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中最有思想而又最为痛苦的一群，他们最早给人们以新的启迪而又最终被人们冷落。在艺术世界里，他们就是这样一群苦苦寻求精神家园和人生归宿的困顿行者。在与封建势力对抗时，他们往往具有强大的思想能量，成为积极、高大的正面形象；然而一旦与工农民众相并立时，便立刻黯然失色。作为一种陪衬或被改造的对象，从道德人格、阶级意识和情感方式等诸层面向工农民众认同。
道德人格的认同：由自崇走向自卑
在一般的社会变革中，思想往往是先行的。知识分子是思想者，也就是社会变革的先行者。从近代直到五四，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艺术世界里，中国知识分子都扮演着先驱者的角色。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与周围环境相比，不仅有一种思想上超前的自信，而且有一种道德上优越的自崇。这种自信和自崇给予了狂人强大的精神力量，构成了对周围环境和中国传统思想道德体系的巨大冲击。因此说，人的真正觉醒和理想人性的构成，应该是思想与道德同步的，这也是人类社会一直渴望实现的理想境界。然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思想与道德的背离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
五四时期，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时代，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面对自身和劳动民众，很快就表现出一种悖论性的思考。作为新文化的先驱者，知识分子看到民众思想上的蒙昧、麻木，欲以现代思想昭示于彼；而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知识分子面对劳动民众又总有一种自愧不如的道德卑下感。从而构成了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不同思考路向。
五四时期，作为一种思想启蒙的时代，中国觉醒的知识分子面对自身和劳动民众，很快就表现出一种悖论性的思考。作为新文化的先驱者，知识分子看到民众思想上的蒙昧、麻木，欲以现代思想昭示于彼；而作为传统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知识分子面对劳动民众又总有一种自愧不如的道德卑下感。从而构成了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不同思考路向。
应该说明的是，也许这不是一个明显的阶段性的过程，有某种时候的交叉。30年代仍保持着某种道德上的自信：《家》中的觉慧、《日出》中的方达生，但是他们不是与工农民众的对比，而是与封建卫道士的对比。
政治约束思想，环境更腐蚀人性。现代作家们在担负起政治救亡、思想启蒙重任的同时，又担负起道德拯救的重任，他们要粉碎群山重新铸造。现存社会虽然给他们提供了思想意识改造的内容与框架，但却没有为他们带来道德人格重塑的楷模，他们必须从当下的社会的终点向后退去，去寻找经过几代道德家们所畅想的道德世界，那个世界在初民时代。这样一个道德世界的存在，虽说不能用历史的还原来证明，但现代作家们确实从自己所熟知的、相亲相爱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身上看到过它的影子。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中便表述过这种自省式的道德忏悔与认同。他小说中的那些劳动者无论思想意识多么蒙昧、奴性十足，但道德人格的真诚和纯朴却是共同的。鲁迅无论怎样在思想启蒙的尺度下批判阿Ｑ、闰土、祥林嫂们而“怒其不争”，但同时所表露的“哀其不幸”又总觉得这些人可怜或可爱。可怜可爱就来自于人格的真诚和纯朴。这几乎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在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我”与女工陈二妹进行着自觉的道德对比，通过对比而获得了灵魂的净化和人格升华。这种对比在冰心那里甚至是先天的、相袭的。过去人们总爱把她的小说《分》视为作者阶级意识萌生的标志，但这更可能是一种道德人格的有意比较。那两个生于同时同地的婴儿，亦因其父母们的身份差异，而从一落地便有了刚健与孱弱、勇武和怯懦的差别。而沈从文在把劳动者乃至妓女与知识分子进行对比时，便往往把人格的卑下都推给了后者，这里的否定已经成为了一种单向的否定。
“顾民生多艰，是性日薄，洎夫今，乃仅能见诸古人之记录，与气禀未失之农人；求之于士大夫，戛戛乎难得矣”(1)。实际上，从鲁迅开始就把中国人道德重塑的尺度划在了那些他所说的“气禀未失之农人”身上。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那种道德上的原罪意识，即视劳动者为“衣食父母”的愧疚心理。这种原罪意识虽说不同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不是人类本体的生命意识。而是后天的一种社会伦理，但那份沉重感都是共同的。也许，鲁迅的“人国”是一种人性完善的理想图式的显示，不是实存的，而是逻辑的，但鲁迅仍对它坚信不疑。直到最后，他亦在用实际行动去实践它。“纯白”、“平和”的道德人格的渴望，贯穿鲁迅文化选择的整个过程。
社会文明发达的最沉重的代价便是古朴人性的丧失。人性本善，崇高的原点自然成为鲁迅等人畅想的道德境界和人格重塑的价值取向。本质上看，这一畅想带有普遍的反文化情绪，而不单纯属于哪一个个别文化体系。但是，它所构成的对近代文化（特别是物质化的近代文化）的批判最终必然带来道德回归的倾向。而当时一般思想启蒙者大都有着类似的思考倾向。他们虽然对“庸众”的思想状态进行批判，但却又对其道德人格表现出普遍的景仰。鲁迅的这一“复古”，并非是历史的倒退，它多存在思想的逻辑和道德的畅想之中，是一个诗意的描绘。后来他把人性复古的线路修改得更加清楚、明确：以初民社会和乡村社会为终点，越过儒教时代，并把儒教伦理道德作为中国人人性异化的主要根源所在：“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3)。
可以看出，鲁迅等现代作家对劳动民众道德人格上的认同实质上是与五四新文化的方向是一致的，是以批判封建思想道德体系为目的的。对古昔人性的向往就是对当下社会的批判。可是，当社会变革的主题由思想解放走向阶级解放之际，变革社会的的力量主体也由知识分子而让位给劳动民众，原有的对劳动民众的个体人格的肯定扩大为群体素质的推崇。在中国传统的“尚德”价值观下，知识分子在精神困惑中必然要寻找道德支持。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同通过代表劳动民众的政治家们的阐释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这里不是“原罪”的自省而是来自于外在的判断。知识分子有反省的能力，其实也是一种自崇。而外在的强力的否定判断则不是一种自觉的反省的结果。毛泽东关于农民与知识分子的“黑”与“白”、“脏”与“净”的辨析，绝非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判断知识分子与农民得到人格高下的一般法则。1937年6月16日，中共高层领导人王稼祥离沪赴苏治病之前，在写给毛泽东等人的长信中特别提到要注重学习鲁迅精神，认为“鲁迅在其作品中所揭发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及他所号召的斗争精神，是值得我们看重与学习的，中国知识分子因过去士大夫阶级的遗传，爱门面、夸大，在斗争中虚张声势，拳头无力，对于思想的坚持性及殉难精神缺乏，......我想这些知识分子的弱点对于我们不是完全没有影响”(4)。在这种思想源流之下，文学作品中知识分子的道德卑下感日强，人格陪衬色彩日浓，越来越呈现出灰色化倾向。
阶级意识的认同：由自我走向群体
由崇高走向自卑，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伦理学层面上对民众的认同。而由自我走向群体，则是在政治学层面上的认同。这是阶级意识的归属。
五四时期，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力量而出现并引导社会思想变革的。而近代以来开始的中国变革却是一个由经济变革到政治、思想变革的完整过程。相对于经济、政治的变革来说，思想的变革是非功利的，是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过程。因此，对于以功利性的生存需求为迫切需要的中国劳动民众来说，思想的变革便被淡化或者被局限化了，“等富贵”、“均田地”的口号便是这一局限化的思想的终极目的。应该承认，政治上的解放和经济上的翻身也是“人的解放”的重要内容，但毕竟不是全部的内容。五四时期人文精神是整体性的，它确立了人的解放的起点，也确立了人的解放的世纪终点。当以政治、经济变革为目的，以劳动民众为社会变革主体的时代到来之后，以思想变革为目的的知识分子必然被轻视，其后，必然主动或被动地向主体进行阶级认同。这种认同是痛苦而执着的。
阶级意识的认同首先来自于个人生活的体验。它发生于个性解放追求遭受挫折之后，包含有感受的真诚与愤激，是一种由个人化的个体行为所组成的时代行为。30年代前后的“革命小说”是这一体验的具体展示。
应该看到，知识分子对劳动民众的这种阶级意识认同，除了知识分子自身体验的感受和新兴理论的吸引之外，在深层意识中也不能不排除中国知识分子自古而然的依附性心理的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作为封建社会中官僚阶层的后备力量，而且其本身也就是官僚体制中
在“革命小说”中，知识分子主人公最初的革命动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解放理想。这种以婚爱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浪漫的道德追求面对传统道德的扼制，渐渐显示出它原有的脆弱性，因为传统道德有着坚固而强大的政治保护层。于是，道德必然与政治交锋，道德理想追求的挫折也必然转向现实的政治反抗。在洪灵菲的小说《流亡》中，主人公沈之菲通过自己的体验说明了这一认同的思想历程：“人必需恋爱，正如必需吃饭一样。因为恋爱和吃饭这两件大事都被资本制度弄坏了，使得大家不能安心恋爱和吃饭，所以需要革命！”这里，作家把握住了个性解放向阶级解放转化的契机，显示出个人需求向群体需求过渡的内在逻辑。应该说，在这样一种确实的人生体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的生成和强化实在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转化，这是一种生活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当知识分子作为阶级斗争的战士而加入到无产者的战斗行列之后，这种认同便由情感的逻辑推进到思想、政治的逻辑上来。
与以上这一过程相辐相成，阶级意识的认同也来自于一种理性的认同，但这种认同却伴随着深刻的精神痛苦。
理性的认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思想的自觉。相对于求生存、求温饱而进入政治逻辑的劳动民众，革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思想集团，更有思想的蕴意和力量来表明其思想认识的明确与坚定。与一般劳动民众不同，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化是思想先于行动的。个人具体的人生体验与新思想的接受互为促进，使其行动更加具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更加坚决、执着。阶级意识的认同基于思想的觉醒，基于系统的理论认识，而不仅仅始于个人生活的窘迫。然而，这些知识分子的认同也往往是对于原有阶级的背叛。因此，政治的反叛和思想的分离常常伴随着伦理的自责和情感的痛苦。最终，思想、政治的逻辑还是战胜了伦理、情感的逻辑。在道德认同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通过自省获得了外在的道德支撑；而在阶级意识的认同中，他们又通过自省而获得了内在的思想支撑。所不同的是，后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情感的煎熬，这是精神的炼狱。蒋光慈的《田野的风》中的李杰背叛了原来所属的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暴力斗争。然而理性的政治追求与情感的转化并没有同步完成，伦理亲情并没有完全被阶级意识所消灭。当他在李木匠们的并非善意的逼问下，不得不忍受巨大痛苦而同意烧毁自家的楼屋连同自己生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革命诗人殷夫在“向一个阶级告别时”，仍然难忘哥哥“20年来手足的怜和爱，20年来的保护和抚养，”“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但是最终诗人还是在“最后一滴泪水里，”“不能不向别方转换”(5)。亲情的依恋绝不是表明对阶级意识认同的犹豫与怀疑，而是纯化阶级意识的炼狱，是殉道。因此说，转换了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要比一般的民众来得更坚决、更执着。因为情感的痛苦来自于思想的明确。
在阶级意识认同的过程中，也必须看到另外一种痛苦，这就是群体意识对个性意识的制约与克服。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阵营中，残留着浓重的宗法意识。这种宗法意识从五四时期就与知识分子的新生的个性意识本能对立。丁玲的《在医院中》的陆萍的苦恼就来自于自己的个性意识不能融于周围的环境也为周围的环境所不容。而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的极端形势也必然对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构成限制。政治是一架大机器，它要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固有逻辑之中，要克一切个别、独出的因素而强化整体功能以保持机器的运转。这是政治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就不能用伦理的和情感的逻辑去判断。当毛泽东们把是否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作为衡量青年是不是革命者的唯一标准时，对于劳动民众的认同也就成了革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唯一选择。
沙汀的《闯关》中的那个工农干部不仅代表着环境，也代表着一种思想。而“文化人”左嘉向那个工农干部的服从，也是向那个阶级进行思想意识认同的艰难过程和必然归宿。这是一种宿命，小说的那个标题极具象征意味。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战争环境和宗法观念对知识分子个性意识的双重绞杀过程。历史是自在的，有时候是会把孩子和洗脚水一起倒掉的，这也许就是历史发展的代价。但是，线性的历史评价并不总是符合人的复杂而丰富的思想实际的，对于知识分子在向民众的阶级意识认同以前的精神状态，不应固执于过去那种“迷惘”、“失落”的简单认识评价。当徐志摩慨叹“我不知道风是从哪一个方向吹”时，他并不比已经完成阶级意识认同的罗洛的“我知道风的方向”的政治宣言来得更为简单。因为徐志摩的迷惘可能来自他对人生价值的更为复杂、深入的思考，而人类实现理想追求的道路也并不只有一条。人。进学达到一定的阶段之后，便可以食朝廷俸禄而被“官养”。而“官养”必被“官用”。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一直以道德学说为主要内容，这一方面决定了读书人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官方的政治需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决定了其被用的可能；另一方面又使读书人不能参与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不能创造实在的价值。所以，一旦他们与官相脱离，也就不能为劳动民众所接受。而且，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一般的劳动民众反而因其与官脱离而视其在自己之下。于是，“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关系发生了倒置。小说《孔乙己》历来被视为是对封建科举制和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其实鲁迅真正所指，应该是对封建等级制和愚昧庸众的批判，不然的话，就无法解释作者对于孔乙己所表现出的那种沉入心底的人道主义同情。小说选择的孩子视角，本身便具有这样一种意义：等级制的价值观念已渗透于整个社会。“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知识还是道德都必须通过权力环节才能获得价值的实现。同是读书人，丁举人不仅受到社会的普遍敬畏，而且连他家的东西也是偷不得的。至于未能进入权力阶层的这位读书人，腿被那位进入权力阶层的读书人打折，也在情理之中了。未能进入权力阶层，孔乙己连实现自己的知识价值的资格也丧失了。当他向“我”讲解“茴”字时，“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也就是说，当德行不能进入政治权力结构之中，也就不能转化为功利价值，人也就最终失去了一般的社会地位。如果孔乙己仍然坚守儒家道德的形而上信条，便只能依靠自身道德修养而实现意义世界的规范，即“独善其身”，但这只能加重其精神负担，带来道德与境遇反差的痛苦，至多只能做一个地狱里的“好鬼”而已。当他的意义世界面对另一个真实的外在世界时，“独善其身”的道德神话便悄然破灭，显示出其人格本质的虚幻性。
近代以来科举仕途的中断，使中国知识分子由权力集团变为单纯的思想集团而作为一种单纯的精神力量而存在。而当中国社会的变革又由观念变革转向物质和规范变革之际，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形态的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似乎也被进一步淡化。因此，在具体的政治对抗之中，归依某种政治实体正是知识分子原有仕途中断之后的价值弥补或恢复方式。这里虽然有中国知识分子极其自觉的自我意志存在，但是作为思想评判者总比作为一位具体的战士对于社会变革的意义要大。然而，即使如此，知识分子的阶级认同仍然受到长期的怀疑。作为中国乡村文化的代表，毛泽东曾经对于知识分子的判断由道德上的恶感转入政治上的否定，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而后来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肯定也仍然是从一般劳动民众的尺度来进行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能进一步承认他们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是社会中最尖端的知识集团和思想集团。
情感方式的认同： 由浪漫走向实在
知识分子与劳动民众在具体生活中最明显的精神差异是情感方式的差异。情感方式是由人的教养、职业和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精神表现形态，它渗透于个人的所有生活行为之中，有着比理性的意识形态更为稳固的特性。知识分子与劳动民众之间的情感方式差异是群体性的普遍存在，在社会知识化程度较低的时代里尤其如此。三四十年代，特别是在解放区发生的思想批判和文艺论争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乡村文明与都市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文学世界里，作为都市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体现者的知识分子在乡村文化环境中，始终处于不断被嘲讽和揶揄的尴尬境地，并且不得不改变原有的情感方式而向劳动民众一般的粗俗化、简单化的情感方式转化、认同，以真正实现“脱胎换骨”的改造。这种认同最集中地体现在个人的性爱生活之中。
30年代风行一时的“革命小说”是知识分子阶级意识、情感方式转化的表征。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革命加恋爱”的模式里包含有知识分子对政治与性爱的特别的浪漫理解。而其后人们对这一模式的否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知识分子特有情感方式的剥夺。在“革命小说”中，主人公对于“革命”和“恋爱”的理解，如果不是从政治学的意义去判断的话，都表现出了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理解方式。很明显，当时被否定的主要不是“革命”，而是在革命中表现出来的“恋爱” 一种最具个性特征的情感方式。丁玲的小说《水》的出现，实质上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作为个人的知识分子价值不断被淡化，不断向工农民众进行整体性的转化。在转化和认同之中，知识分子特有的细腻、敏感和丰富、浪漫被克服，粗俗化、简单化成为一种符合时代需要的标准情感方式。
必须承认，知识分子的这种情感方式的转化首先是受制于战争环境和军事生活的。这种环境和生活不仅对人的行为构成严格的约束，而且对人的精神状态也作出了统一的规范。“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统一思想，统一言论”，规范化、简单化是当时人们共同的情感方式。无疑，这又是知识分子的一层精神炼狱。孟超的小说《冲突》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由外至内的自我否定、实现认同的痛苦过程。革命者于博与女同志缪英田因工作需要而假扮夫妻。在共同的生活中两人真正产生了爱情，引起了情感的纠葛。最后，他发现自己“蓬勃的革命热情，好似被爱的问题排挤出一部分去了”，于是，他禁不住痛心疾首地自我谴责：“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这完全是反革命！”这种否定既是严酷现实的限制，又是对一种集团化、革命化的情感生活的既定方式的认同。郭小川的长诗《深深的山谷》中的大刘在痛惜软弱的恋人的自尽后，终于把自己的身心献给了那位粗犷、刚毅的指导员，因为“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林道静的爱情观是由“诗人加骑士”而走向“同志”的演变过程，从余永泽、卢嘉川到江华，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浪漫情感的消失过程。邓友梅的《在悬崖上》中的“我”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与加利亚的浪漫多彩的情感生活而回归于“大姐加同志”的婚姻模式之中。三十年代以来，浪漫的消失成为许多作品中共同的情感特征。爱情，这一人类最复杂微妙的心理状态被固定化、规范化了。而雷锋则在日记中又把爱情之外的几种人类情感都做了最具体的概括，并成为当时人们一般的行为规范。
情感尤其是性爱情感被粗俗化、简单化的另一深层根源是人们生存环境和文化素质的差异。对于劳动民众来说，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培养了一种简单实用的人生需求和思维方式。而对于两性关系也趋于单纯功能性的理解，排斥或轻视过多、过细的情感因素，劳动和生殖成为婚姻的主要目的。其实，这正符合传统的婚姻观念：“婚姻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室也”(6)。闻捷的《小河》诗中的男女相爱的缘由极其简单：“你爱我一身是劲，我爱你双手能干”。把丰富的婚爱关系简单化为劳动能手之间的组合，以人的简单机能代替人的复杂本质。相对于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劳动者的婚爱观一般说来是属于传统或较原始层次的，而其婚姻的实现也主要是以父母包办的形式来完成的。因此，情感因素在传统婚姻特别是劳动民众的婚姻中始终处于次要的位置。
作为一种思想变革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知识界的思想、道德的变革运动。也正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亦成为五四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使其获得了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尤其是婚爱观）的解放。与较远离这一时代中心的劳动者的思想观念（主要是婚爱观）相比，二者处于一种时差与异质的文化关系之中。而当工农民众成为稍后的社会变革（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变革）的主体后，其原来落后于知识分子的婚爱观念便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支配性的观念。偏狭的政治意识形态将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感方式冠以“不健康的情调”，从而把人类最美好的情感都送给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而情感、语言、行为的粗俗化、简单化则被视为“与工农打成一片”的标准。甚至正面的人物肖像描写也由“白面书生”转向“黑里透红”或“古铜色”的固定模式。这样，知识分子在道德人格和政治意识的转向之后，情感方式这一最后的个人化的精神特征也丧失了自我表现的权利。丰富变成简单，细腻变成粗犷，多样变成单一，知识分子在生存方式和表现方式上终于被彻底阉割了。于是，本来应作为一种独立精神力量的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也终于变成了依附性的体制内的知识分子。
注释：
(1)(2)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3)鲁迅：《坟.我们怎样做父亲》。
(4)见1996年9月1日《党史消息报》。
(5)殷夫：《别了，哥哥》。
(6)《礼记.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