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外媒认为发现了文化“软实力”的作用。其实，这种发现并非自今日始。发现之后，怎样运作？此类问题以及相关问题都须合理而审慎地思考。转金元浦先生一篇小的旧文《文化是一种资本》，以图受些启发。
过去时代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很少考虑文化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际上许多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学今后应当研究战后时期经济学理论的一些缺陷，特别是过于依赖那种把社会、心理因素排除在外的理性数学模型的现象，而必须关注文化对经济的充分的影响。
那么文化究竟怎样影响经济呢?有的从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着眼，有的则从企业文化等具体实践出发。著名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认为，文化影响经济结果的方式主要有三类：
其一，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率。借由增进群体共有价值的方式，使群体成员得以进行经济的生产程序。举例来说，如果这些文化价值有助于更有效的决策、更快速及多样化的创新，以及使行为更能因应变迁，那么群体的经济生产力最后将会导致更好的财务结果（以公司为例），或更高的成长率（以整体经济为例）。
其二，文化会影响公平。例如，透过不断灌输像关怀他人这样的共有道德原则之方式，并由此建立使关怀得意表达的机制。如果为了后代着想的道德责任能被大家接受为一种文化价值的话，那么在社会为一整体的情况下，我们从跨代平等里即可看到文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文化对公平的影响会呈现在群体的资源配置决策上，如此，其成员可达到公平的结果。
其三，文化会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在小群体的层次上，以个别厂商为例，照顾员工即关心其工作环境或许是该公司的文化之一，而这些价值可能会对公司获利或其他经济目标造成不利影响。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文化价值有可能与追求物质进步完全一致，并借此赖判定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成果为成功或失败。而另一方面，有些社会的文化并非只追求物质成长，而是追求非物质目标，例如生活品质，如此将会影响经济成长的步调与方向；在此情况下，界定“成功”与“失败”的准则就会与前面的例子不同。
索罗斯比从宏观与微观、不同文化观念对经济的“正”、“反”影响来探讨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马克·卡森则主要从比较具体的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来进行探索。他试图找出影响公司之间关系——如合作或者竞争关系的文化因素，以及公司内部关系——企业文化、企业的组织行为对经济的效益——长期的和短期的影响。
其实，不同的文化理念、不同的企业文化的设定，对文化要素对经济效应的影响的评定起着重要作用。同一个影响，有的可能做正面评价，有的则可能做负面评价。有的一心追求当下效益，有的则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和远期效益。
人们对创造性的日益关注，是对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步伐日益加快的回应。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已经在新经济中创造财富并在急剧变化的时期满足着人们的各种需要。面对信息经济的全球化与网络空间的国际化，各国都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对文化这个概念进行全新的定位和评价。信息经济正面对文化的种种挑战。
实际上，今天的文化产品与其他物质性产品在性质上和形态上是全然不同的。文化（文学、艺术、设计等）创意产品具有使用的多次性，尤其是精神产品的享用具有无穷性，而且越是使用，其价值就越高，越是使用得多，其增值速度也就越快；而物质性产品则会因使用和消费而消耗，其价值是递减的，其最典型的例证便是那些一次性消费的产品。一栋房产，作为物质产品的它在使用中会逐渐破损直至废弃，其价值会随使用性减弱渐趋于零；而作为艺术性精神产品（如某些艺术建筑）则具有精神享用的无穷性，其价值反而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递增。
过去，工业革命以来甚至是战后的经济学一直坚持认为，关于创意理念和文化产品形式的经济学现象与用于矿业、冶金、矿产、农产品或大众消费产品的经济学现象是大致相似的，一般都用相同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实际上，与汽车、牙膏、家用电器或纺织品不同，信息产品的消费并不会使产品耗尽，使其价值逐一递减。相反，每一个产品都能为很多人重复使用，并且会随着使用的增多而变得更加具有价值。一件诸如轿车、冰箱或计算机之类的工业产品会因使用中的损耗而贬值，而某种信息或文化艺术产品恰恰会有完全相反的结果。一部电影、一本书、一个电视节目、一款游戏或一件软件产品的使用者人数越多，越受人们的欢迎，其价值就越会不成比例地增加。这就是自商业出版开始兴起，电影和电视节目、当代流行音乐艺术等视听产品大量面市以来的实际情况。但这种对文化产品独特性质的相关评价过去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研究中基本上得不到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