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一位知名的英国华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个趣闻。
某中国高官受邀赴英国访问，英国英中商会举行盛大的招待会，招待会上，主持人兴高采烈地宣布；虽然欧盟的一些国家宣布禁止进口英国的牛肉，但是，今天我们尊贵的中国客人却特地点了一份牛肉，以示对我们的支持。全场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时，英国被疯牛病搞得焦头烂额。看来，中国人颇有外交手腕，“一盘牛肉”似乎大大地拉近了中英关系。不过，那位华人一直留意中英高官吃不吃牛肉，英国人连中国人都点牛肉，政府高官岂有不吃之理，那些英国人就大嚼牛肉，以示对英国农民的支持。这也是政治家作秀的一个好机会。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客人切了一块牛肉，置于自己的盘中，直到宴会散去，并没有吞下，中国人也害怕疯牛病。这位困惑的英国华人对此的解读是：中国人有时候看不懂，点了牛肉却不吃，是典型的说了不干.
其实，只说不干，干了不说，边干边说，不干不说——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模糊，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
让外国人捉摸不透的岂止是牛肉外交。当年法国与中国二汽合资生产富康轿车，这款轿车当时欧洲轿车比赛拿过设计大奖，它的流线设计，风压着轿车，开起来越快越稳。就是这样一款现在看起来大众得不能再大众的轿车，当时法国人疑惑中国人能否买得起，中方的解释是：中国的集团消费力庞大，法方认为：自己的这款车不过是私家车。中法双方的矛盾一直很大，法方在在投资上不愿意加大力度，也不愿意投入新车型，贻误了做大的时机。
外国人喜欢做市场调查，调查出来的结果常常与中国的现实相悖。中国的现实是，如果对中国的人文文化，官场文化不了解，很难说用数字就能解释清楚。比如：用车，前几年，中国最大的消费群不在民间，而在集团购买，什么级别用什么车，一旦被列入官场的采购单，你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再有，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强，什么好车中国人都敢用。在加拿大，香港，开世界顶级轿车的大多是华人。中国爆发户的钱来得容易，什么不敢玩！
外国人对中国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比如：按数据，不可能有那么大的消费量，可中国偏偏不。按性能价格比，按理性消费观，中国本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现实却是突飞猛进，难以预测。
近几年我的观察是：好大喜功也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何以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也在推动中国崛起？
公共选择理论把理性经济人假设也用到政治领域，在政治市场中，交易的主体是政治家和选民，内容是权利与福利，媒介是选票，政治家通过管理国家给老百姓福利，由此取得老百姓的支持。在中国不完全是选票政治。上级对下级的考察很重要的是看有无政绩，政绩最形象的表达就是外在的光鲜，外形漂亮似乎就成了现代化的标志，有了这些才容易被提拔，所以才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就是我们今天对官员的激励制度，这种激励使官员更加主动，以更豪迈的热情抓经济，抓大项目，抓城市建设，从而也形成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
按性能价格比，也许模拟手机还可以用，但短短几年，模拟消失，全是数字。按技术可靠性，可能应该选高速轨道交通，但政府一定要选磁悬浮，虽然磁悬浮在德国也还没有商业化。因为磁悬浮代表最顶级的技术，可以使城市更有现代感，可以提升城市形象。虽然大连这个城市严重缺水，政府甚至关限制桑拿这个废水行业，但是却铺起了更废水的草坪，花园城市的美誉成为中国城市的样板，全国各地都学大连，种草，种花，修广场，有的地方连乡政府都修起了广场，连重庆这个炎热的城市砍掉树木换上了草坪，不知百姓到哪里去乘凉？事实上花园城市的成本之高，反而使外商却步，但是外形化的政绩却是第一要务。
好大喜功的政府行为，除了官员政绩考核的简单化以外，还有历史渊源。君不见，中国历代的地方官吏不一定懂得行政运作，但一定是诗人，诗人官员处处可见。韦伯说：中国古代的官员一半是官僚，一半是诗人。北大的贺卫方把它叫做非专业化的统治。
再加上毛泽东喜欢诗歌，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深深地影响了一代一代的官员，毛主席“截断乌云云烟，高峡出平湖”就有了三峡工程，今天的地方官员动辄要建“美国的纽约”，动辄要建“硅谷”，动辄要建一个“北方的香港”，哪一个不是豪气干云，气宇轩昂，唾沫滔滔！这等豪迈体现在政府行为上，就会求大，求新，求举世瞩目。
好大喜功也罢，异军突起也罢，有一个问题再也不能忽略了：弱势群体。中央越来越重视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举外国政府管理的例子。对家乐福这样的“恐龙式”超市，市政当局有这样的规定，周末关门，只让小店开门，让小店也有生存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政府行为却是好大喜功，动不动就连锁，动不动就要引进沃尔玛，动不动就鼓励大资本花几百亿建便利连锁店，这样的业态杀伤半径之大，几乎打破升斗市民的饭碗，挤压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使得他们更成为社会的边缘人。在好大喜功的同时，应该扶持那些中小企业，应该设计那些让弱势生存的流程。只有这样，才会建成一个协调的，和谐的，没有激烈的冲突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