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承担着传承知识、启迪思想、引领时代的重任。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我国一大批老一辈哲学家曾作出过卓越贡献，他们德业双馨，致力于在为国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加大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本刊特开辟《哲人追“思”》专栏，集中刊发一批专门研究老一辈哲学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群星璀璨，大家荟萃。如果要找出一位与中国大众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最为休戚相关的职业哲学家来，可以说非艾思奇莫属。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
1、从爱国青年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艾思奇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爱国主义的人民情怀，伟大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不懈的斗争精神，深厚的学术造诣锻造了他犀利的批判精神。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艾思奇人生轨迹的生动写照。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一个具有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的蒙古族家庭。其父李曰垓是云南辛亥革命及护国起义元老之一，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曾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中的滇南起义和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护国运动，担任了蔡锷护国军的秘书长，起草了通电全国的讨袁檄文。其兄李生庄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1926年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艾思奇从小就受到父兄的爱国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熏陶。1925年，15岁的艾思奇考入云南省一中，在那里就开始积极投身于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参加了“青年读书努力会”，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
1927年，17岁的艾思奇满怀着求知的渴望、立志救国的雄心和父亲“工业救国”的期望，东渡日本留学，后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在日求学期间，他在掌握日语基础上自学德语、英语，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系统学习和研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尤其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所深深吸引。他阅读学习了《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献，还对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德文原本与日文翻译进行学习。对各种知识的广泛学习涉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刻苦攻读，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使艾思奇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他接受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在《自传》中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不清楚，最后读到马、恩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他放弃了“工业救国”这一不现实的思想，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提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从而下定决心弃工从文，树立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激起了艾思奇的极大义愤，毅然弃学回国，投身到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中。1932年初，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任教，同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爱国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开始发表研究中国哲学思潮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起，艾思奇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了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生涯。
第一阶段是1933年到1937年在上海时期。艾思奇撰写了大量哲学文章，出版了《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民族解放与哲学》《思想方法论》等文集与著作，翻译出版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哲学大纲》一书等。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他还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封建阶级哲学、资产阶级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有力地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
第二阶段是1938年到1948年在延安工作和解放战争时期。艾思奇在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继续在传播、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他响应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筹建了延安新哲学会，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哲学小组，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发表了很多极有针对性和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撰写了哲学《研究提纲》，编辑了《哲学选辑》，编写了《科学历史观教程》，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这一时期，艾思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研究;同时以哲学为武器，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第三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艾思奇为适应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急切需要，从讲述社会发展史入手，有重点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版了讲演文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从1953年开始，艾思奇先后担任了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担负起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工作。1954年，他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61年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我国的干部教育和高等学校提供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用教材。这一时期，艾思奇还特别注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阐释和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自己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艾思奇从青年时期开始终身战斗在哲学理论战线，像他这样理论著述之多、研究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以说屈指可数。而开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则是艾思奇哲学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和最为重要的成果。
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
哲学大众化是艾思奇整个哲学活动始终坚持的方向。他在中国开哲学大众化风气之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
1934年年底，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半月刊每期写一篇通俗哲学的文章，连续写了24篇。1935年底，艾思奇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以《哲学讲话》为名公开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连续再版三次。后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艾思奇以普通大众作为读者对象，以生动鲜活的事例、通俗易通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当时中国大众还不了解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讲解和阐述，揭去了哲学神秘的面纱，架起了人民大众通向哲学的桥梁，受到了进步青年和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在新中国成立前，仅读书出版社就印刷发行《大众哲学》32版，创造了哲学书籍在中国出版的奇迹。由于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迪和影响，很多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轻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投身抗日，投身革命;还有不少人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锤炼成长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干部。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向，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革命领袖和大哲学家的赞赏和高度肯定。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一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就亲切地说：“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毛泽东同志还将《大众哲学》推荐给党的干部，并将其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教材。他还要求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认真阅读《大众哲学》。毛泽东同志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也吸收了《大众哲学》的一些思想;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毛泽东甚至借用了《大众哲学》中使用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生动例子。
为什么艾思奇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呢?这绝非偶然，它来自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深刻体悟和自觉追求。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理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思想作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在《大众哲学》修订本的结语中，他特别地重复以前的话指出：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在于改变世界，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依据这个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能胜利地领导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变世界改造中国的斗争。他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理论不会在人民大众中“自然地直接发生出来”，必须由革命阶级的先进代表努力探求，经过宣传教育和实践，把理论原则和群众的实际斗争生活相结合，然后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成为实际革命斗争和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这就必须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对此，有一个事例发人深思。曾是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璧先生1981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后，曾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题诗一首：“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马璧曾回忆说：蒋介石溃退到台湾以后，不止一次对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大众化转化为改造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有力佐证。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呢?艾思奇在有关论述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和原则。首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明白地站在大众立场上的前进的哲学”，一个大众思想家必须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要“善于了解群众的切身要求，体察人民的思想情绪，为群众说出他们心里真正要说的话”。艾思奇深刻认识到，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一般大众面临着可怕的知识饥荒，广大青年迫切寻求光明的出路。这是促使他决心为广大群众提供一部通俗化的哲学读物，从而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旧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成为他撰写《大众哲学》的初衷。他称《大众哲学》“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是要给那些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的失学者们一解智识的饥荒。其次，他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全部身心，要十分重视通俗化的写作技巧。艾思奇从自己切身体会出发指出，“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这困难在哲学这一门最一般的学问上更是显著”。他结合《大众哲学》的写作，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他分析说，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巧，通俗的文章要写的具体、轻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巧是第一要义。这些重要思想，通过艾思奇的身体力行，对推进哲学大众化产生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倡者和践行者
艾思奇不仅是哲学研究大众化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1938年4月，艾思奇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哲学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号召，更加坚定了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信念。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因此他在《哲学是什么》等教材和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的口号，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民族危机更达到了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解放运动已发展到非来一个广泛的武装抗争不可了”。“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该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担负起一部分的任务”。“使中国更多更广泛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使这一革命斗争的最锐利武器成为广大群众都能够使用的工具，使中国革命运动更能够不因为遭遇到错误和挫折而延迟了发展的进程，更能够迅速地完成——这才是提出中国化的口号的真实意义”。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以往的哲学用大众化通俗化消除哲学的神秘主义，使人们的生活与哲学接近，这无疑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这只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初步要求，使哲学通俗化并不等于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来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从而，就从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的相互关系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
对于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其哲学根据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中国的具体国情则是矛盾特殊性的体现，而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和闭关自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表面上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旗号，但是否认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是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他指出，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和原理，“只要眼睛一刻忘记了看清楚中国的实际的环境条件，它就不再是反映客观事变的发展规律的唯物论原理，就会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教条”。因此，他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闭关自守主义则以强调“中国特殊性”为名，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排斥和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认为这些东西“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因此，闭关自守主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艾思奇还对闭关自守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这种思想“装着进步的面貌”“骨子里来进行阻碍进步反对革命的勾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要反对的。
尤为可贵的是，艾思奇最早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在1941年《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他通过对各种重要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辉煌范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他分析说，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而且“这几本著作，在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上，也是有许多新的贡献的”。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的研究和宣传，始终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最为重要的内容，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4、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
在艾思奇看来，哲学的大众化中国化与哲学的现实化紧密相关，所以在提出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哲学现实化”的问题。艾思奇所说的哲学现实化与今天所说的哲学时代化，二者名异实同、异曲同工，有着共同的本质要求，即哲学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在吸收实践最新经验和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哲学发展。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有它的时代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跟着人们的实践的进步，而提起新的问题，而获得新的内容”“跟着人类历史的实践而发展，因着时代的任务而展开。”艾思奇在哲学现实化时代化研究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
艾思奇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其在中国社会被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艾思奇对此认识极为深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担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同时，他深感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只做到介绍、阐明和启蒙的地步”，虽然也有不少人努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但还没有很好的成就。他认为，这就是因为不知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用于新的现实的缘故”。他还深入分析了导致哲学脱离现实和时代的两种公式主义倾向，一种是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与现实绝缘，使它变成书斋里的纯理论公式”;“一种是表面上装着对于现实非常关切的样子”，用“教条来抹煞了当前最重要的救亡任务”，“实际上却忽视了实践的现实基础”。因此，他强调，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展开哲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指导的实践的哲学”。
首先，他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使哲学反映自己的时代精神。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艾思奇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有深刻的体认，他认为，“新哲学的真精神，是在于它的极现实的方法，在于它决不脱离现实的人类历史。”“研究哲学的人，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时代的任务”。他提出，处于民族解放事业中的中国哲学“要把哲学的研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任务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指针，同时也以民族解放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他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本改变了无数人命运轨迹的书、一本影响了几代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书，关键就在于它的现实性时代性，它把握和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进步潮流，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索和共鸣，因而才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
其次，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实践的新经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是战斗的实践的哲学，他跟着人们的实践进步，提出新问题，获得新内容，在消化吸收“每一时代的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发展自己”。他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作了对比分析，指出列宁由于重视对实践中新问题的研究，发展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提出矛盾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普列汉诺夫虽然也是最优秀的哲学家，“就因为不能吸收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成果的缘故，就因为不能把新哲学适用于新的时代阶段的缘故”，“不但不能把新哲学推进，反而在种种问题上后退了”。他针对哲学研究与时代脱节的倾向指出，如果只是以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句为能事，而不是根据新的事实推进哲学发展，至多成为一个考据者，而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最后，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不断地吸收自然科学上的最新成果。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反复强调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的新哲学。为此，艾思奇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宇宙线》两篇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为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做理论上的准备。此后，他始终重视哲学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总结和吸收。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应当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了全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他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解决好哲学与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关系问题。1965年，艾思奇在《红旗》杂志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一文，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这篇反映哲学时代化的论文，是他逝世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艾思奇盛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始终以捍卫、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斯人已去，英名永存。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在当代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