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在经历了30年之后，目前处于两难和困境中：一方面苦于市场机制的不够完善和不到位，所以市场化的改革要进一步深入；另一方面苦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市场机制的并发症和后遗症逐步出现，而相应的对冲机制还未建立，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
30年前中国改革的方向是在社会主义体制内引进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释放人们的积极性，以此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可以讲没有中国的改革，就不会有中国的开放，没有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而没有经济全球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经济奇迹的出现。改革开启了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进程，而开放自下而上，由外及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改革，这是一个互动与共进的过程。
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开始转移到中国的企业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然后渐渐上升到中高端产业。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其次，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推动了国内经济结构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首先是外资公司大量涌入中国，它们给中国带来了资本，现代化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理论包括市场运行机制。当然它们进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利润，而不是帮助中国。在中国多元化经济结构中，它们控制高端的技术，全球的营销体系以及利润的大部分。其次，中国入世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大部分源于中国国营企业的转制，它们快速发展始于中国入世，由于入世，中国民营企业承接了全球中低端产业从高工资发达国家向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使其成为中国制造的基础，可以讲没有民营企业，就没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制造，就没有中国崛起。其三，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拉动了对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的需求，而这就推动了中国原有国营企业的发展和活力的恢复，因为它们大多掌控中国的经济命脉，由此它们获得了巨额垄断利润。最后，中国入世推动了中国城镇化进程，大量农民工进城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
其三，中国入世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加快了中国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改变。由此外部动力推动的变化是由下而上，由外及里悄然进行的。
市场机制是一个完善的逻辑体系，一旦引进，它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和游戏规则展开，它要求人们服从市场的信号，要么生存，要么被淘汰，或者付出巨大的代价。入世十年，市场规则已经深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原来的单一型向多元化发展，由政府全包转为政府与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和互相分工。可以毫无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这是市场的奇迹而非政府的奇迹。
30年之后中国的体制已经不是完全计划体制，而是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辅导的混合体制。
两者规则不同，运营方式不同，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来自政府的种种威胁，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未来能不能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中国当下的社会，本质上而言，并不是以公司为主导所推崇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权力和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仍然具有绝对的主导权。中国的繁荣来自公司的强大，但要确保中国持续的繁荣，不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不真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真正实现保障一切私人主体权利的法治，不建立公民社会，恐怕是不现实的。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又苦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市场机制的并发症和后遗症正在产生和扩大。30年前改革的战略是让一部分人首先富起来，现在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但是由此社会贫富差距正成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同社会群体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已经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转型非常关键的一个趋势，而且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越分配领域，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指数的估计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也将中国和东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分配结构区分开来，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即使是比起金砖四国(BRIC)，中国的收入差距也仅仅略低于巴西，而高于俄罗斯和印度。而且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因为大量的“灰色收入”实际上并未计入官方统计，使得官方统计大大低估了最富阶层的收入水平。
近10年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还伴随着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增长。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的财富分配格局做出了比收入分配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紧密相关。
其次，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经历社会道德成本的支出。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道德是以个人主义，事实和金钱为核心的，具体表现为功利主义，这从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从80年代的官倒，90年代的“假酒事件”，到前些年的“爱之村”、“奶粉事件”、“黑砖窑事件”，直到现在的“小悦悦悲剧”，反映了中国在变强大，人民在变富裕，但是人们对社会的不安全感却有所上升，道德滑坡的议论日趋常态化，社会的巨大转型对于国民价值观造成了巨大冲击。
有人曾经说，中国人的认同(identity)在改革前以“政治成分”定义，改革开放后则以“经济地位”决定。虽然有些以偏概全，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的认同单一化。而这种单一认同的360度转型对于社会的价值观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我们不能责怪全社会都“向钱看”的倾向，因为这是社会对于每个成员价值衡量的基本标准，在短时间内要实现经济价值就很可能同道德产生矛盾，牺牲道德标准追求经济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
最后，中国旧的与政府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瓦解，但是新的体系尚未建立。经济发展是富裕的基础，但是发展并不能自动导致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需要社会对冲机制的建立。
而对冲机制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民生支出，需要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以及社会民间团体的帮助，但是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并没有足够注意。
在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统计中——类似交通运输、农业、能源乃至邮政等开支，是明确列在“经济事务开支”这个栏目下的，并非福利型开支。公认的福利型开支，只能包括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这三大块。按此标准，2010年中国的“福利支出”实际上为2.6万亿元，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仅为20.6%。美国的宏观税负与中国非常接近，相比之下，美国政府2010年这三项支出占公共财政总支出比例达到59%，而美国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已经是全球公认的低福利国家。
无疑，中国目前的问题来自于两方面，一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和不到位，一是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或者更简单地讲，来自于政府和市场两方面，那么中国改革下一步应该是进还是退呢?显然，中国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不平等，再回到过去绝对平等的年代，因为中国人穷怕了。那么继续向前，发展市场机制，是否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呢?对此我们看一看美国和西方国家就明白了。
美国和西方国家是典型的市场体制国家，他们在市场体制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事实上他们也经历着不断的反思和改革。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既能确保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的平等，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形成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那么，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在哪里呢?在这种结合中，应该效率优先还是平等优先呢?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在争论了一个世纪后被代之于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这一争论，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现在的体制都是市场与计划的混合体制，前者是以市场为主导，后者是以政府为主导，然关键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平等相互补充，相互推动，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混合体制，应该讲这是目前西方与东方包括中国面临的共同选择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