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科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许多学者由为学者的奴隶与为奴隶的学者的统一，变成了单纯的为奴隶的学者。具体表现在，许多学者有了“独立”人格，不再依附于政治家，即不再是政治家的家奴--不再是为学者的奴隶。但他们仍然是思想的奴隶--为奴隶的学者，只不过抛弃了过去的思想主人，改换门庭，投奔新的思想主人--由言必称马克思，变为言必称老祖宗或外国人。
科学研究的方法无非两种，一是观察（包括实验室中的观察），二是逻辑推理。而技术是基于科学发现对规律的综合利用，需要试验和对比，最后根据结果进行选择。但我们的人文社科学者既不去观察（中国文人一向蔑视实践，不屑于同劳力者为伍），也不讲逻辑（连逻辑学家也概念混乱），只是编辑理论权威的话语（包括老祖宗和外国人）。至于试验和对比，他们更不屑一顾--学者只关心理论、实践与他们无关。这种所谓的学术只不过是“抄术”，是伪学术，并且是奴隶的“抄术”--因为学者们迷信到不敢有半点怀疑。
学术界这种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这就是儒家文化传统。两千多年以来，在孔半仙老二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一直在通往奴役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从单纯的自然界的奴隶，演变为自然界和帝王将相的双重奴隶，再发展成为自然界、帝王将相和思想家的三重奴隶。并且，自己还要不停地反省这奴隶当的是否合格、是否优秀，还要经常自我批判。
中国历史上一向没有平等意识，要么主子（奴隶主）、要么奴才（奴隶），没有第三种选择。帝王家和思想家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对立的只是具体方法。譬如，孔老二和秦始皇，表面上势不两立，实际上在奴役人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手段的侧重点不同奴隶与为奴隶的学者的统一，变成了单纯的为奴隶的学者。具体表现在，许多学者有了。前者侧重于思想奴役，后者侧重于行为奴役；前者侧重于道德说教，后者侧重于暴力镇压。二者的统一性在汉武帝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即孔老二的思想--“废拙百家，独尊儒术”和秦始皇的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