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去山西旅游，从太原回来时，大家提议顺路到大寨看一看吧。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热烈响应。
想是“大寨”这个曾经带有光环的名字激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从太旧高速路下来，到大寨的路并不难走，路虽然不宽，但路面质量很好。想当年，这条路上每天都车水马龙，高峰时一天有几万人到这里参观朝圣，这里曾经是共和国农业的圣殿。
当我们抵达大寨村时，一股失望从心里陡然升起。
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北方小村，村子里不能走机动车。村子很像一个城堡，也像一个大家族的集中居住地。村门口像一个城堡的城门，走进大门，几十处房子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村大门边是一幢二层小楼，那是村委会的办公所在。村委会对面墙上张贴着村里的财务状况，这就是村务公开。从数字看，目前大寨村不算富裕，村里去年收入40余万元，支出39万元，节余1万元。
大寨村今日旅游的卖点是陈永贵故居。
这是一幢典型的山西民居，坐西朝东，正房之外的南侧是两间偏房。陈永贵一家人当年一直住在这个院落里。我们那天去得很巧，陈永贵的孙女恰巧在，因为当天有位将军参观陈永贵故居，作为陈永贵的亲属她特地从昔阳县城过来招呼一下。她是一位彬彬有礼、行事低调的女孩子，皮肤很好，模样很端正。我们特意买了一本有她签名的《陈永贵传》。
陈永贵家的陈设很简单，基本上没什么家具，这反映出陈永贵的简朴。事实上，陈永贵在身居高位之后，也依然保持着简朴的本色，户口依然在农村，依然拿村里的工分。
最吸引人的是墙上挂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中可以窥见陈永贵当年的风采和风光。
照片里的陈永贵笑得那样灿烂，他和毛泽东、周恩来握手、交谈，陈永贵笑得那样开心、那样自然。那种笑里透出陈永贵的朴质、从容。毫无疑问，陈永贵是干出来的劳动模范，劳动是他的资本，有了这种资本，所以他在任何场合都能从容自居。
当我们站在大寨村后的高坡向东望时，只见一片片精致的梯田，一棵棵玉米在梯田里亭亭玉立。大家感叹当年大赛人战天斗地的豪迈情怀，感叹大寨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那一处处梯田、一株株禾苗都是大寨人用汗水冲出来的、用汗水浇灌的。
其实，大寨当年在全国农民心中名声并不好。原因是，当年掀起的学大寨风潮中，很多地方搞形而上学，在平原上也修梯田。累得社员们直骂娘，最后收成也没提高多少。
大寨作为山西特有地理环境下的经验典型，拿到全国推广，有些形而上学了。陈永贵，作为一个劳动模范是当之无愧的，但进入政治局、国务院，主抓全国农业，也有点离谱了。
而事实证明，陈永贵确实没有治国之才。当年华国锋向他求计于农业问题，他的回答是，全国有一半的县像昔阳一样、一半的村像大寨这样，中国农业就上去了。
于是，神州大地又掀起一轮学大寨热潮。
事实证明，大寨经验指导不了全国的农业实践。
陈永贵荣升党和国家领导人，确实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甚至可以称为怪胎。
这种政治怪胎也只有在当年那种政治体制下才会出现。当年，中国政坛新星闪烁，政治火箭乱飞。今天是造反派小头头，明天就可能入主共和国权力中枢，今天还在田间劳作，工厂做工，明天就能登上庙堂之高。今天还在庐山之顶指点江山，明天就沦为秦城监狱的囚犯。治国如同儿戏，高层更迭像走马灯一样。
领导人的最高指示比封建皇朝的圣旨威力还要大，但其离谱程度却远远过之。
那是一个建立在个人崇拜、全民造神基础上的非理性政治制度。权力全都集中在伟大领袖手中，领袖放个屁，也被万民视为圣气。
这种非理性政治制度把集权效应发挥到极致，不同意见都被视为反动言论、政治异见，要被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集权体制下，全无政治秩序、政治理念可言，政治生活一塌糊涂，全凭最高统帅的喜怒好恶。
人民只是获得了一些拥护伟大领袖的自由，获得了任意打击非领袖路线人物的权力。那种所谓的民主是一种伪民主，根本没有对最高权力者的制约，甚至没有评点国是，议论时政的自由。本质上，最高权力者送给了普通百姓一顶空洞的革命帽子，给了普通百姓整治非领袖路线干部群众的自由，而获取了万民的崇拜和支持。
陈永贵进入权力中枢，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他是一种符号，这个符号代表的是农民，他进入最高权力机构是想告诉人们，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当然他是一位极端崇拜最高领袖，并被领袖看中的农民。他进入权力中枢并不代表农民有了话语权力，有了代表人物。他的才智决定了他的话语能力很低。他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和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