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向来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理性、稳定的力量。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论述到“适度或中庸是最优越的，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而处于极端境况的人……都很难听从理性的安排”，“一个城邦本应尽可能地由平等或同等的人构成，而中产阶层就最具备这种特征。凡是中产阶层庞大的城邦，就有可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中产阶层最强大时可以强到超过其余两个阶层之和的程度，不然的话，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中产阶层参加权力角逐，就可以改变力量的对比，防止政体向任何一个极端演变。”
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讨论也非常多，一是对中国有无中产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存在中产阶级，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二是对什么是中国中产标准的争论。 福布斯给出的的中国中产阶级标准是：生活在城里、25到45岁间、有大学学位、专业人士、年入1万-6万美元；而也有人认为中国的中产需要是解决住房问题，家庭储蓄和其他货币性资产30万元以上，家庭人均居住面积高于当地平均水平，日常基本开销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30％，家庭成员有旅游健身、观看文艺演出的经济能力等（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
而也有观点认为定义中国中产需要看职业、收入和学历三项。例如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陆学艺强调划分的标准：一是看职业，二是、经济收入，三是、看文化水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
从以上对中国中产的争论来看，中国存在一批收入较高、文化水平较高、职业较好的群体并没有太大的争论，暂且把他们作为中国的中产阶层。
而我们关注中国的中产的焦点不仅仅在于他们的职业、经济收入、文化水平，更重要的是看中国的中产对中国整体社会的影响：中国的中产是否更加适度、中道，更加理性和建设性？中国的中产是否能够形成更强的公民意识、培育更强的公民能力，是否能够助推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
因此，单从许多人对中产的期待及其定义中的中产的行动来看，中国的和他国的中产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国的中产似乎并不是追求稳定，尊重既有社会等级，不希望社会变动太大的阶层，反而中国的中产代表具有较高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力量。因为，与上层相比中产的力量太弱小，而且中国本身就在不稳定之中，体制的力量非常强大，中产的自身的命运未定，一不小心就可能从中产跌倒底层，使得中国的中产也便无从追求社会阶级的稳定，反而重要的是增强自身的对抗能力，减少对自身的伤害，争取更多的利益和权利。
而对于中国的整体社会而言，中国中产发展的同时中国的底层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产阶层与底层阶层发展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走向对于中国未来整体社会结构的影响如何同样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对于中国中产阶层的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有两个重要趋向。
一是在现实中，中产为主的力量推动的公民行动在不断兴起。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有较理想的职业的中国中产有更强的公民意识和公民能力，能够在较多的闲暇时间内推动公民行动。诸如2009年以来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的事件中，拥有大量的中产人士的番禺居民通过散步、签名等方式抗议政府政策。在这个过程，抗议者以“我们要知道真相”、“我们不要被代表”为口号，通过“无组织有纪律”的抗议成功的抵制了政府的政策执行，并推动政府加大力度开展垃圾分类的立法和实践。
二是在网络中，中产的力量发挥着巨大作用，在通过网络推动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政治参与获得爆棚式发展，而在其中中产无疑起到突出的作用。从723动车事故来看，在“723动车事故”中，截止2011年7月28日10时，有关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直接相关报道共有17,595篇，参与转载的网站有468家，这些新闻报道总共获得2,845,626条网民评论；另有论坛主帖92,796篇，博客文章53,495篇，以“温州动车追尾”为关键词的微博有9,616,248条（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简称IRI）基于I-Catch全网动态分析和网络舆情100典型网站样本分析监测数据）。
如此巨大的网络舆论的发起者有几个重要组成部分：一如媒体人士，此次事故媒体集体喷发，对事故的方方面面进行全线围剿，大量的报道、评论占据了微博、论坛的主体。二如影响力浩大的明星，诸如姚晨、伊能静、赵薇等明星对事故的关切和对事故处理的质疑得到诸多网民的喝彩。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83.7%。三如众多的草根中产人士的参与。乘坐动车、高铁的的人大多是收入较高的群体，对事故及其后续处理的关切深刻地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而他们有能力有意识通过对事件的关切去对一些目前的状况施加影响。
因此，尽管中国中产阶层的数量、力量等方面还不得而知，但是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公民意识、公民能力、公民行动上在崛起，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趋势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其次，底层阶层的发展问题同样值得关切。
当我们在关切中产阶层崛起和城市发展的同时，往往容易忘切底层的发展状况。在资源有限，注意力有限的情况下，对城市的聚焦是否意味着对农村注意力的削减？
当城市在引领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进行环境抗争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关心农村的垃圾问题，农村的环境治理问题？
当城市在关切城市的房价问题，交通问题时，有多少人关切农村的社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当城市的文化生活、娱乐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有多少人关注农村人的精神问题？
有多少人关切农村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老人的问题、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关切农村的现状和未来？
各地强大的媒体反映、聚焦的大多是城市的问题，农村的问题难以寻觅。因此，客观上可以说城市和农村在“抢夺”资源，中产阶层和底层阶层在抢夺政府的注意力。因为，城市和中产有更强的公民意识、更强的公民能力。与城市中产的“有限”联合相比，农村进入人们视野的只有零星的、个体性的农民上访，根本谈不上联合，汇聚集体的力量。显然在资源和注意力的争夺战中，城市和中产容易获胜。
但是中国的问题绝不是中下阶层争夺的问题，偏重一方，偏废另一方的结果只会是让被偏废方的矛盾越积越大，直至轰然爆破。农村和底层所聚累的问题，诸如环境问题、二代农民工问题，到最后都会演变成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到时候如果解决不了，引发的抗争将更加浩大。而目前城市和中产的暂时“胜利”，显然不能够消弭到时候引发的更大的动荡。
而城市和农村，中产和底层阶层之间本质上不存在根本对立。众所周知，城市和中产也在帮助农村和底层的发展。诸如一些人士发起的“午餐计划”、“微公益”、“大爱清尘”关注中国尘肺病群体行动等行动都代表着城市对农村的非官方的帮助。
关键是政府对城市和农村，中产和底层的政策差异，导致一直以来中国巨大的城乡差距，一直以来中国公民权利的不均等化，城市和农村、中产和底层之间存在巨大的不公平，使得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孙立平所说的“断裂社会”。
有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 .8：1扩大到2009年的3.33：1。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 .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 .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因此，城乡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极大。
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这两个阶层之间，而在于国家与政府本身所制定的发展策略和政策所导致；在于上层阶级所占据的更大的资源和注意力，使得中下层之间的资源和注意力变得有限，反而在隐蔽了上层的情况下，造成城市和农村、中产和底层之间争夺、对立的幻象，造成如今会哭的中产有奶喝与不会哭的底层无奶喝的幻影。
因此，中产和底层阶层之间非但没有根本的对立，而且还有共同的“敌人”，特别是那些利用体制优势而获取权力、资源、利益、地位的上层阶层。
而要战胜共同的“敌人”则需各自的崛起，但目前情况来看，两个阶层的力量都不够强大，而且目前城乡分化、“断裂”，中产和底层的力量也处于分化的状态，并没有结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力量。而如果现今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的崛起，变得更加有意识、更加有力量的话，那未来必然也会迎来底层阶层的崛起。
而他们的崛起带来的将是更强烈的阶层诉求，将会有更强大的意识和力量去获取注意力去和资源。这对于资源有限，上层根基强大，问题重重的未来中国将会是巨大的挑战，亟需现今的政府做长远地规划和改革，以面对未来的中下层的崛起和结合。
因此，中国中产崛起在等待底层崛起吗？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中产和底层都面临共同的“敌人”，都希冀公民权利有保障，同时更加民主、平等、公平、正义的中国，这点是它们的共识，也是未来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