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于东北人还是东北文化来说，当前都是一个难得的重新认定自我、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刻。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决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整体行为，或者说，东北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既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内容，又是振兴的动力。
毫无疑问，“东北现象”和“新东北现象”是东北人的现实焦虑，它困扰着东北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然而，我们要在“东北现象”的焦虑中反思这样一种“东北意识”：东北是共和国的“工业长子”和“农业孝子”，多年来辛勤劳作为祖国大家庭供吃供喝，甚至输血，而现在人过中年，即将丧失劳动能力，终于等来了机会，于是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当成了国家还债的举措。这可能是一种现实，但是其中也包含一种社会发展中的补偿性思维逻辑，这种思维逻辑必然会助长等靠要的思想。我们东北人在畅想过去对于全国的贡献的同时，不能忘记东北曾有过的辉煌也是中华各族子孙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祖国大家庭成员一起劳作的结果。远至一个世纪以前2000多万中原移民“闯关东”，开垦东北大野，近至“一五”期间国家把168个项目中的近一半给了东北，北大荒屯垦、大庆石油大会战等，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支援东北的经济建设，因此说，东北的发展都有着各个民族各个地方人们的贡献在里边。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东北现象”的产生，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我们东北人自身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因此，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行动中，在进行体制改革和观念变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确认东北文化的源流和属性，探讨东北文化人格的缺失并促使其完成现代性转化，这是当下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深层课题。
文化是有生命的，文化一经被创造出来，就在改变和塑造着人。要发掘东北文化的深层素质，任何一种文化的特殊性都不应该流于表面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的异质性，而应该是那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和文化人格的差异。关于东北文化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特征，早已被人从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度，从“中华文化一体论”深度加以确认。但是，“关于东北文化的复杂性和个别性特征，却很难用简单的概念来定位，东北人的心理性格和文化人格特征，也不是可以用几句类型化的词语可以概括的。”①东北文化的构成因素较之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巴楚文化都更为复杂，文化属性也更为特殊。也正是由于历史承传和自然地理的诸种因素，构成了东北文化和东北人的基本精神特质。
一、东北文化的源流构成与人文环境的历史传承；
从东夷人到渤海国，从秦汉时期的流人迁入到契丹族和女真族两次入主中原，从明清时代山东河北流民的闯关东，再到伪“满洲国”长达十余年的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以及当代非市场经济体制文化的制约等，本土文化、中原文化、殖民地文化和当代体制文化四大不同层面构成了东北文化历史源流构成的复杂性和独特性。通过中原移民所构成东北文化的主体是传统中原文化。一百多年来，东北的开发是与这些拓荒者的贡献和牺牲分不开的。这些来东北的中原移民几乎都是在关内活不下去的最底层的贫苦农民，他们“闯关东”大多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求生，因此这个群体中既缺少富家子弟又缺少书香门第。于是构成东北文化的中原文化板块基本上不是传统的精英文化，而是以传统的民间文化为主，从而使东北文化缺少书香气，而多了些乡野气。
在近代中国特定的背景下，长达十几年的殖民统治，也使东北人的文化品格发生了较大的分化，扭曲了部分东北人的传统性格。“一时的压迫可以产生叛逆，长期的压迫必然制造奴隶”。在全面的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下，也培养了东北人文化人格中的一种顺民性格。同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想方设法地“糊弄洋鬼子”，这样一来，便在东北人淳厚质朴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又增添了一份狡黠。平时慷慨激昂，关键时刻就“草鸡”，欺软怕硬，前紧后松。
东北是老解放区，也是国有企业最集中的地方，在长期的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东北人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思维方式上来说，都相对保守。进一步讲，计划经济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官本位机制，无论是经济本身还是为之服务的经济学都具有这一性质。在这样一种体制和习惯下，东北人的官本位意识要远比南方来得强烈，有人甚至说东北是全中国官本位意识流毒最严重的地区。在奴性意识和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下，东北文化缺乏对人性尊严、个性自由的尊重和推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对东北的负面影响，莫过于对人的价值观的扭曲。年轻人宁可花上几万元求人谋一个月薪几百元的大机关的小办事员，也不愿意用这钱自谋职业做个独立自主的小本生意。因为人们在这里算的不是经济账，而是“面子”账、政治账，一种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在其中起作用，而这是发展经济、解放生产力的最大思想障碍。权力崇拜观念过重，个性自由和经济自由就无从谈起。如果东北不能创造一个公正、平等、自由、安宁的社会软环境，不能以人为本，以规则为准，充分尊重个性意识和市场经济的原则，削弱权力和权力观念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过分参与，那么，振兴东北的整体战略就难以真正实现。
二、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对东北人性格和农业本位思维定势的影响；
东北地处边陲，大风大雪、广袤大野、高山密林，丰富的自然资源、漫长的冬季，自然要影响到东北文化和东北人的形态风貌，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东北人特定的性格，粗犷、豪爽、热情、幽默，是东北人的本质性格；自然、质朴、率真、保守，是东北文化的基本品格。应该看到，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插根筷子就发芽”，“抓把黑土攥出油”，正是这肥沃的土地养育了东北人，“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东北农民生活真实写照，不仅使东北的农业经济多为粗放经营，而且由于冬季的格外寒冷和漫长，使东北人形成了长达四个月无所事事的“猫冬”的习惯。这一方面成就了东北格外发达的小品、笑话和“二人转”艺术，但另一方面也养成了东北人懒散、马虎、说得多做得少的劣质性格。因此，与自然环境恶劣地区的人相比，东北人缺乏吃苦耐劳和认真开拓的精神，在漫长的岁月中，东北人往往处于饿不死也撑不着的状态。
号称世界三大黄金玉米带之一的黑色沃土，无疑是上天赐给东北人的巨大财富，但是也养成了东北“农业本位”的思维定势。多年来，东北所谓“农业大省”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与这一环境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不能说没有关系。“农业大省”的口号体现了农业本位的发展战略与思维定势，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发展理念极大地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积极地支持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进入市场经济和文化经济时代，“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经济发展理念就显得单一和沉重了。如果农业本位仅仅是一种经济发展战略的话，那只是一种生产方针；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思维那就成为一种社会发展观，以粮为纲、乡村文化本位、农民意识等等就必然相伴而生。
农业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是初级形态的经济，技术含量低，而且又未完成农产品的深加工，所以多是作为政策性的商品进入国内市场的，以至于形成了生产越多赔钱越多的循环逻辑。千百年来，以农为本的思想是中国社会的传统政治理念，无论是古代社会的“重农抑商”，还是当代社会的“ 以粮为纲”，都往往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农业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是政治，当农业不是政治的时候而硬要把它当作政治来抓，可能就容易把经济行为当作了政治工作，容易用政治的尺度来判断经济价值，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政治的要求也就很可能成为政绩的追求。在东北三省中，限于自然条件的制约，吉林省的“农业大省”的发展战略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农业本位的长期思维定势成为吉林省经济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2002年吉林省粮食产量达200多亿公斤，农民人均收入2300元，但是这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近5年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460元，而吉林省的农民只增加了144元，不到全国的三分之一。
当我们把“农业大省”作为基本发展战略的时候，整体的工作思路就往往围绕在一个“农”字上下功夫，忽略农业产业在中国现今情况下的先天弱势，而影响对其他现代化产业的思考。玉米的深加工喊了这么多年而最终没能成为吉林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就是这一发展战略的所带来的明显局限。因此，东北地区干部的工作思路的转换是极为重要的，当思路不正确的时候，干劲越大，离理想目的就越远。当一种理论或者战略在实践中屡试不灵时，我们是强迫实践适应理论还是以实践来修正理论？
“农业大省”的战略思路自然决定了乡村文化的主流的地位，这一方面体现了民族文化的地域特色，引起了当代国人的普遍关注；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以小品、二人转等曲艺为主要形式的地方民间文化成为东北文化的当下代表。自从以东北方言表现的东北人生活的小品流播大江南北之后，东北文化和东北人便在一个粗俗而肤浅的层面上被确认了。东北文化不是作为一种生活内容或者价值取向，而是作为一种生活的装饰进入当代中国的大舞台的。应该说，这种俗语文化形式喜剧是对东北文化和东北人品格的一种低调处理，并没有全面反映出东北文化和东北人真正品格，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文化的质量不仅在于形式的提高，更在于思想内容的提高。东北地方小品的内容往往缺少现代意识，对现代都市和现代意识进行嘲讽和否定，更缺少对人的尊重。如前所述，漫长的冬闲和比较充裕的生活条件，使东北人的“说话”功夫得到了充分的训练和展示，机智、巧妙、一语双关，充满了幽默感，于是有了“出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之说。但是，东北人的笑话和小品像其他许多地方的民间文化一样，有些粗俗，而且还充满了嘲讽都市、嘲讽现代、嘲讽知识分子的乡土文化本位意识，甚至表现出一种反文化情绪。当我们看到小品《找焦点》中对于“老麻婆子”过“情节人节”拙劣嘲讽时，不禁感到一种不平和悲哀。以对人的个人习性和生理缺陷进行攻击来获得廉价的笑声，不仅是最肤浅的喜剧，而且表现出对人的不尊重，它与当代人类意识格格格不入，而外地人往往依据这些小品来认识东北人。赵本山主演的《红高粱模特队》则以一种非艺术的道德原则代替现代艺术原则，从而完成对于现代都市文化的否定。
东北具有文化资源上的优势，例如文化和科技人员的比例、高校的数量、大学生占人口的比例等，但是这只是文化资源上的静态结构优势，而不是动态发展优势。要把结构优势转换为功能优势，否则文化资源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是人的发展，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三、东北先民的传统习性与流民气质相融合，在原始的生产活动中所构成的热情豪爽和暴力崇尚；
东北先人与其他边民和少数民族一样，具有热情豪爽、勇猛剽悍的秉性。《后汉书.东夷传》中就描述了东北先人的剽悍和厚实：“其人大疆(强)、勇而谨厚”。清人杨宾《柳边纪略》中描述了东北人淳厚实在、乐善好施的性情：“十年前行柳条边外者率不裹粮，遇人居直入其室，主者则尽所有出享。或日暮让南炕宿客而自卧西北炕。马则煮豆麦蓟草饲之。客去不受一钱，非但不图报酬，若有所匿，不与人，或与而不尽，则人皆鄙之。”③由此可见东北先人的传统习性之一斑。
明清时代闯关东是背井离乡的悲壮举动，特别是清末以前，东北作为清王朝的禁地，一道“柳条边”墙是自然的屏障，更是法律的界限。故土难离，九死一生，一个“闯”字包含了当年拓荒者的全部危险、辛酸和勇气，东北人性格耿直豪爽，有热情有血性。而东北特有的生产方式，如采矿、淘金、放木、挖参等，以及闯关东人群构成的家族性和同乡性，形成了东北人特别浓重的行帮习性和血亲集团意识，崇尚暴力，讲究义气。东北人热情直率，但是热情得有些过分，直率得有点发傻。一味热情而不计成本，一旦感到自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情感被轻视、欺骗或者未能得到相应的回应时，极容易形成强烈的报复心理和报复行为。
东北人有人情味，注重礼尚往来；但是人情成为一种沉重感情债务，热情对于注重时间效率的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和麻烦。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哪怕是一点极正常的小事，也要找找人，拉拉关系，走不正常的渠道。结果办事不讲规则，盛行搞小圈子，削弱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破坏了社会的公正与规范。
南方人常常告诫朋友“千万别惹东北人，东北人吵架动手不动口。”而我们东北人每每说到这些的时候从来都是带有自豪感的。但很大程度上，那只是一种好勇斗狠的原始野性（有时候纯粹是欺软怕硬）。相对于其他大多数地区来说，传统东北文化中对黑社会或曰“胡子文化” 有一种格外的纵容甚至崇拜。然而在今天看来，黑社会文化是一种非规范社会的“暴力崇拜”，是以民间江湖文化习性作为价值尺度的。不应忽略的是，在制约东北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这种黑社会问题和哥们义气是其中的深层因素，它对东北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市场经济的规范化发展是具有极大的伤害的。
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共识。文化产业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因此，不能把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经济效益之间作过于直接的联系。一旦作了过于直接的联系，就必然导致发展思路的短期行为。过去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要改变为“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不求文化质量的发展可能带来一时的经济增长，但最终会导致人的文化素质的低下，从而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形象和发展的能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是人的发展。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行动中，促使东北文化的转型与现代文化人格的塑造，就变得格外重要。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国家、民族的落后在根本上表现为人的落后。不能把局限当作特色，更不能把落后当作优势。
①③崔凯：《从赵本山和<刘老根>看东北文化》，2003年3月11日《辽宁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