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下午6时，吉林省实验中学高三学生吴天昊到体育场打球，与在同个球场的长春二实验中学郝志鹏发生口角，继而扭打起来。事后不久，郝志鹏的父母带领四十余人冲进球场殴打吴天昊，吴天昊双手被砍断。9日上午10时，吴天昊伤重不治身亡。（10月12日 潇湘晨报 ）
不说该不该这样做，就一个学生家长能带领四十余人砍杀一个与其儿子发生扭打的学生，是许多家长即使想做也做不到的。这不仅是一种能力，而是一种势力，这个新闻的标题给出了这种能力的来源，“肇事方称有钱能摆平”。据说，郝志鹏的父亲叫郝升山，是煤矿老板，事发当时曾对吴天昊说，“我家有的是钱，打残了你我能摆平，新来的公安局长我也能摆平，就打你！”
如果这位煤矿老板真的这么说了，不禁让人联想起最近发生的另一起新闻，安徽桐城县范岗镇纪委书记李成富，在暴打桐城市人民医院医生后，高调叫嚣“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后者是很有权的纪委书记，前者是很有钱的煤矿老板，都属于社会权贵阶层，都把优势变成了一种劣迹，或者说是权力和财富助长了人的劣根性。
如果假设人之初性本恶，那么，个人能力让这种劣根性得以膨胀，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社会环境，如果把社会规则倒退到丛林法则，才符合弱肉强食的生存方式。而在一个彰显人人平等的制度框架下，在一个有明确法律的法治社会中，出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无疑是社会的倒退。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弱肉强食行为中的强者，不是原始的体力而是权力，或者说财富可以租赁或买通的权力，这样的弱肉强食就会变得更加残酷，强弱对比也更加悬殊，后果更可怕。
为什么说权贵行恶是对社会发展的反动？因为这本来是一个由权力规制下的社会，即使全体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秩序的制定，最终还是委托权力加以实施；而对于拥有极大的社会财富，不仅是人们的强力追求，也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因此，权贵是社会的重要阶层。权力可以主持公道，定夺是非黑白，抑恶扬善；财富可以促进社会发展，带动共同富裕，这才是一个文明有序的人类社会。而当权力成了行恶者的勇气，财富成了行恶者的胆气，不仅颠倒了社会的文明规则，而且是对社会发展的反动，由此可见权力和财富助长劣根性的可怕社会后果。
对此，仅仅从人的劣根性上找原因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要有党纪国法？就是根据现代文明社会的需要，制定的对统治者的权力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行为的法律约束。而当权贵们屡屡高调行恶时，就应该对制度的落实提出拷问。“我是纪委书记，我怕谁”，不是用在反腐败较量中的义正词严，而是用作暴打一个医生时的疯狂叫嚣；“打残了你我能摆平”是因为“我家有的是钱，新来的公安局长我也能摆平”，行恶的能力和胆量都来自权力和金钱。这让党纪国法显得有点逊色：党纪之下权力的张狂跋扈；国法之下富人的行凶作恶，都显得那么有恃无恐，那么，现行制度下不可或缺的权力和现实社会中人人追求的财富，这两样本不具备原罪的东西，就有可能成为祸害社会的恶魔。这让人们怎么去设想社会发展的后果？说通俗一点，当一个人有了权或有了钱就这副德行，这不是社会的倒退么？
鉴此，最接近实际的思考是，在反问权为谁用的同时，应该先理清权给谁用？这就涉及到官场的用人制度，然后是对权力的监督制度；对于社会弥漫的为富不仁，应该细究财富的分配制度和获取财富的途径和手段。让权力和财富落入不仁不义者之手，带来的必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灾难。权贵们依仗权势的疯狂叫嚣，应该是给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的一记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