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共中央通过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中国发展到新阶段后对社会变化做出的新回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经济结构的变化一定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中共在文化改革上的努力，似乎能够说明上述道理。但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除了深刻的经济社会变化以外，还存在四个亟需应对的背景式问题，这四个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回应，那么政治体系、社会安全甚至中华民族的发展都要受到掣肘。
一是要应对不断加速的“城市化”问题。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当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80%，在2050年将达到86%；中国大陆在2010年城市化率约为47%。按照模型预测，2009－2020年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个百分点，可以推算，城市化的临界点极有可能在2013－2015年间出现。
城市化时代的来临，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是全新的经验，挑战也是结构性的。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在城市化临界点出现的时期往往是社会问题多发时期。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发达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四大冲突：一是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冲突，城市化的扩展肯定会带来人地之争、人与环境之争，人类对城市化生活的盲目选择，甚至到了“筑城为牢”的地步；二是“道德文化冲突”，城市化往往会加剧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的躁动，各色人等集中向城市流动，促使城市成为“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中心地带，城市很容易成为“犯罪、毒品、暴力、色情”的集聚区域；
三是“阶层（种族）冲突”，城市化既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又将贫富差距带到了城市前沿，在利益分配失衡的条件下，极易引发不同阶层和族群之间的矛盾；四是“官民冲突”，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代，恰恰又是城市管理体制再造的时代，面对城市发展对公共事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官员极易受到利益驱动，与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造成利益垄断和对普通市民利益的冲击，久而久之就会引发较强的官民冲突。可以预想，城市化给中国带来的将是全面的、深刻的和根本上的挑战。
二是要应对不断加速的“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有效控制了中国人口的增长，但又加速了老龄化的进程。随着生育水平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增长，中国社会已经转向“重度老龄化”。目前，中国大陆老龄化已经达到13.26%，农村老龄化尤其严重，达到了15.4%。到本世纪中叶，将有4.38亿老年公民，这大大超过美国的人口总数。
“长命百岁”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追求，但是在“长寿时代”到来的今天，中国显然并未做好足够的应对，甚至出现了“未富先老”或“未备先老”（没有准备就进入老龄化时代）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无法全面跟进、养老金准备不足、国家财政压力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传统养老方式不断受到冲击，老年事业无法得到全面发展。人们在期盼长寿和恐惧老龄化压力的悖论中，战战兢兢地行走在风险社会的路上。
三是，要不断回应的“民主化”诉求。前几年，在中国大陆兴起过声势浩大的普世价值讨论，论战双方无论是站在何种立场上，都无法否认，民主与自由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只是实现方式各有差异。即使是执政党及其领导人也在公开场合，多次呼呼进行政治改革，明确表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当年，俞可平先生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文章，曾经引起大陆知识界大范围的讨论，有人甚至乐观地以此解读“中共推行民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如今，时间已经过去几年，执政党虽然已经提出“由基层民主而高层民主、由党内民主而人民民主”的改革路径，并且进行过相关试验，但是，民间特别是知识界对民主化的诉求热度并没有消减。
环顾全球，在北非、阿拉伯甚或最近利比亚卡达菲的倒台，都以不可阻挡的力量证明，人类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虽然历经波折，但是脚步并未停歇。我们注意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中提到：“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的环境里，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不论马先生是否有向大陆“抛议题”的考量，也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反射到大陆社会，由经济民主而社会民主最终推动政治民主化的路径，想必是无法阻挡的。这一点，久经考验的大陆执政党肯定也能洞察其理。问题是，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形式、怎样的速度来回应社会内部“民主化”的诉求，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大党和多民族的大国来讲，无疑是极具挑战性和需要大智慧、大气度来面对的。
四是要郑重审视“环保”议题。中国大陆30多年的发展是引人瞩目的，但是也是代价沉重的。虽然学界一直在警告，要避免走西方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但是面对GDP主义冲动，中国显然无法打破上述路径的魔咒，导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环境的破坏亦非常严重。当年北京奥运会，国外选手戴口罩入场的镜像，无疑是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一种“嘲讽”。没有环境就没有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的发展就没有任何意义，一个连自己生存环境都不珍惜的国家和民族是十分危险的。可是面对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压力，中国大陆如何面对环保问题，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维持平衡，这需要整个中华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
上述四大问题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不容回避的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也是人类社会不容回避、共同面对的课题，亟需理论界和实务界予以充分的重视。
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形式、怎样的速度来回应社会内部“民主化”的诉求，对于中共这样一个大党和多民族的大国来讲，无疑是极具挑战性和需要大智慧、大气度来面对的。
作者是中国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政治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