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留学是痛苦的，既有智力上的痛苦，也有心灵上的痛苦。让我先从第一种痛苦说起。
1987年夏天，在回答赴哈佛大学采访的香港记者时，我曾说道：
最早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感到自己到这儿来是吃亏了。我念社会科学，语言非常重要。跑到美国来以后，自己原先在国内的所有长处都变成了短处。简直是“扬短避长”！感到很憋气。由于在学业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以至于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看一些中文报刊的时间都没有。真是主动跑到美国来受“洋罪”！
这是第一阶段的感觉。当时认为真不应该来。来美国之前，我们对美国的研究生训练要求不够了解。在想像中，美国学生一定很懂得享受人生，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大概就是美国学生的生活了。 [1] 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在上海复旦大学念过硕士。原本想，像我这样的基础来美国学习，虽有一定的因难，但不会太大。没料到这个估计是乐观过了头。整个人被牵着鼻子转，一点知识性的活动余地都没有！我想很多到美国来念书的中国同学，都跟我差不多。事实上，我们能够来，都算是在国内千挑百选的，对自己很有自信心，不知道语言障碍竟是那样大！
除语言问题外，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训练大纲，要求很全面的，有它固定的计划和编排，不能说你对什么感兴趣就念什么。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验，专业方面有了一定的背景。想研究的问题，在来美国以前已基本形成。到美国来只是希望通过对世界有新的了解，找更好的方法，来研究一些我们早已思考着的问题。因此我不是新出校门的孩子，而是胸有成竹的青年知识分子。但在美国念博士课程，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得要满足编制上的所有要求。
虽然很痛苦，可是为了面子问题，不敢回国去。真是做过河卒子，不能回头！
简单的一句话，使我在智力上历经痛苦的，就是在完完全全的英语环境中必须从头到尾煎熬博士训练的全过程。美国的研究生教育被称为“美国在国际上最富有竞争力的产业”，吸引了全世界最多的留学生。美国各大学的研究生训练大纲各有特色，同一所大学里的不同学科也各不一样，而且每一系科都根据本学科的发展趋势时有改进。但是在那些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尖子大学(即“研究型大学”)里，同一学的训练大纲却有一些基本的相似点。试以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训练大纲(80年代后半期的版本)为例。
第一项是修课方面的要求。不论你入学以前上过美国或外国的什么学校，得过什么学位，每个研究生必须至少修满哈佛本校的12门“半学年”课程。所谓“半学年”课程是指那种分量最重的需要上半学年(即一个学期)的课程。每个学期学生必须修三门以上的课程，也就是说，在通常情况下，入学的头两年百分之百的时间为修课所占用。
在这12门课中，有8门必须是本系的课目，另外4门可以从其他系科选修。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知识结构。在八门社会学课程里，有四门是指定的，每个研究生都必须在第一年里通过。它们是“社会理论”(两门)和“数量化社会学研究方法”及“非数量化社会分析方法”。两门理论课使你“通”晓(而非“精”研)社会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基础概念及基本流派。两门方法课使你掌握社会研究与社会分析的最重要的方法和操作技能。
在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按学校规定，给一年级研究生授课的教授们必须在一起“会诊”，审查每个研究生的学习表现。给功课好的学生以书面表扬，给有困难的学生以改进的建议，给表现特别差的学生以termination(除名)。如果你在头两年里，以“B”以上的平均成绩通过了12门课，你就过了第一大关。
第二项要求是“资格论文”(不同于为某一门课而写的“学期论文”和以后的“学位论文”)。在第二学年结束时，每个研究生必须向系里呈交三篇论文。一篇是理论性质的，两篇是经验性质的，以证明你基本掌握了社会研究和分析的思路及方法。
第三项要求是博士“资格大考”，通常在第二学年末或第三学年初举行。它由四个步骤组成。首先，研究生提出自己将要集中研究的两个分支领域(比如，我选择的是“社会理论”和“社会发展／现代化”)， [2] 对每个领域呈交一个三页的简要说明并附带重点阅读书目，由三位至四位教授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审定。若你的简要说明合格，就会对如何阅读、备考提出指导。第二步骤是研究生根据考试委员会的指导，在重点阅读的基础上，对每个选定的分支领域各写出一份篇幅很长(30至40页)的“陈述”(Statement)。在“陈述”中，对你所选定的分支领域里最重要的理论发展和方法发展提出综合性的分析和评判，以证明你对构成该领域实质的那些成就和问题有全面的了解和独立的见解，对今后的专业方向和学术研究的突破口有明确的设想。第三步骤是提交一门课程的教学纲要，设想你自己在大学开一门课(比如是“社会发展／现代化”)，你怎样确定该门课的目标(任务)?怎样设计课程的结构和进度?怎样列出这个领域里最重要的文献?通过哪些方法引导、启发、组织学生去思考、解决最重要的问题?要求研究生设计这种教学纲要的用意，是培养你作为高级教学人员的能力。第四个步骤就是考试本身。如果考试委员会审阅你的两个“陈述”和一个“教学纲要”后，认为够格，就举行一次口试，用一系列问题试探你理解专业知识和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如果通过，就被承认为“博土候选人”，亦即承认你已经具备作“博士论文”的资格。如果通不过，你有机会补考一次。补考不过，打发你滚蛋。
博士“资格大考”是研究生训练过程中最难的关卡。考试之前的紧张，可以使人达到一种半神经质的地步。因为人人都明白，这是系里筛选研究生的决定性一关。一试不过，虽然理论上可以补考，但留下的心理压力，却令人难以支撑。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研究生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谁第一次没通过，他在系里的处境如同是被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那滋味可不好受！”资格大考通不过而自杀的极端事例，偶有所闻。至于在好的学校里通不过，被迫转到差的学校去，则是经常发生的事。当我把资格大考命名为“鬼门关”的时候，伙伴们一致鼓掌同意！
第四项要求是“学位论文计划”。通过了博士资格大考，“博士候选人”必须立即提出一份计划，说明“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和研究进展。审查这个计划的，是一个由三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与“博士资格大考委员会”不同)。审查通过，你就进入具体的收集材料和写作的阶段。 [3] 如果一审不过，你有第二次补救的机会。
第五项也是最后一项要求是“学位论文答辩”。答辩委员会由五位教授组成，其中至少一位是外系教授。论文审阅和答辩的评分有四等：“出色地通过”、“通过”、“需作小修改的有条件通过”、“失败”。
美国的社会学博士训练大纲中，数量化研究方法和技能占据了极重要的地位。社会学在欧洲与在美国受到大不一样的传统的影响。欧洲因其历史悠久和人文气息的厚重，社会学更靠近哲学和历史学，注重历史的、文化的、批判的、宏观的、比较的思路和方法。美国新大陆的学术界则孕育于重科学、重技术、重经验、重实用的气质之中，社会学更靠近“硬”科学。当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西欧留学回到哈佛，他挟持而归的是与美国传统迥异的欧洲风格。 [4] 从30年代到70年代，帕森斯迂回摸索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心理学、人类学、控制论、信息论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系统—机能”分析架构。他的雄心勃勃、孜孜不倦、勤于探索、勇于综合的气魄，使得他竟然成功地把哈佛的三个系(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整合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系，雄踞宝座多年。在这数十年里，一代一代的社会理论和文化分析大师从哈佛培养出来、输送出去，造成注重文化批判和理论建构的风气，如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金斯利·戴维斯(Kingsley Davis)、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reets)、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马里恩·列维(Marion Levy)、尼尔·斯密尔撒(Neil Smelser)等等。
然而，自帕森斯逝世以后，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就渐趋变化。建立野心勃勃的、庞大综合的理论体系之努力愈益受到怀疑和批判，多数人的兴趣转向数量化、公理化和经验性的研究。而现代应用数学和电脑的发达，又给这种转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手段。这种转向可以从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训练大纲中窥见一斑。在早些时候，要求研究生掌握德文或法文，而现在这项要求变成了非约束性的，掌握数量化研究方法的要求则变成约束性的。
我对数量化研究方法的态度，可以说是“抽象地重视，具体地痛恨”。美国社会学界那种越来越推崇数量化研究方法的风气，多少透露出极端实证主义的偏颇。但是，在美国文化背景下走得似乎过远的这股风潮，对中国社会科学风气倒是一贴极合适的泻药和清醒剂。我国自古以来的思维传统，一直是以混合、模糊、抽象、空泛而见长。在极左思潮统治的年代里，社会科学更是蜕变成了空话、废话和假话之集大成。这几年来虽然有重大转机和进步，虚浮的成分仍然很多。让极端强调经验、事实、数据、客观检验技巧的实证主义风潮冲击冲击，正好可以把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淤积不化的玄想思辨之痼疾化解“泻”去，使我们在构筑“体系”、提出见解、讨论问题时，越来越少些虚浮的水分和热气，越来越多些冷静和求实。
尽管从理论上我如此地重视数量化、经验性的研究方法，每遇到选择这些方法作为日后的专业方向的中国留学生，总是在一边加油鼓气，我自己却不愿意选择这个专业方向。由于从小喜欢文学，后来又研读哲学(其间读了三年机械工程，只是增加了我对该专业的痛恨)，我的思路更亲近欧洲社会学的传统。可是，尽管你没有选择数量化方法作为日后的专业方向，美国的博士训练进程却容不得你绕道而行。所有的研究生都要通过至少两门的“经验研究”和“数量化方法”的必修课，一次不及格的要重修，两次不及格的就要被扫地出门。我来美国学习，至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些课上。在匹兹堡大学的那一年里，我修了“社会研究的实践”和“社会统计学”。在哈佛大学的第一年里，我修了“美国社会：经验研究方法”和“数量化研究方法”。每当我坐在电脑终端机前面，建模型、调数据、逐步检验、重建模型，经常弄得彻夜不能上床睡觉的时候，心中总是充满了忿忿不平!“我选定的是宏观的文化比较的社会理论，今后一辈子都不会去做经验研究，为什么把我活活绑在这里?!”心中即便怒气激荡，功课还是照样要做(万幸的是教授对我的成绩很满意，宽恕了我的抱怨)。
我说我对数量化研究方法是“抽象地重视，具体地痛恨”，没有说错吧? [5]
虽然被迫修很多的经验研究和数量化方法的课使我常有浪费大好精力之感，但毕竟只是多费点时间而已，通过了也就万事大吉了。使我承受最大的“智力上的痛苦”的，乃是语言!出国之前，自学了一点英语，能够以慢得惊人的速度阅读中等难度的专业文献。但听力不行，说和写就更不行了。一进入美国的博士研究生班，每学期要修三门课，每门课要阅读至少15本以上的专著。也就是说，至少每周要阅读四厚本。要完成这样的阅读量，英文的阅读速度必须是每小时30页以上。而我当时至多每小时只能读4页左右。每门课至少要作一次报告，在3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对一本重要著作提出简明的总结和要害的问题。有的课要交一篇三十页左右的论文，有的课要交三篇短论文。如果说阅读任务就已经快要了你的命的话，写论文就更可怕了!每一个句子都是痛苦的！就好像从干瘪的乳房里硬要挤出奶汁来。挤不出奶汁，就只能挤出血滴来!除了论文和报告以外，美国教授研究生的评分还部分地依赖于你在课堂上参与讨论的表现。
请设想一下，如果你因阅读速度限制，只能完成很小一部分的阅读任务；你像挤血滴一样榨出来的论文，美国教授不大看得明白；你的报告人家不太听得懂；你的结结巴巴的口语使你很难介入讨论和争辩；而最糟糕的是，教授和美国同学的讲话、问题，你只能猜懂其中极小的一部分。 [6] 你满腹的知识、满脑子的见解、满腔的激情和豪气，统统都被语言这把大“锁”锁住出不来。能吐出来的那一点点，在量上和质上都使你汗颜。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干什么?你会想什么?
这恰恰就是我刚来美国时的状况！ [7]
在那最初半年多的时间里，
人就像傻子一样从早到晚地钉在凳子上，艰难地一行一行地阅读，艰难地一个词—个词地挤论文，忍受着众目睽睽之下讲不清意见的窘困和羞辱，在被提问时因听不懂问题而无从对答，紧张地甚至半带恐惧地等待着交论文或考试的日期的逼近。这时候你的心不由自主地被一种巨大的磁力吸向有关祖国的一切：那对你而言如鱼得水般的文化氛围!那与你血肉关联的人和事！在众人热切期待的气氛中，用你的出口成章的母语抒发一家之言，令满座顿起争执，是多么地过瘾！伏在案上用你的运用自如的文字纵笔疾书，不日便可得知来自四方的贬褒抑扬，是多么地痛快！呵，祖国！我生于斯、长于斯、活动于斯、实现于斯的那片国土呵，我心里是多么痛疼地思念着你！国家恰逢百废待举，自己正值创造盛年，这正是施展身手报效国人的大好时候，何苦来到异邦，受这窝囊气?！初来美时，每日被这些念头所折磨，常常凌晨从梦中凄然而醒，两丝清泪，一袭湿枕。
我曾经多次跟伙伴们讲，学成归国以后，我一定要把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写出来，一无保留地写出！我告诉他们，连书名都已经想好了。
“什么书名?《海外学子》?”
“不。《谈何容易》。”
尽管吃过这么多苦，但这“智力上的痛苦”并没有白吃，确实有很多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丹尼尔·贝尔教授 [8] 的指导。他的授课方式极具特色。1985年6月，在接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所有的新研究生都收到贝尔的一封信，信中他首先列出他的“社会理论”必修课的六大架构：
1．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探究(inquiry)的性质，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性质，关于真理的理论，关于参照系(reference)的理论；
2．社会理论的发展；
3．当代社会学流派；
4．社会科学诸学科的个别特征；
5．比较社会结构；
6．社会理论的主要概念。
然后他进一步列出所要讨论的五个主要问题：
1．“知者与被知者”：一个人如何知道他所知的是什么?人怎样证实他所知的?是否存在“客观的知识”?概念架构(conceptual scheme)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可能把“事实”与“价值”区别开来?“解释”(explanation)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是“理论”?
2．“质与量”：对于知识来说，引进“有些东西是能够被度量的，有些不能”这一观念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人类经验，它们不能被数量化或至少不能被分等评级?
3．“社会的还是单独的?”人的本性是社会的抑或单独的?若是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意义是什么?若从个性(personal indensity)上说，人是单独的，那么，这是一种“虚构”呢，抑或是一个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事实?
4．“自然和社会”：自然里是否有“隐而不显的秩序”?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吗?如果社会不是源于自然或自然的需要，还存在着哪些其他的源泉?
5．“历史学与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局限性是什么?各自处于抽象的哪一级层次上?社会学中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理论的”(即封闭的)体系?要么，存在着的是某种关系“发生事态”(emergence)的原则，这种原则植根于历史意识之中?社会学中是否可能有因果理论?抑或因果解释只能限于历史学中?因此之故，社会学主要是限于“意义”和“阐释”(interpretation)? [9]
在这些问题之后，贝尔给我们开出了27本书，从苏格拉底的古希腊哲学到当代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从经济学通论到历史学概论。用意很明确：虽然离新学年开学还有三个月，你们不要指望欢度暑假了!
贝尔虽然非常权威，却并不独断。在同一封信里，他对我们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我已经概略地表明了我所想像的社会理论的架构和主题，你对此有什么反响?请来信列出你所希望增加的讨论主题和疑问，并请列出相应的书目。”
我回信提出了两个主题(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非西方社会演化的话种理论；革命与宗教)，但我并没有增列很多书目。27本已足够要人的小命了！我揣想其他同学大概也是这么做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当转到哈佛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我留学生涯中最可怕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进步，加上我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很买账。对美国研究生的训练过程我也已经有了一点粗浅的概念。 [10] 此外，贝尔所开列的书中，有一部分我已在国内读过中译本，所以表现颇佳。学期结束，我在电梯口遇到贝尔教授，他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连用三个“Very Good”夸奖了我的学期论文。我知道这一关过了!
我“斗胆”请求他担任我的博士学位指导教授， [11] 欣然应允。由这时候起，开始了我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师生之交。
1986年夏，贝尔把我喊到他家，对我说：“你在哈佛的第一学年已经结束。从九月份开始的第二学年，我想对你做点特别的事。你来自一个自成体系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你现在所学的西方社会科学，它的全套假设和概念架构，或隐或显地，都是根源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和萌生的展望。不学西方社会科学是愚蠢的，因为它对非西方社会有强而有力的启发价值。但不能终止于这一步。下一学年共有24周，根据你对自己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再对比于你所学的西方社会理论架构，你拟定出对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最关键的12个问题来。我们每两周讨论一个问题，每次两个小时。在讨论之前，我针对那个问题指定你读几本书，你把你的思考写成一篇简要的论文给我看。这样，我俩在讨论时就有充分的内容。经过讨论，对问题有了更深入一层的理解，我再列出相关的著作，作为你今后长期研究的参考。”
就这样，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上午十点，我走进“弗朗西斯路65号”那幢绿树遮蔽的红砖楼里。他，一位年近七十、名播宇内的学者，无偿地用他的周末休息时间，向一个来自万里开外的中国学生谆谆教导。须知，这是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美国，而他又是那样的繁忙！经常，在我到达他门口时，他正在二楼书房里埋头写作。听见门铃声，便搁下手中的笔。有时他正在接受知名的美国或外国学者、记者的采访，我一到，他便匆匆结束那边的谈话。为了节省我的精力，他不但给我开好阅读书目，而且让他的秘书把这些书从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出来，给我预备好。有时他干脆把他的私人藏书送给我。
我把这些情景跟我的朋友们讲，大多数美国人的第一个反应是感慨地一叹“Unbelievable ！”(“真叫人难以相信！)少数学过中国历史的美国人说：“这倒很像你们中国传统中的师道。”中国同学则往往开玩笑地说：“你是他最得意的关门弟子， [12] 当然要倍加关照。老先生想把一生功夫悉数传给你哩!”
我内心里知道为什么他这样待我。他关切中国。他的关切不是来自专业上的需要：他并不研究中国问题，他不懂中文。他的关切也不是来自外交斗争的考虑：他并不感兴趣于政客们经常谈论的打“中国牌”以对付苏联。他的关切纯粹来自一位富于人道主义胸怀的大学者对具有五千年历史、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人民的真挚同情，对这个历经磨难的伟大民族之复兴的祷愿和期待。
一天，在早餐以后，我们坐在火炉边交谈，他突然问道：
“丁先生，在人类历史上，有哪两个民族久经磨难而又能奇迹般地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主要靠的就是一种对伟大文化传统的记忆?”
“一个是犹太民族，”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另一个是……”我觉得我应该谦虚一下。
“另一个是中华民族。”
他是犹太人，我是中国人。一时我俩都停止了说话，定定地望着火炉不出声。
他的父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家里很穷。他告诉我，在他人岁之前，从不知道厕所里应该有手纸。
“我如果在中国，可以自豪地说，我的家庭出身是道道地地的无产阶级。”他几次笑着说。
第一次应邀去他家吃饭，在他们全家都已吃完的时候，我还在忙着盘子里剩下的那一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道一声歉。
“别不好意思，丁先生。跟我们家人在一起吃饭，你是赶不上速度的。”
看出我脸上有几分困惑，他赶忙解释：“我们家人都是在食物不充足的环境下长大的，每个人在餐桌上都要抓紧速度，不然别人就会替你代劳。”
在这样的导师面前，你能不竭尽全力?与其说被一种求知欲所驱使，更不如说被一种道德感所催动。虽然在接受贝尔的私下教授的同时，我还要上其他的课；虽然单单为了同他的讨论，我每两周要完成10至35页的一篇论文；虽然我常常累到两眼发红、脸上发青、脚下发飘，内心里仍然有一个沉重的声音在向自己喝令：“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
当智力上的痛苦随着在美国学习时间的增加而递减的同时，心灵上的痛苦却随之而加深。这第二种痛苦更加令人不得安枕。
美国是个最国际化的国家，什么地方的人你都可以遇到，什么地方的商品你都可以见到，什么地方的情况你都可以知道。在这样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国家，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地区都在通过经济的、技术的和文化的输出而相互较量。在这里，你最能生动入微地体察到你的祖国在“千帆纷飞、万船竞发”的国际竞争中的名次、位置。如果说当你身在国内的时候，“民族荣誉”、“爱国主义”仅仅是抽象的概念，那么，当你置身于美国的时候，它们就变成非常具体的见、闻、触、感。如果你的心尚没有冷到木然，你无法摆脱掉那种时时被刺伤的感觉的。
让我先引几段国内报刊上的言论。1988年春，在采访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会议的三代知识分子时，《人民日报》刊载道：
百年前一个宁静的夜，枪炮声敲碎了古老的梦。
中国人睁开睡眼，痛苦地发现：祖国处在落后与危难之中！从此，救国图强成为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生命的火炬。“我自横刀向天笑”的悲壮，“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诚……然而，当我们再度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又一次痛苦地承认一个现实：中国还没有摆脱经济落后的处境！……
今年春节前夕，上海最有影响的报纸的一篇报道在知识界引起震动。那是一声警钟：多种统计表明，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继续拉大，甚至跟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也有落后的趋势。
1955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份额是百分之四点七，而1980年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五；
196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1980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至1985年下降到五分之一；
1960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我国四千六百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额达到三万六千八百亿美元。……
当这些我早已熟悉的数字和事实从太平洋彼岸传到这儿来的时候，我的心上仍然有被鞭笞的感觉。祖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们只是从报纸上读到这些刺人的数字，我们可是每天都生活在这样刺人的现实之中！
随手拣几个例子。 [13]
在美国的公路上，到处飞奔的是日本的汽车。在美国的商店里，最好的照相机、录影机、电视机、电子打字机、音响系统，一片皆是日本货。日本投资正以骇人的速度和规模涌向美国，买公司买工厂，买纽约最昂贵的“寸土寸金”地段的高楼大厦，买加利福尼亚四季如春地带的大片房地产。到1995年，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达到一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中国(内地)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十家银行中，五家是日本银行，全世界最大的富翁是日本人，全世界最有效的经济是日本经济……
随着日本向更高级的技术进军，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接过原先日本人撤离留下的地盘。现在韩国的“现代”牌小汽车大量抢占美国的经济车市场，韩国的造船业已位于世界第一、第二，其钢铁工业已名列前茅。在中档的电器、服装业、小型电脑等方面，台、港、新、韩国“四小龙”几乎已经霸占了美国市场。
只有中国内地人口百分之十、领土面积百分之四的日本，在今日世界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是10.5％，略低于美国的11％，是中国内地(1.8％)的六倍。韩国的人口是中国内地人口的百分之四、土地面积是百分之一，它在世界出口市场的份额是1.9％。台湾省的人口和土地只及韩国的一半，在世界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与韩国一样大。只有二百五十万人口的新加坡，其份额是1.2％，五百万人口的香港，其份额也是1.8％。
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看，日本是一万九千美元，新加坡是七千五百美元，台湾是六千一百美元，香港是五千一百美元，
韩国是二千四百美元。 [14] 我们大约是三百多美元(如果按照另一种更新的折算对比方式，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六百多美元)。
在国际学术界，从1970年以来，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讨论愈趋炽热。现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马若德教授以强有力的形式表述了“东亚工业文明”迅速崛起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15]
自从工业革命发动以来的二百年间，西方一直主导春世界。今天这个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威胁不是来自俄国人，他们至少在部分上仍是西方传统的后裔。威胁也不是来自阿拉伯人；当沙漠变成越来越干燥的时候，他们对西方的压力就会减弱。威胁根本地是来自那些承继了儒教文化的东亚人，迄今为止，只有他们才对欧美文明提出了真正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挑战。
在漫长的岁月里，从中原文化吮吸了宝贵养分的东亚地区，现在崛起了！它们以比西方更有效的工业化方式在给西方、给整个世界上课!今天，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瞄准着日本。着手改革自己的产业政策和结构。发展中国家则半带羡慕、半带妒忌地以台、港、新、韩这“四小龙”为镜子，反省自己的发展问题。须知，今天连欧美发达国家的贸易市场都开始对“四小龙”心存几分畏惧了！
对东亚工业文明的异军突起，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这些奇迹的创造者许多就是炎黄子孙。那些不是炎黄子孙的，也是中华文明昔日的学生。
但是，我们更有理由、更有一万个理由感到焦虑、感到羞愧、感到危机迫面！“边陲”发达起来了，“中心”呢?！昔日的“蛮夷”遥遥领先了，“泱泱大国”呢?！
在许多次的会议和非正式的讨论之后，在许多次的家宴之余，在许多次的路边漫步中间、马若德一而再、再而三地和我谈及到这个沉重的主题。我沉重，他也沉重。我感沉重合乎自然，他感沉重也颇有渊源。
他出身于英国的名门望族，父亲因为在亚洲和联合国的长期服务而被英国王室封为“大不列颠帝国高级勋位爵土”。这位显赫贵族的独生子自己后来成了民主社会主义者。1957年，年仅29岁的他创办了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中国季刊》。当了5年的英国工党议员和数届高级文官之后，他请求“解甲归田”，重返他所挚爱的学术领域——国际事务研究，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发展研究。当中国的改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当代中国研究成为一个学术重点的时候，他被聘任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这儿是他青年时代求学的地方。由于他曾随“美国汉学之父”、大历史学家费正清研读历史，马若德对现代中国问题的观察总是蕴含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中华文明的过去太光荣了!在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它一直是以文化中心的尊严地位教导、开化着它的周围，让这样一种文明突然折腰向别的文明学习，不能不是一个异常痛苦和困难的过程。”他说这话的时候，也许带有特别的感慨。他的祖国也曾经领工业革命之风骚，以“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强盛于世许多年！现在相对衰落了，衰落于被称为“英国病”的种种历史积习。
也许是因为出生自一个在亚洲度过漫长岁月的家庭，马若德对中华文化抱有一种由衷的尊敬。近代中华民族蒙受的苦难深深地烙在他的脑海里，使他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寄予着真切的同情。然而，和有些西方学者不同，马若德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敬意并不是不加分析的：他深知这一传统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复兴的希冀也不是盲目乐观的；他了解其间的难关和羁绊。但他仍真诚地期望着中国好起来。在他那篇极有影响的文章里，他写道：
如果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能够成功地使中国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中心将会在东亚兴起。相对于这个中心，韩国和新加坡的经济奇迹不过是太阳面前的日光晕而已。 [16]
但是，这里的关键是怎样把“如果”变成“现实”。没有一种紧迫的、强烈的、上下一致的国民共识——首要地是危机意识——这个转变是不可能克积习、越难关而完成的。“危 机”(crisis)是个翻译词，其本义是十字路口、关键时刻、作出重大抉择的关头。惟有首先具备强烈的危机意识，一个民族才会明白自己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此刻置身何处?强手占据何方?应该朝什么方向进步才能扭转劣势、谋生存、图发展?一位华人学者结合新加坡的经验，给“危机意识”作了极好的阐释。他写道，如果只看到新加坡的经济成就、生活素质之进步，新加坡人是无须有危机意识的，一切似乎都是欣欣向荣！但是，新加坡真的没有任何危机吗?
如果将危机解释为迫在眉睫的祸害，新加坡确是没有危机。然而，这并非危机的真正意义。危机的“机”，应解释为“机由”、“机锋”或“机始”；所谓“天机不可泄漏”，危机应指不易表面观察的危险。惟其不易觉察，人们才需要有“危机意识”，此即对于未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后——所可能发生的危害，有所警惕，从而研拟对策，把握时机，从容实施，以消弭祸害于无形。这应该是所谓“危机意识”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否则，仅指对于当前燃眉之急的觉察，这是每个人或生物都具有的本能，何足珍贵。 [17]
一言以蔽之，“危机意识”是对潜在的危险的敏锐觉察和充分估计。因此，“危机意识”产生的是远见卓识。
以危机意识来刺激各级官员广开思路、高瞻远瞩、如履薄冰和如临深渊般地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以危机意识来鞭策全体国民勤勉奋发、自强不息的，首推日本。以《日本名列第一》猛击昏昏欲睡、自满自大的美国，终年不息地奔走呼号要西方学日本的著名学者傅高义， [18] 在哈佛大学开设了一门“核心课程”——“工业化的东亚”，开宗明义第一课就是：“日本人的强化的危机意识和对这种意识的充分利用”。他说：
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封关锁国。把日本人从这种状态中震醒的，是中英鸦片之战。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日本人心目中的天下第一大国，但是这个庞然大国竟然被万里之外的小英国所打败!对这个事态的反省促使了现代日本的兴起。所以，日本不是等到自己亲身被西方打败后才开始革新图强的现代化努力的，中国败于英国对日本来说已经是足够严峻的一课了！所以，当大清帝国还在那里就要不要学西洋、如何学西洋争执不休的时候，日本人已经紧张万分地意识到，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剩余的时间了。大敌临头，不变而亡！
日本人的这种忧患意识一直保持到现在不减。“虽然经济实力已高居世界第二，日本人却爱用‘小兔子’、‘胆小害羞的洞穴人’、‘脆弱的花朵’来形容自己。” [19] 在保持全体官员和民众的忧患感和危机意识方面，日本的新闻界首当其冲。日本最大的通讯社共同社的社长特别助理石原荣夫说：“传播工作者对环境的改变必须具有高度敏感度，一旦遇到情况，就要负起为社会敲钟的责任”。 [20] “像是带点神经质的敲钟人，看见冒烟，就大叫失火了，快去救火。日本的大众传播常常利用危机感来刺激国民团结，努力工作”。这是一位旅日多年的观察家的绝妙比喻，这个观察得到工商界人士的证实。日本President(《董事长、总经理》)杂志总编辑承认，“日本企业界领袖对未来有恐惧感，媒介率先喊出来，可以使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难关。”每日新闻社的伊藤光彦为日本舆论界强化“危机意识”的功用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说：“资源缺乏就是日本唯一的国家资源。”因为对资源缺乏的持续不断的呼叫促使日本人以发展教育、追求智力优势来弥补本国的“先天性不足”。亡于安然，生于忧患。在强烈的忧患感和危机意识的逼迫下，人就会四处寻找有效的方法来强壮自己，抵御不测。“日本总怕被别人侵略，但要独立，就非得有一样强的东西”，《日经周刊》的副总编辑野村说。“要赢别人，就要学别人比我们强的地方”。 [21] 这是以狭小贫瘠的土地赢得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民族的秘诀。
因此，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爱国主义：它的前提是清醒；清醒地知道自己的缺陷和弊端；清醒地明了自己落后在哪里、已经落后到何种程度；清理地了解强敌的优势和实力。爱自己的祖国不爱到无知和热昏的地步，恨敌人恨对手不恨到拒绝学习对方长处的地步。处于优势时不乐观。处于劣势时不绝望。
我把这称作“成熟的爱国主义”，以区别于那种“盲目的爱国主义”。“盲目的爱国主义”建立在“无知”的前提上：或是自己不愿去了解敌之长、我之短，或是阻止他人去谈论敌之长、我之短。这种爱国主义集愚昧和脆弱于一身：在尚未与强手交锋前，文过饰非、“老子天下第一”；一旦被迫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就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我们不要盲目的爱国主义。如果爱国激情只能靠无知去维持，这种爱国主义是没有意义的。此种“爱国主义”我们见得多了。
我们需要成熟的爱国主义。我们这一代在社会情绪方面应该成熟起来了。
苏格拉底曾被他深深挚爱着的祖邦雅典所误解。在回答某些同胞对他的知识活动的指责时，苏格拉底把祖邦雅典比喻作牛，把自己喻为叮在牛身上的一只牛虻。“我的职责便是要不断地刺激它以使这头高贵的牛不至于昏然入睡。”
集良知与热血于一身、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应该是高贵的牛身上的忠诚的刺虻。
1988年初夏于人去楼空的哈佛园
原载于《从“新马”到韦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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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后美国朋友告诉我，我对美国学生生活的想像，适合于学院本科生，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生可没有这个福气。
[2] 社会学的分支领域通常是指：社会理论、数量化模型、城市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科学技术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革命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离异和控制、家庭和血缘关系社会学、社会分层、社会政策、人口学、集团行为、比较社会结构、社会发展／现代化。
[3] 与此同时，博士候选人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当助教或助研以维持生活。这种方式虽然使研究生立即进入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前沿，却也使博士训练的进程比较长。
[4] 帕森斯的文风之艰难晦涩是出了名的。他虽然是美国出生和成长，但写出来的英文却不像是英文。美国学者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们读帕森斯的著作，脑子里第一步是把他的德文似的英文“翻译”成正常的学术英文，第二步是把这些正常的学术英文语句“翻译”成日常生活里的英语。任何“翻译”环节出了问题，你都理解不了帕森斯。
[5] 事隔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对这一点已经有了一些不同的感受。因为过去这些年里，我做的经验研究常用得着数学的和技术的工具。(笔者1999年尾附注)
[6] 很多中国同学告诉我，来美国后，第一次教授布置考试时，听不懂，结果连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考什么内容都糊里糊涂
[7]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这些只是我一个人的“特色”，后来许多中国同学乃至其他一些非英语国家来的留学生，都这么诉苦。很多人不公开诉苦是出于爱面子。
[8] 1987年秋，一家中国出版社来信征求贝尔的简历，以作为《社会科学人名辞典》的条目。我遵嘱把英文版的《名人大辞典》上的条目译成中文。此处附录如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界的活动家。1938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获科学学士学位，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45—48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1952—5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讲师，1958—69年任该校社会学教授；1969年以后一直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1980年起享有该校“福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名衔；1987—88年期间赴英国剑桥大学主持“庇特荣誉教授讲座”。除了在这些著名的大学任教外，贝尔同时参与几家重要刊物的编辑工作。1939—41年任《新领袖》(The New Leader)杂志撰稿人，自1941年起一直任其总编辑；1945—58年任《财富》(Fortune)杂志常务编辑；创立《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并担任它的出版委员会主席；现在是美国文理科学院机关刊物《戴达罗斯》(Daedalus)编委。贝尔在社会科学界的活动涉及非常广泛。1964—66年任“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展委员会”委员；1966—68年任美国“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74年任美国文理科学院副院长和该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79年任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美国代表；1980年起任“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有关能源和资源的小组委员会主席；现在担任美国“全国电脑和电信通讯研究理事会”委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董事、“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世纪协会”委员。
贝尔的著作包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History of Marxian Socia1ism in the U．S．)[1952]、《新美国右派》(The New American Right)〔1955〕、《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ldeology)[1960]、《激进的右派》(The Radical Right)[1963]、《普通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1966〕、《走向2000年》(Towards 2000 Year)[1968]、《对抗》(Confrontation)[19693、《今日资本主义》(Capitalism Today)[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1979—80]、《曲径》(The Winding Passage)[1980]。贝尔的第一个研究主题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在这个领城里，他一反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整体论现点，主张在分析的意义上，应该把社会看作由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所组成。这三方面不是被单个原则所统摄，而是各有自身的运作原则和变化节奏，现代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贝尔的第二个研究主题是社会变迁，焦点集中在技术和文化上。因为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之一，而文化则关涉变迁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阐释。这两大焦点典型地体现在贝尔的两部代表作中，《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前书论证发达工业化国家(首先是美国)正在走向工业化后社会，其根本特征是理论科学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后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风尚越来越同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活动原则发生冲突，这个为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的文化，也许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贝尔因其多方面的学术活动，1980年被推选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当代十大知识精英”之首。
[9] 关于“因果”对“意义”(causality vs． meaning)、“解释”对“阐释”(explanation vs． interpretation)这两对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艰涩含义，参见我在《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一文中的讨论，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10] 我要永远感谢在匹兹堡大学学习的那一年！我带着对校长波士瓦博士感激的心情进了他的大学，我怀着更加感激的心情告别了他的大学。他对中国的那份挚情厚谊，会被所有曾在他的大学研习过的中国同学记取。
[11] 请贝尔当导师确实需要“斗胆”。入学后上他的理论课的第一天，他说道：“也许你们中的有些人想请我做导师。我希望你们在作出决定之前，要三思而行。”因为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大部分学生都不愿意跟在他后面成天“超负荷运转”。在我那一届，只有我一人成为他的学生。美国同学得知后，路上相遇打招呼时，经常笑着问候：“Hi，you’re surviving！”(“你还活着呐!”)
[12] 因为贝尔到1989年夏季就将退休了。
[13] 这一部分的比较是基于80年代中期的事实作出的，十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笔者1999年尾的附注)
[14] .以上数据是根据《新闻周刊》(News Weekly)1988年2月22日特别报道《太平洋世纪》(The Pacific Century)中的表格推出，井查证了这些地区的正式经济统计资料。《新闻周刊》中的表格的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财贸组织。
[15] 下段引文参见《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80年2月8日所载《后儒教的挑战》(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后儒教”是指把工业制度与儒教因素创造性地结合起来的社会。
[16] 同注15。
[17] 许士军：《危机意识和远见：新加坡政府怎样为将来打下基础》，载“天下丛书”《亚洲的小巨人——新加坡为什么自豪?》。
[18] 国内一直根据他的名字的英文发音译作“沃格尔”，其实他早就以其中文名字“博高义”而名闻亚洲。关于他的学术活动和影响，参见《科技导报》前驻美代表蔡德诚副主编采编的《日本的科学政策》、《访国际著名学者沃格尔教授——谈美日发展的比较和日本崛起的启示》、《从中国人的角度看美、日、中的发展——丁学良对沃格尔教授谈话的理解和补充》，均载于《科技导报》(中美合办，北京发行)1987年第4期。
[19] “天下丛书”《日本式接触》第7页。
[20] 《日本式接触》第30页。
[21] 以上引文均见于《日本式接触》，第6、3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