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种构思——拘住小说家心思的是人，而不是事。
屠格涅夫说，一部小说开始时，几乎总是先有一个或几个人物的影子，他们在他眼前浮动，像真的又像假的，并以各自的方式，按照自己的特点，祈求他的关心，引起他的兴趣，祈请他的同情。这样，在他眼中，他们像是disponbiles（法文：空闲人员），可以遭逢各种命运以及生活中的各种际遇；他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然而仍必须为他们寻找准确的关系，那种能最充分地表现他们的关系；去想象、创造、选择和组合那些最有用、最足以说明那些人物的情境，他们最可能引起或感受的各种复杂状况。那个人、那几个人，日夜萦绕于小说家的心头，使小说家无法摆脱他们，直至写成小说用文字将他们固定住。
像事情的发展一样，人物的前行也是有内在逻辑的，小说家只要把握住逻辑，然后顺着人物走下去便是。这一过程类似于一个迷恋鸽子的孩子放飞他的鸽子：他一心想看到鸽子的飞翔，于是，他将它赶起，鸽子扇动双翅，直飞蓝天。这只鸽子也许领会了小主人的欲望，因此在天空下开始风姿万变的飞翔，或一副直线千里的样子，或旋转不停，一忽翻滚，一忽随风飘荡，一忽又仿佛要给小主人一份担忧与恐慌而远走高飞，但就在小主人几乎绝望时，它又慢慢地出现了……。小主人由着它——也只有由着它，它才能飞出应有的潇洒。
沈从文先生向人们诉说了小说创作的一大秘诀：贴着人物写。
写人物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写人物的命运，一种是写人物的性格。前一种相对于后一种，小说家似乎有更大的设计空间。他有两个思维取向：一是这样一种脾性的人可能会与什么样的命运相遇，一是这样一种命运会怎样影响和改变那个人。命运就是一种突然改变了的境况——一切都改变了，这个人物将会如何？不管是因为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会遭遇这样的命运还是命运从天而降强加到身上，这个人物都将会有所变化。小说家要琢磨的就是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倒是可以预想的，也就是说：小说家可以为了他欲要达到的效果（诸如思想的深刻、富有震撼力、暴露人性等）来合理地设计命运。这就如同建造一个实验场，看一看这个人物在此处境中朝着哪一方向演化而去。同时，命运的设计，也含有对存在实质的隐喻：人永远是命运的产物。但不管是何种情况，小说家还是得考虑人物前行的合理性：他在那样一种命运（自遇的与天降的）之中将会如何表现。
写人物的性格更是一个顺流而下的过程。小说家可以对这个人物的性格先有一个大概的设定：这是一个一向优柔寡断的人，为人处事谨小慎微，但后来因为一连串的残酷事故的发生，使他变得十分决断，甚至一意孤行。一旦进入细致的构思过程，这些设定可能会有所改变，但，这些设定是必须的。性格不是空洞的，它必须依赖于这个人在某些事情中所作出的举动、并由这些举动而得以显示。写性格需有故事，它们一个挨着一个，组成了人物的性格历史。在编织这些故事时，小说家经常性的一个意识便是：它对于那个人物合适不合适？这多少有点量体裁衣、专门打造的意味。
以写故事为主的小说，一般都有一个基本故事，或者说，是围绕着一个核心事件而展开的。发生、高潮、结局，只是一个事件的全部过程。而以写人物为主的小说，它的故事往往是零碎的，是一个又一个并列的大小不等的事件，它们之间并无联系，也没有因果关系。它们是一间又一间的房子，这些房子是独立的，它们的用途是分别展示人物性格的不同风景。如果说，它们也属于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人物性格就是这座有着无数个房间的建筑的大梁，是这根大梁将这无数的房间统一在了一起。《呼兰河传》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这部百读不厌的长篇，显然是属于写人物的一路。它的故事或许也很精彩，但这无所谓，因为，故事的精彩并不是萧红的目的──目的是写人，主要是写“我”与祖父，还要写其他许多人物：父亲、团圆媳妇、有二伯、老厨子、开粉房的汉子……。各人有各人的故事，而不是共拥有一个故事。以写故事为主的小说，其中人物，共享一个故事的资源，而以写人物为主的小说，常常是每个人独享一份故事资源──那个只故事属于一个人所有或者说是属于一两个人所有。我们从《呼兰河传》中可以看到的是一番小农经济的景象：各有各的地、各种各的田，而在那些以写故事为主的小说中看到的则是一个集体农庄。故事──大故事，是一片广阔的没有分割的大田，所有的人都得在这块大田里劳作。《呼兰河传》中的“我”与祖父虽然拥有全部的故事，但这些故事又分别属于他人，当然也有一些故事是只属于他们祖孙二人的。他人的、自己的，这些故事都是可以各自独立的。祖孙二人则是从田埂上走过，将所有的田野风光都一一看在了眼里而已。
如果说以写故事为主的小说都是可以被复述的，那么以写人物为主的小说则不都是可以被复述的。许多以写人物为主并堪称经典的作品，当我们提到它们时，都会说它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觉得就在提及的那一刻，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又全都立即复活，眉须毕现、呼之欲出，然而，当我们试着去复述时，我们则无法进入具体的情景，我们只能抽象地、概括地去说那些人物，偶尔说到一些细节。但，他们又分明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比如说《边城》。说到它，我们马上想到翠翠与她的祖父。他们的形象十分鲜亮。但这部小说却又是那么不容易被我们所复述。这一切说明了以写人物为主的小说是可以不必讲究故事性的。只有故事是可以被复述的。假如那个人物也是可以被详细复述的，那么必定是那个人物生长于一些出色的故事之中。
到了现代主义这里，则将重心转移到了人物的心灵世界。心灵世界，这是现代主义留给小说的一笔丰厚的遗产。
在现代主义诞生之前，心灵世界是被深埋于地下的千年中国编钟，我们是听不到它的声音的。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部分存在，就更谈不上意识到它的价值了。小说没有注意到它，年复一年，它就沉卧于岁月的荒草之下，白白地被腐蚀着。现代主义在一片严谨的秩序中脱颖而出。它避开了传统的眼光，将注意力内收，此时，它发现了这个神秘的、丰富无边的、一言难尽的心灵世界。
从前的小说不是没有写到内心，写到了，西方小说还以自己长于心理描绘而洋洋得意，但那是一个被秩序化了的内心。一切心理活动都是有序、有条理的，写它的方式也是格式化了的。这是一个被小说家因刻划人物的需要而改造甚至是歪曲了的内心。心灵在实际状态中，根本不是这样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活动的，它所包含的内容也绝非这样少得可怜。
这是一个灰色的世界，甚至是一个黑暗的世界，越是底部就越是黑暗。但，它经常闪耀着亮光，这种闪耀是无规则的、混乱的、难以把握的。当人类已经可以叙述十分复杂的物质世界时，却至今也说不清楚心灵世界。我们无法追究过去的小说究竟是因为了什么而未对心灵世界加以关注，难道就是因为它的混乱、无从把握吗？
巴尔扎克传统终于受到了怀疑。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与批评家们开始调侃“神圣” 的人物时代：“在那全盛时代，小说人物真是享有一切荣华富贵，得到各种各样的供奉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他们什么也不缺少，从短裤上的银扣一直到鼻尖上的脉络暴露的肉瘤。”他们指出，从前的文学评论家们只会干一件事，那就是引导小说家们走巴尔扎克之路，去“叙述一个故事，从这故事中可以看见一些人物在行动与生活”，他们指导小说家们，“一个名副其实的小说家必须能够‘真信’自己所塑造的人物，这样才能使他的人物‘栩栩如生’，而且具有一种‘小说丰满的形象’”。但是现在──他们宣布道，这个时代结束了，“现在，他（指人物）失去了一切：他的祖宗，他精心建造的房子（从地窖一直到顶楼，塞满了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最细小的玩意）、他的资财与地位、衣着、身躯、容貌。特别严重的是他失去了最宝贵的所有物：只属于他一个人的特有的个性。有时甚至还有他的姓名也荡然无存了。”（见张容《法国新小说派》）代之而起的是高深莫测、可被无穷开采的人的心灵。心灵本是人的一部分，但过去小说中的人物却并不包括其心灵。
以人物的心灵作为重心的构思，是一种颇为抽象的构思。小说家不可能像在构思故事或构思人物那样，在脑海中或在纸上画出一条明晰的线索。因为心灵的特点就是一派纷乱。各种念头、各种情绪，争先恐后地涌出，像挤在一条狭小街道上的闹市，人头攒动，一片嘈杂。小说家咀嚼着“结构”这个词，内心一片惶惑。他实在不知道以心灵为重心之后，他的小说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将要写成的小说无所谓结构──无结构也许就是它的结构。故事小说也好，人物小说也罢，都有一定的章法，其运行都有一些基本的线路，而心灵小说则无从确定。心灵一旦打开，就如同草原上的栅栏被打开，无数头饥饿的羊蜂涌而出、四下乱窜。小说家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他刚刚抓住一个念头，但另一个甚至是另一群念头便奔涌过来，将这个念头一下子远远挤开了。他感到无可奈何，最后只好由着羊群散漫地向天边流动而去。
对于心灵，小说家只能有一个大概的意图：通过心灵的释放，完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他不可能描绘出小说的图形，他只是要费一些脑筋，确定下如何结构这种小说的原则。他明白，写这种小说，具有很大的随机性，写完这一部分，再写哪一部分，事先是无法确定的，只有等到进入具体的写作过程，才会有一个排序，而这个排序很可能也是毫无道理的。写这种小说的刺激性，是在进入真正的书写过程之后。
这种写作肯定是不连贯的，就像我们的心灵在活动时从来就是不连贯的一样。是一些碎片，像淘金者看到的在水中飘忽不住的金属。这些碎片互相切割，使所有的具有一定长度的思绪都被切割。这些碎片散落在小说的空间里。但小说家并不发愁，因为他有“读者自动联结”的原则所支撑。读这种小说的读者也是用心灵去读，心灵会有一种在混乱中找到那些被切割的点、并在一瞬间将它们天衣无缝地联结起来的怪异功能。
弗吉尼亚·伍尔芙认为这样一种心灵，是小说家必须光顾的，因为在她看来，这种心灵状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存在状态：“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宛如无数的原子在不停地淋洒着。在它们坠落时，在它们形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的生活时，侧重点与昔日不同，重要的时刻也位于不同之处。……生活不是一副副整齐匀称地排列着的眼镜，生活是一片明亮的光晕，是从意识的萌生到终结一直包围着我们的一个半透明的封套。把这种变化多端、闻所未闻、无从界定的精神世界──不管它会显得何等的反常与复杂──传达描述出来，并且尽可能避免掺入异己之物与外在杂质，难道不是小说家的任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