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家国大事能与妇人手中的厨房琐事联系起来，并且有“道”在其中迁移，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对于现代人而言，只要悟性足够，天下间的很多事情更能够相通相习。这也让我想起了经营婚姻和家庭、培养孩子和治国诸事。
古人说，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贵族的言行举止必须有合乎礼仪的规范。这些规范的培养需要有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简而言之，这些家庭都具有一种代代传承的气质和修养。比如诗礼传家，商贾传家，官宦传家，儒学传家等等。这些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传承和承载这些传承的规范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现代社会，有两大问题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是离婚率居高不下，二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很多婚姻专家都开出了药方，甚至各地政府都出台了政策条文，致力于婚姻关系的调解和修补。不管是照方抓药，还是调解和劝和都无济于事。后来很多人将之归结为，社会变了，人心也跟着变了，于是男人和女人就像约翰格雷说的：“一个来自火星，一个来自金星。初次走到一起，情感关系可能面临诸多问题。惟有尊重彼此的差异，才能促使他们开诚布公，坦诚相见，将问题逐一解决。感情成功者的秘密，就在于有效的沟通。”应该说，约翰格雷的盖棺论定是老道之言，但关键是一对差异的个体如何实现有效的沟通问题。越是差异的个体越难以实现沟通，这和是否真诚并没有多大关系。另一个焦点，现在孩子的成长教育也是公众普遍关注和头疼的问题。未成年人在上课时睡觉、聊天、玩手机；考试时小抄、偷窥、换座位。他们不知道如何诚实、如何协作、如何分享、如何担当，他们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他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近网络上又披露了全国学联驻会执行主席考试作弊的事情。可见，我们的家长在孩子的教育方法上无所适从。俗语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我看应改为天下无不是之孩子。孩子的言行都来自于父母以及父母所营造的家庭环境。试问，今天的父母要对孩子实行怎样的培养和教育思路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呢？
令世人关注的两个焦点，在古人那里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传统中国，家族的地位是很突出的。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说：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因此，在中国人的价值系统中，家的意识具有核心价值的作用。它与种族的繁衍、人之永生相联系，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家庭只是家族的一部分。《礼记》说：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济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结婚在过去是为了传宗接代，继承家业。因而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婚姻首先是家族的“大事”，是漫长的家族链上的环节之一，其次才是个人感情的“小事”。故家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今天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传统中国人关于家庭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既要负担家庭的生存又要顾及家族的延续、发展。而要想使这一切变成现实，唯有通过子女的教育，因此子女的教育问题是核心问题。
古人说，无暇之玉，可以为国器；孝人之子，可以为家瑞。是辱门败户还是立身扬名，全在教训。由此可见，子女的教育问题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意义是极其重大的。传统中国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对家庭教育的认识上，还体现在家庭教育思想上。为了实现以血统文化为根基的家文化，主要以“明人伦”的伦理道德教育为内容，这种教育在家庭中首先是从具体的礼节入手，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对儿童进行符合礼节要求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以培养恭谨、稳重等品格。具体表现为：敬父母、守礼让、行立坐卧有姿、起居饮食循规。古人的婚配讲究，门当户对。现在人看来，是不合理的。实际上这种衡量标准的主要目的还是在考究婚姻双方的成长环境和为人品性。
建国后，新的土地政策使底层民众的家族体系分崩离析，被还原成了一个个具有亲疏关系的小家庭。结婚，在现代语意的解释中，是男女双方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以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结合体。其基本原则强调，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传统和现代相比，传统的婚姻胜在稳定，家庭、社会稳定，但牺牲了个人；现在的婚姻则强调个性自由，个人爱好、兴趣的自由发挥。这样责任少了，相应的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就差了。二者是各有千秋，最好是传统与现在的结合，取得个性与责任的协调。就目前的社会现状而言，虽然家族体系消失了，婚姻的形式和内容、日常行为的规范和伦理都有了革新和变化，但传统与现代在婚姻问题上历史和文化仍旧勃发着旺盛的生命力，有其不可忽视的魅力和精髓。所以传统的“丧失”，不过是不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所认可罢了，五千年来所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仍然沉淀在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心中。也因此，新的精神文化体系的重建过程中必须要有传统文化的热情参与。尽管这种“缺失”和“不协调”的代价，是我们整整一代人。
“一代人的标志是时尚，但历史的内容不仅是服装和行话。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他的压力下死于荒野。”（哈罗德.罗森堡：《荒野之死》）是的，一时的迷惘不是永久的无为，因为“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舒婷诗）在家族体系消失的现代社会中，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个性与责任的协调、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孝经》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之道，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时，要彰显孝的始终，就必须把承载传统中国家族文化传承的精髓挖掘出来，充分利用，并贯彻到生活的血脉纹理之中。这些精髓是什么呢？在古人那里，是家训、家范、家风、家学。这些规矩，存在于宗祠家谱中，通过家法来约束和规约子弟的行为和道德。这些对于道德和行为的规范是一个家族文化得以传承的最宝贵财产。用现代管理学的术语进行解释就是“制度及执行力问题”。一个家庭就像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船，只能有一个掌舵者，两个人都想决策，你往东，我往西，船只会打转转。这个掌舵者是谁都有失公平公允，有碍个性的发挥。所谓真诚的沟通，可能是存在的，也可能产生效力，但它不是万金油，放在任何一对夫妻中都能适用。必须建立融合两个人个性旨趣、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和环保低碳应急等现代生活理念的家庭制度备忘录，来规约个性对家庭责任的忽视伤害，来调和夫妻关系，来教育子女。这个家庭制度备忘录用一个更简洁的词汇来描述就是“家庭意识”。要养成为了家庭的和谐、幸福而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态，就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对家庭制度的遵奉来完成。今人形象的把这一过程称之为“磨合”。比如说，父亲一边嗑瓜子一边上网。瓜子壳到处乱分，影响了家庭卫生，令妻子心生不快，孩子看到了必然也会照此行事，喝完牛奶，随手扔牛奶盒。久之，夫妻矛盾重重，孩子卫生习惯令人担忧。我相信，夫妻双方相互监督家庭制度的执行必然会使矛盾消解，沟通真诚，幼教有方，身体健康、家庭和谐、生活幸福。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谈家庭气质的养成。
不惟婚姻家庭的维系需要一个合格的制度和严格的执行力，社会和国家治理也是如此。曾看到过一篇文章，讲述了作者在国外的一次经历：大家在海边钓海蟹，但一旦钓到母蟹都会放生，作者不明白其中的缘由，准备带走母蟹，结果被稽查人员发现并被处以计3万元的罚款。相信这样的教训比多少次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要管用得多，也现实得多。还听说，某所中学规定，洗涮时必须用器具盛水，决不允许敞开水龙头哗哗地任其流淌，否则将被处以严厉的罚款和扣分。久而久之，当大家对这种规则由抵触到接受再到习惯时，节水就成为一种公众意识，违规者也就特别少，担心被罚是一个原因，而更身层次的原因是不愿意被身处的整个群体另眼相待。由此可见，在某个特定的阶段，行之有效的规则对形成积极的公众意识是大有裨益的，而公共意识一旦形成又会超越规则独立存在，并与个体心态相互支撑，形成良性循环。
前些时日，小悦悦走了。国人为之愤怒，强烈谴责那18个人在人性与道德上的冷漠。针对近年来社会上发生的种种此类公共事件，很多人都会说公民素质不高，社会风气使然，等等。所以，现在公众极力呼吁，建议通过立法建立奖惩来解决道德问题。诚然，我国目前尚缺少一部对于公众文明行为、道德行为规约和奖惩的法律法规，但简单的将社会道德沦丧的责任归之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是一种片面的思想。不可否认，素质不高是此类现象的一个原因，甚至是深层次的原因。可仔细想一下，如果把这些现象当作考题列入试卷，相信没人不知道该怎样去得一个高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动却难以“及格”呢？
心理学上讲，人都有从众心态，即把自己淹没在群体当中，不愿“与众不同”，也就因此少了些被视为“异己”的机会，少了些被“首当其冲”的风险。相信每个人在看到白白流失的自来水都会感到心疼，看到路面的垃圾时或许还会想是谁“这么不讲功德”，只是一旦涉及到具体行动时，有人就会说：“别人不去捡，我为什么要捡？”“别人不……，我为什么要……”是从众心态的典型话语，用这种心态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向善心理”却难以躬身力行的原因。而从众心态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我保护的个体心态。现代社会，谁都逃脱不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属性，都要生活在一定的社会领域内，社会领域的秩序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意识的积极与否。积极的公众意识会对进入公共领域的每一个个体形成一种制约与促进，“蓬生麻中不扶不直”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从另一个层面讲，个体心态是组成公众意识的基本因素，若每个在公共领域内的个体心态仅仅停留在自我保护而非积极维护的层面上，由此促进的就是平庸的公众意识而非积极的公众意识。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种平庸的公众意识。而此时，严格的规则与规则的严格执行就十分必要。
现在，在网上，普通人可以买到一个守法公民的所有信息，保险部门可以买到所有车主的信息，开发商可以知道大部分有能力买他们房子的人员信息，甚至很多电信运营商都涉及到泄密。就是因为道德和行业规则已经无法对金钱衡量一切的社会产生约束力了。于是上行下效，谁还会相信什么诚实守法，公平正义?再比如，对于县域经济评价的“文化竞争力”这一项。多少县域经济有能称得上文化的东西？除了四处拼凑张冠李戴就是借鸡下蛋胡乱安插，某县是某名人的故乡，这样的县就能代表这个名人的文化和素养？更有甚者，还以丑为美，比方四川成都的平乐古镇正在打造什么‘私奔圣地”。相传是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的地方。不宣传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竟然宣传这些腐朽的文化，这也能叫发展！
那些嚣张猖狂的犯罪分子，那些自以为是的富人们，那些往牛奶里搀三聚氰胺的家伙们是不是丧失了良知，丧失了做人的基本原则。这些情况行政力量一点也不掌握？某些领导一点也不掌握？可是一些发生的情况，竟然到公众聚焦了才曝光。公安机关的情报、耳目都到哪去了？海恩法则说，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个法则说明了两点：一是事故的发生是量的积累的结果；二是再好的技术，再完美的规章，在实际操作层面，也无法取代人自身的素质和责任心。是制度还是领导在主导公权力的意志，老百姓心里自然有杆秤。长此以往，怎么取信于民？
很多制度在执行过程中，表面上做到了公平公正，但是还没有实现透明和规范。可以想象，一个行政区域在运作中，尤其是资金的运作使用上，可能要有百亿千亿的规模。这本身就是一件比较恐怖的事情，就好像是一艘万吨巨轮在内河行驶，要是船长不按操作守则行事，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执行原则，随时都有可能搁浅。规则既然制定了就是让人遵守的，不然还有什么意义呢。又是规定假唱罚款，又是自己掩耳盗铃蔑视规则。产生的后果无非有二，一是特权思想，谁的声音大，谁就能超越规则，甚至役使规则的力量。二是，权力失去了控制。现在很多政府领导总说不能即当运动员又当教练员，可是靠当前行政体系中的事后评级机制去开展工作监督工作显然也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就好像是某位核心球员的作用，不仅是得分进球能简单反应出来的。所以要想使制度行之有效，就必须打破领导主导权力部门行为的特权思想，有公众的无数双眼睛在公权力执行过程中的监督。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教育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教育事业且不谈，而思想道德，很多地方都成了一纸空文，
基本没有量化的标准。对于文明行为的规约和量化是机关部门中文明办的职责范围。然而，我们审视全国各地各级文明办的法定职责，却发现除去一些本地特色和自身运行的一些规定之外，也就以下这些内容：调查了解贯彻上级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示精神的情况，研究分析本地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向主管部门反映并提出工作建议；拟定本区域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协调本地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和精神产品的生产；组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各种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负责评选、推荐、表彰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总结交流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经验。总结起来无非，做做规划，提提建议、搞搞活动，表彰一下先进，交流一下经验，总结一下思路这些花架子。通篇充斥着指导性、建议性和一些据说能起到彰显价值观的活动。这些工作闷头在办公室里就能鼓捣出来。于是在现实中，从中央文明办到地方文明办，大多不没事干。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提倡创新工作思路。对于文明秩序的维护而言，什么是创新？我觉得就是少搞一些表面文章，把常规性、日常性工作拾起来，通过制定具体的量化标准，通过具体的执法行为来监督公民日常的不文明、不道德行为。照此办理的话，从上到下文明办恐怕早就忙得脚不着地了。在具体的举措上，文明办可以借鉴外国的经验，通过公共场所无处不在的摄像头，把随地扔垃圾、闯红灯、随地吐痰，垃圾不分类等等，全都拍下来。地方文明办和每个街道的文明办公室一起，负责将那些习惯不良人员的档案进行整理，对他们的不文明行为进行归类。每周让这些人员到文明办报道。让这些处罚的人穿着制服到自己犯错的地方教育别人。
无论是婚姻的维系、家庭的和谐、教育的方法还是社会风气的拯救，无不是制度和执行力的问题。对于此，古人的解决办法，精准老道，实在不可小看。为什么传统中国人能够有这样的智慧？而我们今天的人却解决不好这些问题了呢？是现代人的智慧不如古代人吗？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所有问题的症结还要归究于生产力的问题上来。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因此传统的主流思想认为，人们对于物的需求量维持一个温饱就可以了，“仓廪实”自然就要要通达践履礼节——人和人交往的礼仪规矩。把精神生活架设在一个较低的物质生存基座上。不不光如此，传统中国人，对人与物的异化抱有深深地警惕，他们把物与器脱离了使用价值的功能主旨，进于中国人追求的“道”，寄予了文化理想。而近百年来，科学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着惊人的变化，不断冲击着、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观念，人们乐观的消受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的充足、享受和生活的便捷、愉悦。这使社会群体对生产力极端迷信，对科学技术持过于乐观的看法，认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毛泽东同志还说，人心齐，泰山移。而这已经违背了科学规律，表面国人的技术崇拜已达到“盲目”的地步。反观传统中国人，他们奉行中庸之道，凡事并不执着、极端和痴迷，才善于总结和发现事物的本质和道理。
因此，对于当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其关键还是对生产力、对科学技术、对人与物的异化是否抱有清醒的认识问题。公众对科学技术持较为理性的态度，既不盲目乐观，也不轻易排斥，在支持的同时也能够清醒地看到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而这才是构成科学敬畏的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