曾在1980年参加过4000名老干部针对《决议》草案大讨论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就力陈中共应该效仿当年的做法，启动“第三次思想解放”。
现年83岁的郭道晖是在1948年入党，1950年代被划为“右派”，1979年才获得平反。郭道晖表示支持将宪政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宪政社会主义”，并主张第三次思想解放的主题，应该是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与建设宪政社会主义。
他也重提中共总书记胡锦涛7月1日中共党庆时提出的“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指出：“这些危险与考验，集中到一点，可以说，现在是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因此，中共最迫切的任务是由推行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型为实行宪政民主的现代执政党，需要革除许多与宪政国家不相适应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来真正提高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执政能力。
学者：稳定压倒一切论是新的“两个凡是”
也有学者以不同的角度来阐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的重要性。
著名法学家、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在发言中提出，30年前中共批评了“两个凡是”，而今国内又出现包含很大危险性的两个谬论，即“稳定压倒一切论”和“中国情况特殊论”。
他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务必人治的思想，因为判断一个地方稳定与否，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完全是由当地的党政领导人，甚至公安机关来决定。结果有些地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主导下，连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都不能执行。
至于国情特殊轮的问题，则是由于它过多强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制度的区别，而把一些重要的共同理念，例如法治理念、宪政理念、人权理念、民主自由理念忽略了。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则发言赞扬1981年通过的《决议》，尽管是严肃的文件，但通篇有一种精气神，表现出当年领导起草者的强烈责任感和责任意识，反观今天这股精气神已经不太多了。
再者，当年《决议》本身的形成发动了4000人参与，在讨论是没设禁区，反而现在，动不动就设禁区，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都是禁区。
他强调：“我不是说国外学者的研究肯定对，问题是你对他的这种研究什么态度，你划成禁区，国外还在不断深化讨论，我们自己不说话，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话语权白白地拱手让给他人，这是聪明还是明智啊？”
他也痛批当前的改革已经走形，更多地变成既得利益者维护利益的手段、方式，最终是降低了制度的权威，矮化了改革，因此纪念这份《决议》的最好方式是挖掘其中的价值，激发当代人的改革热情，担当起应当的责任。
在中国，“思想解放”是带有特殊时代背景与政治含义的概念。按照官方媒体的划分法，1978年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范围内所掀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其结果是打破“两个凡是”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指的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触动的“姓社姓资”之争，结果是打破计划经济，再次确定改革开放道路。
在此后，中国是否在酝酿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或新的思想解放实际上已经展开，学界则有不同说法。学者周瑞金曾指出，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社会上出现反思改革的大争论，可以称为“第三次思想解放”；也有学者认为，近两年舆论界针对中共领导与中国政治发展道路、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讨论，是“第三次思想解放”的开始。
但也有观察人士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激烈讨论，只是各界向执政者喊话，以求得到重视，与过去的“思想解放”并无可比性。
《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受访时就指出，按照上述第一次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定义，两次“思想解放”都伴随以官方意识形态大调整，当前并没有这个迹象。
至今，中国媒体对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几乎全无报道，只有少数网站发表了个别发言人的讲话，另有学者通过微博介绍会议中的发言内容。
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则发表了多篇文章，批判座谈会“名为纪念、实为颠覆”，质疑胡德平等学者有什么资格谈“彻底否定”文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