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恶意攻击邓小平为我国制定的改革开放既定国策的极左思潮，他们不但利用报刊发表文章、利用教学讲台向学生灌输，而且经常以理论研究的名义召开理论研讨会。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和各种机会，以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来掩盖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空前成就，以达到攻击改革开放的纲领性国策，其隐蔽的目的就是企图让我们国家走回头路。我们决不能低估极左势力的这种攻击，对我国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大业的严重危害。因为他们正在努力聚集以下四股极端思潮来企图扭转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
首先，极左势力正在利用我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的部分问题来掩盖我们取
得的空前成就，企图挑起民众的不满情绪，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
我国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所取得的空前成就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一致公认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确实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有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甚至也可能是致命的：比如绝对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贫富严重不均；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福利制度严重不到位；等等，这些领域虚高的价格压力，严重恶化了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确实在民众中引起了比较普遍的不满情绪。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极左势力正在片面地以这种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来掩盖我们所取得的空前的成就；他们正在恶意地鼓动这种不满情绪，并把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导向对改革开放既定国策的误解和不满，他们正在把这种不满情绪组织成改革开放发展的阻力。
其次，极左势力正在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并以此来反对和攻击我国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曾经多次遭到外族的侵略、掠夺和蹂躏。因此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不畏强暴、以弱敌强、抵抗侵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英雄气概；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存在着一种无谓的“排外情绪”，而目前中国的极左势力正在挑动和鼓励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并把他引向对对外开方政策的攻击，并把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组织成对外开放的阻力。
第三，极左势力正在鼓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以进一步神化毛泽东来鼓动中国走回头路，企图回到他们神化的毛泽东时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曾经对历史做过总结，指出自抗战以来，党内就存在着一种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错误思潮，这股思潮在建国后甚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虽然中央文件对这个问题有过明确的表态，但由于当时的极左思潮严重，为了避开它们的干扰，使改革开放顺利发展，并以改革开放的客观成就来自动打击极左势力，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摸着石子过河”的策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中央仅仅对毛泽东作了“三七开”的评价，而没有进一步在民众中全面地详细讨论毛泽东的“三分错误”到底在哪里。也正因为此，实际上，毛泽东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地走下神坛，从抗战到文革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流毒并没有彻底肃清。在当前，当改革开放出现部分问题，需要全民反思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刻，极左势力就趁势再造毛泽东的神话和迷信，并以毛泽东的三分错误的错误的路线和错误的政策来攻击改革开放，并把它们组织成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企图扭转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使中国走回头路，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上去。
最后，极左势力还教条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原则来攻击改革开放的政策。比如，他们反复引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消灭私有制的观点，来反对中国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的既定国策；反对国企私有化的改革发展方向，等等。并把目前中国的贫富不均等民众不满的问题引想反对民营经济和各种非公经济模式，并把民众的这些不满情绪组织成对改革开放进一步正常发展的阻力。
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极左势力纠集这四股势力，来形成攻击、反对和阻挠改革开放的合力，如果他们愚弄民心的误导一旦得逞，那后果将是非常可怕的，很有可能对改革开放的和谐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在这股反对和攻击改革的逆流面前，我们再也不能保持沉默，再不能“不争论”和“摸着石子过河”。而是必须全面展开全民大辩论，对极左势力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通过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理论，及时地向民众讲清客观事实，并在全党、全国欣起深刻的思想启蒙和理论创新，重新树立理论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指导地位。其中，我们必须清算二大历史旧帐，并把二大信物请下神坛：
先说清算二大历史旧帐：
一是，我们必须彻底清算建国前28年，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我们中华民族到底走了哪些弯路，我们的党和政府到底犯了那些错误。要清算自己的错误，确实有些别扭和难堪，但我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襟怀坦白，我们要求日本正视历史、正确对待历史，难道我们就不应该严以律己？我们清算自己的历史错误就是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就是为了对人民群众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也是对中国共产党自己负责！
应该说，在50年代初新中国刚诞生时，我们就开始了历史性、方向性、战略性错误：从土地改革摧毁农村和谐稳定的自治基础，再到把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合作化，到消灭私有制的城市工商业改造，再到三面红旗大跃进，经济体制上一系列的极左妄动冒进，直接发展和造成了60年代初的大饥荒，非正常饥饿死亡二千多万人口的大悲剧，直到十年动乱时期使国民经济发展到崩溃的边缘。
在政治上，从建国到粉碎四人帮，前后挑起了大大小小二十多场运动，几乎是连年折腾，不要说黑五类，和臭九类，几乎从普通老百姓到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为建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党的老干部，党和人民简直没有安安稳稳过过太平日子。只要我们翻开历史资料，从反右到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开始，一直到十年动乱，仔细分析具体事件的详细的情节，有好多事实用荒唐之极的“指鹿为马”来形容也不为过分，我们的中央全会，只要领袖发话，就不问客观事实，不问严重后果，不顾党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全党一起起哄。当时只要有人敢于讲真话，就不得好下场。客观上造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无理性的疯狂。
因此任何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有责任去总结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更是责无旁贷，有些历史事实，比如60年代初的大饥荒，如果我们再不组织力量调查研究，当时有些农村悲惨的历史事实将随着大多数当时人的去世，将会被时间所掩埋，成为历史的迷团。我们有责任把这些历史的事实告诉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从历史的教训中去进一步探索中国的未来，使中华民族再也不走同样的弯路。
二是我们必须清算后28年比前28年到底有哪些进步、哪些成就、当然我们决不能回避问题，我们必须同时清算我们的改革开放还有那些失误。
在这里，我不想对改革开放的空前成就展开论述，我们的媒体每天都在狂轰烂炸，但这样的效果确实不敢恭维，有时甚至有点适得其反。我在这里想着重分析那些造成民众不满的改革开放的薄弱环节，但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承认客观事实，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第一，就算在这些存在问题的领域，其实际状况比起十年动乱时期来说，情况还是有所改善。只是比起我们的发展速度来说，这种改善的程度不能令人满意。二是，要进一步有效地解决和改善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只有在进一步改革的发展过程中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地集中在贫富不均、教育、医疗、住房的费用无法承担。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严重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即使在这些最严重的问题方面，通过我们改革开放的努力，情况也在不断改善和好转。比如，关于贫富不均问题，再困难的低收入者的收入肯定也比改革开放前的十年动乱时期有所改善，至少现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再也没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我们决不能忘记60年代初曾经出现过因饥饿非正常死亡二千多万人的惨剧。
其次，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资料，十年动乱时期的收入差距并不小：当时我们上海到江西去插队落户的知青每天的劳动收入是0.06到0.10元，也就是说，年收入在20到30元之间，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农民比较普遍的收入水平。但当时的国家干部的年收入大多数在千元以上到近万元，如果再加上住房、教育、医疗等干部福利，这个差别最起码也在50到100倍。
我们再来比较城市收入的差别：我本人17岁初中毕业，在家待业整整6年，既不给上学，也没有工作，唯一出路是去农村插队落户，但去农村非但不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甚至比养在家里还要化钱多，到23岁参加工作，每个工作日0。70元，做一天，算一天，每月18.20元。年收入不会超过240元。而且直到改革开放，整整四年没有加过一分钱工资，而且当时根本看不到任何加工资的“希望”。这和国家干部的最高工资比起来，起码也相差三、五十倍。根据《南方周末》2007年8月30日《关于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的问答》中指出（以下数据均为国家干部之间的比较）：
（1950年取消供给制时）最高一级的收入分配较最低一级扩大到了21倍以上。
（1952年）调整后的两种分配标准均统一为29个行政等级，其最高最低的收入分配差距，即级差最大系数，也都统一为25.88∶1。
（1956年再调整后）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差仍然达到了36.4倍。
和解放前国民党政府比起来，以194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
和富裕的发达国家比较起来：英、法、德等国的公务员，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
而根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对城镇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为9.18倍。城乡间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差距为27倍。（当然，我认为这个数据确实应该是有水分的，最起码没有把福利因素统计进去。）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已经从1985年（还不是十年动乱时期的数据）的1.25亿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即便加上刚过温饱线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
以上的数据可以充分说明，和十年动乱时期比较，即使撇去水分，目前的收入差距和贫富不均的情况，不但在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上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而且绝对的差距也并不一定在不断地扩大。
我们再来分析教育领域的情况：前17年虽然大学免费，但当时农民子弟能够上大学的最起码也是“万中挑一”，和现在比起来，至少对农民子弟上大学的人数来说，无论是绝对数，还是按比例，都有了绝对的大幅度提高。更不要说对当时有所谓的政治问题的家庭子女来说，那是绝对地剥夺你读大学的机会，到十年动乱时期，更始剥夺了全体公民上大学的机会。难道我们还有理由能够说今不如昔吗？
再说住房问题，不错，我们目前在住房领域是存在严重的问题，大多数民众确实都买不起房，但和十年动乱时期相比，我们上海市区人均住房不到2平方米（住房面积），估计有一半以上二代以上成年人同居一室，大多数到达晚婚年龄领了结婚证的夫妻还得等上三五年才会有房。三十岁以上大年令结婚户没有房子的到处都是。而目前上海人均住房面积已经二十多平方米。（建筑面积）我们有理由说今不如昔吗？
我上面的分析比较并不想否认中国目前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我在我的其它文章中曾经反复论证这些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反复指出，这些严重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的话，那么，很可能将会断送整个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特别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确实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但我认为最有效的控制和抵制腐败的措施和政策，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劳动下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依靠人民群众的民主力量，来制衡和觉得公共权力。
因此，尽管我国的改革开放存在找许多严重的问题，但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今不如昔”，中华民族没有任何理由应该走回头路，我们中华民族如果走回头路，必然是死路一条。
另外，我们还必须把二大信物请下神坛：
首先，中国已经到了不得不把毛泽东请下神坛的时候了，中国的极左势力正在企图再造毛泽东的神话：据媒体报道，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竟有二十多万人到韶山朝拜，连他的曾孙在他的生日出生的事，在民间也被传为“神灵转世”。因此，通过抗战以来半个多世纪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
直到今天，毛泽东在中国并没有走下神坛，这也就造成了被极左势力利用的机会。
正因为邓小平是批判和否定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发展纲领，才提出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纲领；批判了毛泽东的“一大二公”，“三面红旗”、“大跃进”、“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政策，才提出了“走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的经济政策。因此，在中国，如果毛泽东不走下神坛，邓小平理论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就没法真正深入人心，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也就必然会受到不必要的干扰。
而且，我们要把毛泽东请下神坛，并不是要丑化他，而是要把一个真实的、客观的、作为活生生的普通人的毛泽东还给中国民众。我们既要肯定他老人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也必须批判他在建国后一系列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我们把十年动乱的错误完全归罪于“四人帮”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勇气实事求是地还毛泽东应该对建国后直到十年动乱的错误负主要责任的客观历史事实，那么中国共产党人将会被后人所耻笑。
同时，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现实，也到了不得不把马克思主义请下神坛的时候了。
在建国后前三十年，中国经历了“摆黜百家，独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统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请上了神坛，经历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是碰不得的禁区，所以，也就被今天的极左势力教条主义地
利用其中的某些观点来作为攻击改革开放既定国策工具。
在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走下神坛之前，必须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含和范围作一个界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创文字呢，还是包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我记得，中共中央曾经指出过，毛泽东思想，并不仅仅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言论，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集体智慧，那么很显然，马克思主义也不仅仅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创文字，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那么，如果我们还承认毛泽东曾经犯有三分错误的话，那么这也就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绝对的终极真理，而且也是和其他理论一样“真理和谬误并存，精华和糟粕同在”，仅仅是真理和谬误、精华和糟粕的比例多少而已。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和其他理论体系一样，必须“在批评中继承”，有一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理性地、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那么，马克思主义就自然地走下了神坛。
这样，我们面对极左势力教条地利用马克思主义部分力量原则来攻击改革开放的纲领性国策，我们就可以，也应该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摆事实，讲理论，通过全民大辩论来确认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
当然，我们在把马克思主义请下神坛的过程中，必须同时还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先进的、科学的真理，我并不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走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改革开放过程主要的、法定的指导思想，我仅仅是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不仅仅需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需要世界上一切有利于、适用于中华民族复兴崛起大业的所有科学的、先进的理论体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发展必须承认和容忍思想上、理论上、文化上的多元化。
最后，我认为，我国应该彻底地肃清极端民族主义的流毒，自觉，主动地顺从“政治民主化，经济、文化、科技世界一体化”的世界历史发展主流。
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地遭受外族的侵略、掠夺和蹂躏，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也存在着一种严重的、极端的排外情绪。这也是历史给予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负担；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每每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错失发展良机的根本原因。
比如，同在19世纪末起步的制度改革，我们中国在自鸦片战争启动的清末的制度改革中，正是这种无谓的排外情绪多次阻挠了我们中华民族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先进的制度体系，最终确立了“中体西用”的纲领性国策，使我们多次坐失良机，错过制度改革和工业化的最佳时计，最终把我国拖到了亡国的边缘。而在日本，正是比较彻底的“脱亚入欧”的纲领性国策下，使日本顺利地实现了制度改革和思想、文化上的转型，最终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再比如，二战以后，由于日本战败，经济几乎崩溃，当时他们几乎是遍地瓦砾、食不果腹。但是他们继续贯彻“脱亚入欧”的国策，全面引进“民主宪政”体制，把民主宪政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配套制度，并饿着肚子搞全民教育，二十几年后的60年代，经济又一次起飞，终于把自己的国家锁定在发达国家的行列。
而我们中国，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对付别人时往往高喊民主口号，但轮到自己，无不实行集权管理体制，最终，把中国拖入十年动乱的灾难。
直至今天，改革开放为我们开创了又一个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但还是有人把已经反复通过各国人民的实践证明的，塑造了唯一模式的发达国家的“民主宪政”的制度体系，当作西方文化，并以“中国特色”为理由来坚决抵制。
所有这一切历史事实，其中当然有着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但不可否认，民众中存在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在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认清三大客观事实：
一是，在当前的世界上，中华民族没有你死我活的敌人，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亡我之心，那些被极左势力称为“帝国主义”的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主流中，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来达到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产品和利益，他们根本不需要再发动武装侵略就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当然，这个过程往往是互利和双赢的。因此殖民主义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我们中华民族在当今的世界上只存在朋友和竞争对手，既然是竞争对手，就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的最佳结果应该是“双赢”；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有谁真要把竞争对手逼上绝路和死路，那么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而且，必然有第三方渔翁得利。
二是，不管如何，重要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必须争取50年到100年的和平发展时期，来赶超发达国家，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的大业。因此，我们决不能在世界上自我树敌，自己找自己的麻烦，把自己逼上绝路。
三是，如果我必须在竞争中战胜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并在短时期内赶超他们，那么我们虚心学习他们先进的、科学的制度，精神、文化和理论等所有优势，作为我们的武器，反过来对付他们，战胜他们，超越他们，这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必修课题。
也正因为此，我对胡锦涛总书记6·25讲话中把“解放思想”放在突出重要的位子的解读，就是中国需要通过轰轰烈烈的全民大讨论来有效实现“思想启蒙和理论创新”；重新建立正确的理论体系，来对改革开放的实践以正确的、科学的指导，是中华民族能够保持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趋势，以便在最短的时期内赶超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大业。
2007年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