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渴望和实践是20世纪的世界性运动，是20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五四时代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通过自己的文化选择确立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向，也为20世纪中国确立了一种生生不已的现代化的尺度。
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性的概念，它包含思想的意义和艺术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学来说，艺术上的现代性是没有太多的歧义的理解的，而思想上的现代性则存在着属性和价值的理解差异。这种理解的差异来自于现代化本身所存在的环境和发展程度的差异，现代化是一个线性的历史观念。也就是说，现代化因时代和国情而有不同形态。但是，说到底，现代化又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具有本质的规定性。在一个具体的时空环境中，而且是一种很明确很单纯的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今阶段中，不能对现代化的概念作过于宽泛的解释。现代化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作为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概念，具有不可改变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不可置换的内容。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界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现代性毫无疑问已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意义的概念。现代化既然是一种意义，那么，其思想的内涵是不能忽略的。从思想意识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中存在着两种反现代意识。
自我意识的弱化与人类意识的匮乏
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是传统中国人转化为现代中国人的根本标志，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刚刚诞生之际就确立了这一主题。无论是为人生派文学还是为艺术派文学都努力表现着这一主题。而3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的兴起，从本质上改变了五四文学的主题模式。或者说，革命文学仍然继续着人的解放的主题，但是，它把中国近代以来开始的文化变革倒置，并且将物的变革、制度的变革和思想变革置于一种近乎对立、替代的关系。而且，前两种的变革并未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的主题为尺度展开的。当新的政治权威把五四文学中提出的个性解放的口号确认为历史的局限，而在传统意识之下进行思想的群体性的改造时，实质上已经使中国文学的主题回到了前五四时代的起点处。如果把现代化的本质确定为人的现代化的话，那么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文学的发展，就是以现代化的渴望而进行的一种非现代化乃至反现代化的实践。
当时左翼人士和后来正统文学史对“革命小说”的所谓“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否定性评价，可以视为淡化自我意识的起点。
在“革命小说”中，知识分子主人公最初的革命动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解放理想。这种以婚爱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浪漫的道德追求面对传统道德的扼制，渐渐显示出它原有的脆弱性，因为传统道德有着坚固而强大的政治保护层。于是，道德必然与政治交锋，道德理想追求的挫折也必然转向现实的政治反抗。这里，作家把握住了个性解放向阶级解放转化的契机，显示出个人需求向群体需求过渡的内在逻辑。应该说，在这样一种确实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的生成和强化实在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转化，这是一种生活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
“革命小说”是知识分子阶级意识、情感方式转化的表征。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是个性解放主题与阶级解放主题转化时期的特定交汇形态，包含有知识分子对政治与性爱的特别的浪漫理解。而其后人们对这一情感方式的否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剥夺。在“革命小说”中，主人公对于“革命”和“恋爱”的理解，如果不是从政治学的意义去判断的话，都表现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理解方式。很明显，当时被否定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恋爱” 一种最具个性特征的自我意识。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阵营中，残留着浓重的宗法意识。这种宗法意识从五四时期就与现代知识分子的新生的自我意识本能的对立。丁玲的《在医院中》的陆萍的苦恼就来自于自己的个性意识不能融于周围的环境也为周围的环境所不容。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极端形势也必然对这种自我意识构成限制。政治是一架大机器，它要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固有逻辑之中，要克服一切个别、独出的因素而强化整体功能以保持机器的运转。这是政治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就不能用伦理的和情感的逻辑去判断。当毛泽东们把是否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衡量青年是不是革命者的唯一标准时，对于劳动民众特别是农民意识的认同也就成了革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沙汀的《闯关》中的那个工农干部不仅代表着环境，也代表着一种思想。而“文化人”左嘉向那个工农干部的服从，也是向那个阶级进行思想意识认同的艰难过程和必然归宿。这是一种宿命，小说的那个标题极具象征意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战争环境和宗法观念对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双重绞杀过程。
“前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政治化的群体意识。林道静形象是“前十七年文学”主题的一个总结。她的人生发展道路就是自我意识的弱化和浪漫情感的消失过程。而“文革文学”则最终表现为对人性本身的否定。在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主题的文化走向就是一个反叛传统又回归传统的过程。
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现代化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虽说不是反现代化却也是现代化欠缺的思想意识，这便是文学作品中全人类意识的欠缺。
全人类意识的文化哲学基础是人类共同性概念。人类的共同性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而是指一种主体的或阶段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谭嗣同曾从衣食住行等生理需求上来肯定中西民族的人类的共同性(1)，胡适和冯友兰则都从人类生理构造的相同而谈及中西民族的人生方式、精神需求的“大同小异”(2)。而鲁迅所提出的人类共同的精神生命之路，要比其他近代中国文化哲人所论及的共同性，有一种更为普遍的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意味。人类的共同性的普遍化形态就是文化的共同性。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世界性文化趋向，即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这种发展的趋同性就更加明显，而社会与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便是这一趋向的集中表现。现代化，既是世界发展的当代性特征，又是人类文化共同性的需要。
在这样一种“天下大势，既已日趋混同”(3)的时代，人类文化精神的一致亦势在必然。鲁迅等第一代作家就把“人类的道德”(4)（包括初民的和现代的）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取向和自己的文化选择基准。“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荣滋长。……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5)。因为无论世界还是中国，都被纳入了现代化的轨道上，无论走还是推，都必须沿着同一方向。也许因为如此，他才对中国文化的命运变形出一种超越民族意识的达观态度。 当代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势，是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日益取代其各自的特殊性，或者说，人类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丧失为历史代价的，虽说这种代价沉重并常常伴随着文化心理的失衡与困惑。
在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西化派、本土派还是折中派文化观的确立，往往都以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的强调为依据。我们不仅要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能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到二者的共同性。从而超越了一般的人类文化异质观和人类生理的同一观，而把它上升为一种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命题。
要以人类文化观来对现代文化进行认同。从文化哲学的理论意义上讲，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构成部分。而这里所说的构成部分并非是空间意义的堆积，而是人类文化在时间意义上的共同整体存在。对于文化的接受者来说，任何文化部类都是人类文化。族群文化、地域文化在此意义上消去了原有的各个所属特性，而成为人类实存的共同文化。因此，对于现代文化的接受，已从原来的异文化意义转化为人类文化意义，接受不仅成为一种外在义务，而是一种内在权利。对于现在各民族、地域、国家的人来说，均有接受并享受现代文化的资格，其所接受的已不是单纯的西方文化，而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成就。因此，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首先应该建立一种“人类文化”意识，把文化接受视为自己理所当然的文化权利，要淡化文化接受过程的异己感，强化文化转型的主动性。正像当年中国文化成为周边民族和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一样，今天，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化，也同样可以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地域的共同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文化不属于西方的专利，而应成为现存人类的共同财富。每个人、民族都有权利获取它、享受它。这一理解既是在“人类文化”观之下的一种文化心态转化，又是现代化选择的具体内容。在“人类文化”观之下，没有异己文化，都属于自己的文化。文化的时间性（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空间性（民族与地域），都具有了新的意义。而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东西方文化才具有了互补性、可融性的基础。（6）
传统的“中国人”在文化观上表现一种超常的自我封闭心态。只有“天下”的观念而没有“世界”的观念。长期的封闭心态来自于中国文化的重复性。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基本上自成体系、自我生殖。过于漫长的春种秋收、周而复始的农业经济形态，“述而不作”的典籍精神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观念、复古倒退的社会理想等都造成了中国文化不断重复自身的生长机制。而重复必然表现为封闭，封闭的最终结果便是孤立。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人士在分析中国“不能自立之原因”时说：“自立与孤立有别。持锁国主义，孤立无邻，谓之自弃可耳，决不能自立于今日国际团体之内也”(7)。
传统儒家文化道德体系的社会支点是家。鲁迅称，中国人“对于老家，却总是不肯放”，“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8)。家不仅成为传统中国人的现实的生存场所，更是精神和心理的归宿。孟子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9)。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家是一个伦理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甚至也是世界的概念。“家”成了中国人思想、道德和情感的全部视野。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主题史中，不缺乏民族意识，更不缺乏阶级意识，也曾有过不甚大胆的自我意识，但是，却很少有全人类意识。在对于战争文学（我们文学史称之为“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中，非常完整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认识过程。就战争文学的思想主题来说，世界文学史上大致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视角：阶级和民族的视角、人类的视角。阶级和民族的视角是以一种英雄主义为基本尺度，思想倾向鲜明，对战争具有一种积极的热情；人类的视角包含两种意识：反战意识和恐怖意识。战争没有胜利者，对任何一方、任何人都是一种伤害，任何战争对于人类文明都是一种破坏。这两种视角的差异实质上是对于战争与人的关系的认识的差异。也是与现代意识的弱化和强化有着某种关系的。
20世纪的中国，战争多于和平，然而在战争文学中，战争与人的关系似乎在中国20世纪文学中一直是被确定了的。对于人的判断和战争的评价都多处于第一视角阶段，勇敢和怯懦、正义与非正义的两极化模式成为主要的尺度。《保卫延安》是一部典范之作。在80年代出现的《蓠篱原上草》等作品刚要作出突破中国战争文学的一般思想局限，而要进入第二层次的努力时，立刻遭到了批判。所以，至今我们不仅没有《永别了武器》那样具有强烈的人类意识的战争文学名著，甚至也没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那种介于第一层次与第二层次之间的佳作。
乡村文化尺度的确立与农民意识的强化
现代化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以现代文明对古老的乡村中国进行改造。说到底，中国的一切落后、愚昧和惰性无不与乡村中国这一历史存在状态有关。由于中国的社会理想设计和社会实践都是以这一存在为价值取向的，所以，中国的现代文明追求来得既强烈又古旧。当这种乡村社会尚未改变，而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已融入了回归自然的思考之际，于是，乡村中国的价值取向编搭乘人类文明发展的早班车而获得了合乎当代性的理解。这也可能是乡村社会面对开放的时代所可能具有的负面效应。
乡村文化尺度首先是由中国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和以儒释道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决定的。其次，大众化的文学价值观的长期制约；第三，以农民革命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变革所构成的政治、文化和道德要求。本质上说，毛泽东是中国乡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既向往城市，又厌恶城市；既缺少知识，又贬损知识。中国革命的农民不仅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也作为社会变革的尺度；不仅作为政治变革、经济变革的力量和尺度，也作为文化、思想、道德变革的力量和尺度。
以此为价值尺度而形成的文学占据着中国20世纪文学的主导地位，我们将此泛称为乡村文化派文学。
在乡村文化价值尺度的制约下，乡村文化派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有两种主要的非现代化和反现代化的文学潮流。第一，以京派文学、寻根文学为代表的道德流；第二，以解放区文学、“前十七年”文学为主潮的政治流。
从思想意识来说，京派文学是对20年代乡土文学主题的疏离和变异。它急剧淡化和改变了乡土文学对中国古老乡村宗法社会的批判意识，具有强烈的向后看的情绪，反现代、反文化的意识明显。沈从文的一些小说虽说颇具寓言色彩，但却透露出京派作家真实的文化价值观。这已经不再是鲁迅等人在作品中对劳动民众所表示得到道德人格上的赞赏和认同，而是对其人生观、宇宙观的赞赏和认同。过去，人们多是从京派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来否定其社会价值，而实质上更应该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认识其反现代、反文化的精神特质。京派文学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为中国文学所提供的一种审美境界，一种抽象的道德理想。人们不能也不愿意将其作为个人生活环境和社会存在形态的真实追求。这从京派作家的生存环境与文化、文学价值观念的不一致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文学世界中从思想道德上疏离或者拒绝现代文明，却又通过现代文化的接受过程而逃离乡村流寓都市。
一般认为，社会文明发达的沉重代价便是古朴人性的丧失。人性本善，崇高的原点自然成为乡村文化派作家畅想的道德境界和人格重塑的价值取向。本质上看，这一畅想带有的反现代、反文化情绪，不单纯属于哪一个个别文化体系。但是，它所构成的对近代文化（特别是物质化的近代文化）的批判最终必然带来道德回归的倾向。而当时一般思想启蒙者大都有着类似的思考倾向。五四时期，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时代，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面对自身和劳动民众，就曾表现出一种悖论性的思考。作为新文化的先驱者，知识分子看到民众思想上的蒙昧、麻木，欲以现代思想昭示于彼；而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知识分子面对劳动民众又总有一种自愧不如的道德卑下感。从而构成了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不同思考路向。
政治约束思想，环境更腐蚀人性。现代作家们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拯救的重任，他们要粉碎群山重新铸造。现存社会虽然给他们提供了思想意识改造的内容与框架，但却没有为他们带来道德人格重塑的楷模，他们于是从当下的社会的终点向后退去，去寻找经过几代道德家们所畅想的道德世界，那个世界在初民时代。这样一个道德世界的存在，是不能用历史的还原来证明的，但作家们努力从自己所熟知的、相亲相爱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寻找影子。这几乎是后来中国作家的共识。
“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10)。实际上，从鲁迅开始就把中国人道德重塑的尺度划在了那些他所说的“气禀未失之农人”身上。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道德上的原罪意识，即视劳动者为“衣食父母”的愧疚心理。这种原罪意识虽说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不是人类本体的生命意识。而是后天的一种社会伦理，但那份沉重感都是共同的。也许，鲁迅的“人国”是一种人性完善的理想图式的显示，不是实存的，而是逻辑的，但鲁迅仍对它坚信不疑。直到最后，他亦在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它。“纯白”、“平和”的道德人格的渴望，贯穿鲁迅文化选择的整个过程。应该看到，京派等乡村文化派作家与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和中国农民的关注有明显的不同。鲁迅等人完整地理解并努力实践着“人的解放”的全部内容——思想启蒙和道德救赎，而乡村文化派则淡化了思想启蒙这一中心主题，把思考的重点转移到了道德救赎的层面上。
与鲁迅不同，废名削弱了小说批判性的思想力度而增强了道德意识。社会思想批判不是废名的性情所在，而只有人性的终极关怀才是他的长处。废名的个性意识强而社会意识弱。他的个性意识无限扩张、伸展，以至达到一种“怪”、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也正是因此，他注定要留在现代文学的边缘。废名心如磐石，铁板一块，沉入到乡村自然之中而没有丝毫裂痕。那本来就“有限的哀愁”日趋淡化，似乎就要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一种炉火纯青的自然意味，一种几乎近于纯粹私人的永恒体悟。这纯粹是来自个人的精神欲求，而不是迫于外部世界的某种压力。这很奇怪，也很深刻。所以，在废名那里，，没有社会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结构形式，他构筑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世界。“浣衣母”的不幸在这个世界中微不足道，而且很快就被乡民的天性的“善”所融化。在《竹林的故事》中，三姑娘不仅纯而又纯，而且超越、征服了死亡。老程的死似乎不是一种生命的结束而是意味着生命与自然的融合，在融合中生命于是也就获得了永恒。所以母女俩的生活依然如故，就像那片青青的竹林一样。对于佛教的执迷，使废名的小说日益玄奥。在《桥》中，废名尽情地品味自己的体悟，禅趣盎然，最终把乡村文化派文学引入了庄禅境界。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境界，但也是一个远离现代的世界。
沈从文一生痴迷自然，思索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沈从文这里，“回归自然”达到了现代文学所能达到的极致。他将在废名那里所表现的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以自然审判社会的精神进一步扩大、丰富，并使之成为自己小说精神结构的核心。自然与社会、乡村与都市、乡民与市民的对比不再含蓄，不再隐喻，而是直接而明确的，甚至是激烈而偏激的。他对前者的否定和对后者的肯定都表明同一思想方向，那就是对抗现实，拒绝现代化，回归自然。其中，既有平民意识，又有一种反文化意识。《边城》将沈从文的这种意识推到了极至。恋爱故事只是小说叙事的一个框架。如果说这种爱情还有一点悲剧色彩的话，那么，这悲剧既非乡村环境所造成，亦非人性丑恶所致。这种悲剧反倒是由于一个纯真少女的值得赞美的本性，是由于老船工对于孙女的那种真挚的爱，悲剧最终成为乡村人性的赞歌。沈从文把自然之美和人性之美集于翠翠一身，她简直是自然养育出来的一个精灵，是保存在山涧中的一块晶莹的冰，不能容于脏污的社会。她的存在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时候，人性总是美好、自由的。而美好的只是“乡下人”。
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他的《受戒》、《大淖记事》几乎可以说是《边城》情韵在新时期的回响。两篇小说在表面叙述上都是以爱情故事为框架，而以乡村人性的歌唱为主调的。小说展示了远离都市而近于自然的人性的美好。远离都市实质上是远离一种文化，而融入乡村则是融入另一种文化。汪曾祺用他的小说开宗明义表现出对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消化和解说，也像他的前人那样，最终走向了庄禅境界。而其后的“知青小说”大多也回荡着这种余响，向乡村、向自然投去脉脉深情。我们不能把《绿夜》（张承志）、《本次列车的终点》（王安亿）、《南方的岸》（孔捷生）、《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简单地看作是对个人过去一种人生体验的怀念和珍惜，而应该视为是人类对回归共同的精神家园即回归自然，疏离都市的渴望。这在80年代寻根文学中得到了更加明显而广泛的表现。
当商品大潮汹涌而来，一些作家们愤世疾俗，苦苦坚守着精神的家园。将痛苦的灵魂放逐于辽远的乡村境界。远离现代文明的青山秀水，野性未驯的生灵男女，在时间凝滞如蛮荒时代生息劳作，其乐融融。这一切都如同 被作家施了魔力一般令人向往，情不自禁地使人产生对蛮荒时代的留恋和对当代生活的反感。我们从那哀婉而褒扬的话语中，品出了浓浓的反文化味道。作家这种描述的深层心理机制明显是来自于对被商品经济大潮席卷的现实人生的疏离和反叛。而反朴归真的愿望的实质是逃避现世，在已经成为历史并且是虚幻的远古境界中寻找精神的家园。寻根文学中这种遁世的反文化反现代意识实在是固守田园的小农心理的自我沉迷，表现出与当代人生追求和社会发展的极不协调性，而且暗暗与社会中那种根深蒂固的落后、守旧和愚昧的传统思想合流，成为对抗人类现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反文化潮流。张纬在《九月寓言》里所凝注的那种寻找精神家园的情愫，那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慨叹，搅得人心神不安。小说中，那个封闭、自在的村落，由于矿区的进入而被破坏了原有的宁静，古朴的生活、和谐的人伦秩序也随即消失。那个青年男女月下嬉戏追逐的梦幻一般的田野因矿井的掘进而沉落了。现世令人迷惘，而逝去的一切则变成美和善的永恒记忆。作家流露出一种丧失精神乃至生命家园的悲凉与失望。
乡村文化派的回归自然不是可实现的实存状态，而是一种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实质上已经不是实在自然，而是价值自然，即是对实在自然的“善”的抽象和人为的认定。追求自然化，往往最终走向对传统的尊奉。因此，自然化就不应是现代化转型的主要内容，而是反现代化的主要表现，自然化与传统化是同出一辙的。把回归传统和回归自然、回归民间视为现代性的内容，实质上是在现代化的理解中加入了反现代化的因素。回归自然至多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个体心理因素，包含有较多的道德性思考，而不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毋庸置疑，回归自然作为一种当代意识，已成为现代化当下发展阶段的内容和形态之一。但它却是现代化充分发展、烂熟之后的发展形态，有着具体的生成环境和生成基础。也就是说，回归自然是现代化充分发展之后的一种精神需求，这个前提不可忽视。在中国文学、中国社会、中国人没有充分现代化的情况下，把主张回归自然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境界则必然成为现代化的最大障碍。
现代化是有本质属性的。回归自然也许是一种人类意识，但是这种人类意识无论是对于当代中国还是世界来说，都是一种诗学的和审美的。不能把诗学的、审美的畅想作为本质性的主流的。中国古代文人在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的向往，更多的不是对于都市的拒绝，而是对于政治的反感和失望。
新文学所关注的要点是如何使中国文化的古时代进化到人类的现代文化时代。要完成这一转化，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对复古心态和未来空想。 复古的弊害不在于其是一种情感性的心态，而在于其是一种文化判断与建构的非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对于“现在”的否定，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来自于复古价值取向，即使对未来的理想期待，亦不过是远古境界的复归。复古以过去为最高境界，必然拒绝变革，必然以否定现在为前提。它在一种文化系统发展的线路上，设置了终点，而这终点恰恰是一块历史的界碑。复古论或循环论于是便成为中国人历史观与文化观的“老调子”。因此，克服复古价值取向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化的最大课题。
以回归自然、回归传统为标志的反现代化的现代性理解，是与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有直接关系的。
自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产生以来，一直存在着对其价值的否定性评价。认为五四文学割断传统，对传统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近年来，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盛，强化五四文学的传统文化性质的评价成为一种有影响的思想。认为五四文学并没有割断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了发展和继承。否认五四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质变点，而认为是传统文学自然发展的逻辑的一环。其实，这两种观点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既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与前一种观点相比，后一种观点距事实更远，以肯定判断的方式曲解了五四文学的属性。其实，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危害是无穷无尽的，一切迷信、残酷和蒙昧都是以弘扬传统为名义的。中国文学和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是思想的现代化，而非是反现代化，或者是回归传统。
当社会变革的主题由思想解放走向阶级解放之际，变革社会的的力量主体由知识分子而让位给劳动民众之际，五四文学中原有的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民众的道德人格的肯定便扩大为群体思想素质的推崇。在中国传统的“尚德”价值观下，知识分子在精神困惑中必然要寻找道德支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三四十年代之后，这种认同通过代表劳动民众的政治家们的阐释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毛泽东关于农民与知识分子的“黑”与“白”、“脏”与“净”的辨析，绝非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判断知识分子与农民道德人格和思想高下的一般法则。在这种思想源流之下，解放区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卑下感日强，人格陪衬色彩日浓，越来越呈现出灰色化倾向。
延安文艺整风前后，出现在解放区的思想斗争和整个中国文坛当时关于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关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来自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加以政治化的结果。在解放区文学作品中，农民意识和传统文化意识成为普遍的尺度。赵树理的小说被视为鲁迅小说主题的最直接的继承，并且被宣布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方向。但是，与鲁迅的小说相比，赵树理的小说的反封建主题已不是两种文化体系的对比和对抗，而主要是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其自身在新的政治意识和威权作用下演化的结果。新生政权的存在和力量使传统的清官意识得到转化，因此，小说的悲剧意识淡化，思想主题也被具体化。在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中，当颇具书生气的工作队员土改动员会上向农民讲人类的起源之后，作者、人物和读者都对此表现出毫无保留的嘲弄。
现代化的主题在五四时代被确立，此后被从不同的方面加以改变。革命文学把现代意识中的重要内容自我意识转化为政治性的群体意识；乡村文化派从道德回归的目的确立了农民的价值尺度。而使人想不到的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意识又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之际，对中国人并不成熟的现代化的存在环境进行了疏离和否定。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反现代化的思潮以至占据重要的位置。
注释：
（1) 谭嗣同：《短书---报贝元征》。
(2) 分见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冯友兰《一种人生观》。
（3) 严复：《救亡决论》，见《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72页。三联书店1957三联书店1957年2月出版。
(4) 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
(5) 鲁迅：《热风.不满》。
(6) 陈独秀通过对固守“华夷之辨”的国粹派的批判，表明了这种“人类文化”观：“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的来看待，把国粹离开全世界学术孤独的来看待，在抱残守缺的旗帜下，闭着眼睛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拒绝用外国科学方法来做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641页）。
(7) 《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1906年7月《民报》第6期。
(8) 鲁迅：《二心集.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9)《孟子.离娄篇上》。
(10)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