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9年以后出现的众多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籍中,《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注1〕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重提了“政治文化”,而且,它以自己所呈现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触动我们对目前大家关心的文化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虽然在西方对政治文化的关心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社会学,或者甚至启蒙运动时期,但它真正成为政治和文化研究中的一种理论视野,却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勃林特(M. Brint)把西方的政治文化研究追溯到三个源头：一是从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研究传统,二是从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三是二次大战后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中形成的对政治文化的“科学”或者“行为功能”研究方法。〔注2〕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在美国政治科学领域中的学者之所以对政治文化特别感兴趣,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是政治社会性的。这个时期,随着西方社会的剧烈变化,人们的行为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这些改变和文化的改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个时期在国际上出现了许多“新国家”,它们虽然采用了西方的形式体制,但政治的实际运作却与西方模式不符,这里也牵涉到文化因素的作用问题。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学术性的。当时政治科学领域中盛行的是结构功能方法,而且关心的主要是“现代化”问题。当时的主导共识是,技术的变化有助于形成现代意识、思想和文化,而传统文化则是技术向现代化方面转变的障碍。在这一主导共识下,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就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
以今天的认识来回顾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无论从政治倾向、文化模式,还是从研究方法来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都是有历史原因的。从政治倾向来看,当时的政治文化研究是为了维护西方既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当时世界冷战的局势下,它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避免法西斯和斯大林式的极权统治。它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自由民主体制才有制度的保证?人们什么样的心理倾向才有助于稳定这一体制?需要不需要以政体成员对政体的认识来认识它?如何认识它?在政治结构的发展和变化中,文化起的是什么作用?等等。从文化立场来看,当时的政治文化理论的社会发展观是以西方为现代化模式的。当时出现的新国家纷纷采用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更坚定了西方学者认为西方代表世界发展方向的信念。从研究方法来看,它的基本关注点是个人对他们的政治社会存在的态度、理念、信仰和感觉。它分析的是个人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的心理倾向,或者更进一步,涉及个人对于特定政治对象的认知、感情和评估这三方面的倾向。这里包含着的“文化”概念意义相当狭隘,而且它的研究过分偏重实证方法,这和当时学术趋向有关。在这以前的政治研究曾过分注重政治的形式,如政党结构、法制的作用、政府各部门的权力平衡等等,忽视了政治人文文化的方面。这是政治文化研究力图纠正的,它想要以在西方社会中实实在在的社会民意调查弄明白具体公民的态度、理念、价值观和既有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关系。这种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作,艾尔芒(Gabriel Almond)和伏巴(Sidney Verba)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和民主》(1963)(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五十、六十年代模式的政治文化研究自六十年代末期渐渐失去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西方新兴的社会运动对既有的自由民主制度合理性的挑战,以传统/现代对立为基础的现代发展理论在学界受到质疑,学术实证研究方法和社会改革目的的矛盾,多种激进人文学科理论的兴起,等等。但是近十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和人们对文化的兴趣和认识的增长,政治文化研究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不断地传递英格哈特(R. Inglehart)所说的“政治文化复兴”的讯息。〔注3〕1989年的世界动荡和随之以后苏联和东欧的巨变以及中国与之截然不同的发展,更是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文化的兴趣。九十年代Westview 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文化系列丛书的总编辑维达斯基(Aaron Wildavsky)在编辑介绍中说：“‘政治文化’指的是那些对不同的生活方式有规范作用的价值观、信仰和选择。共同体内的人们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其中包含了怎样的信仰理念?他们选择结成怎样的人际关系?这些价值观、信仰和人际关系又会有怎样的政治社会后果?”目前政治文化研究关心的正是文化与政治体制、社会价值观、社会发展机遇或限制的关系的种种问题。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对“政治文化”的注意在时期上和政治科学大领域有相似之处,但却有它自己的特殊成因和过程。第一代的中国问题研究是二次大战以后兴起的,研究者大多是历史学家出身,在他们的研究中,中国文化的延续性问题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注4〕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对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带来了冲击。尽管研究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各持己见,但大家都共同关心这场革命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他们并不把这场革命仅仅看成是输入苏联革命模式的结果,所以想探究它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究竟在多大程度和哪些方面包含了怎样的“本土因素”。
随着冷战时期以苏、美为代表的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对垒的形成,第二代中国问题研究在对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文献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中国革命与苏联经验的相同和相似方面。这些社会科学出身的研究者从纵向的中国历史延续性问题转向横向的不同共产主义革命样式的比较研究。〔注5〕也就是在这种比较研究已具局面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大革命再次给中国问题研究带来了冲击。六十年代中苏决裂和中国式的文化革命,重新引发人们关注中国本土政治文化传统延续性的作用和影响。这一批的中国研究学者把美国政治科学领域中盛极一时的“政治文化”理论引进了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他们当中以白鲁询(Lucian Pye)为最重要的代表,政治文化理论的特色和局限都在他的论著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这个时期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受实际条件的限制,它不可能进行当时政治文化研究所要求的系统严格的“民意态度”调查,而只能从历史、文学以及对当代政治的印象来形成一些对中国文化的笼统概括。这些被称作“心理分析”的印象分析,取证面狭窄(往往以港台为限),因而后来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对此多有批评。〔注6〕这些政治文化研究片面注重个人心理倾向与政治样式的关系,一方面是受狭隘的文化概念(“文化”仅为个人态度、思想、理念的总和)所限制,另一方面也在倡导这种文化概念。而且,这种政治文化研究囿于传统/现代两分对立的模式,认定中国的政治文化应该为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非常态和不确定轨迹负责,而对中国文化内部的社会政治变革因素(在一种本土意义上的“现代化发展”因素)估计不足。由于中国研究政治文化理论本身的局限,更由于政治文化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在政治科学大学科中的衰落,中国政治文化理论一直没有形成大气候,但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尤其是白鲁询,却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他的中国政治文化理论仍然保留了传统/现代的两分框架,但他的研究重点却也逐渐由个人心理扩大到国家社会结构问题。〔注7〕这种发展表示了政治文化理论所包含的“文化”概念朝越来越广阔、能动的方向发展。《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一书也体现了这一发展的趋势,并有意识地强调了一种辩证能动的文化观念,这在后面还要论及。
白鲁询1981年出版的《中国政治的动力》被称作为是第三代中国研究的创始代表作。〔注8〕这部讨论中国上层政治和决策的著作的基本主题是：“中国政治的根本动力来自两个方面的矛盾,中国人一方面讲究共识和一致,另一方面又相信只能在特殊的、宗派性的关系中才安全。宗派关系恰恰是对共识原则的最大威胁。”从这种对所谓的中国人普遍心理趋向(白鲁询在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矛盾出发,白鲁询讨论了特殊宗派关系和政治派别斗争的关系,派别政治和公众政治的关系,派别政治形成中国政治的哪些不稳定因素,以及派别政治会如何动摇当时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共识,等等。白鲁询的这部著作和他1968年出版的《中国政治精神》一样,是从政治心理的角度来讨论中国文化对现代政治的负面影响。他所指出的不少中国文化心理因素,在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热讨论中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如官贵民贱,重人治轻法治,随众趋同,以道德论权威,鄙视权力却又敬从权威,等等。而且,白鲁询讨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现代化所用的传统/现代两分对立框架也基本为八十年代文化讨论者所采用,例如文化热讨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强调压制个性、官贵民贱、封建专制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作用,对现代变革的本土资源估计不足。了解白鲁询政治文化理论特征和局限,可以为我们重新评估八十年代“文化热”提供一个颇有价值的视角。而了解新的政治文化理论则可以帮助我们设想今后的文化讨论可以从哪些方面做一些突破。我们可以把白鲁询所代表的政治文化理论和由《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所体现的较新的政治文化理论稍作比较,以增进对这二者的认识。
《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的编者承认白鲁询对“政治文化”定义的权威性。按照白鲁询的定义,政治文化是“整体人群现时所普遍具有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政治文化也包括人群的个别部分的特殊倾向和范式。”(2,11)这个定义包括两个部分,与普遍文化一致的部分和不一致的部分。在白鲁询的政治文化研究中,他强调的是前者,所以他往往把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设想为来自中国文化外部,这和他把西方现代化看成是世界其它地区政治社会发展模式的观点是一致的。《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一书的新政治文化研究,突出了白鲁询对政治文化定义的第二部分的意义。这个意义对于一本1989年以后出版的讨论现代中国民众抗议的论文集当然格外重要。1989年事件对中国来说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这场事件的结果是不是代表着本土价值观和发展规律战胜了来自外部的“精神污染”?它是不是仅仅因外来的“民主思想”才发生的?还是本土文化本身就潜藏着社会改变所需要的积极价值观和对抗技能?
1989年事件对中国研究领域中政治文化的复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本书编者写道：“(由于这次事件,)学术界不得不再次审视它对当代中国社会和政治所作的最基本的假设,……正如1949年的革命和1966-69年的文化革命,1989年的抗议在学界形成的分歧远远超过了共识。”(3)更由于民众抗议在中国和苏联、东欧所遭受到的不同对待和结果,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关系问题变得愈发严峻和迫切。尽管本书关心的是政治社会变革和发展问题,但它并没有把注意力只放在当前中国人的政治心理和态度上。它的讨论面要广泛得多,涉及社会群体、体制、国家-社会关系、公众空间、知识分子、中国文化身份等等一系列问题。
1. 跨学科的“文化批评”
本书十二位作者的学术出身背景包括了历史、社会科学、政治科学、东亚研究等诸多学科,使得全书呈现出一种突出的跨学科的全貌。中国研究领域中数代学者从历史学、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的单科侧重发展到今天的跨学科综合,对此,我们也许只能用广义的“文化研究”来为其命名。现今讨论文化的政治社会作用的,已不只是政治或社会学科出身的学者,他们的专业可以是以前被视为“纯文学”的文学、哲学、语言学或文艺理论。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文化研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的文化研究,正如《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中每一篇文章所显示的,都可以大致确认一个学科倾向,它为研究的分析和推抡提供了基本的概念、范畴、前提和话语。中国目前有些“文化讨论”不能反映论者特殊的专业素养,这表现为概念不精确,分析方法和话语没有专业性,论证缺乏学科文献基础,等等,这些都影响“文化讨论”的学术价值和学理深入。《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一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大多能很好地结合“文化性”和“学科性”,这不仅使得单篇能有深透的讨论,而且使全书规范了一种远比先前心理分析政治文化理论更广泛、更辩证、更能动的“文化”概念。
前面提到,
在以心理分析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理论中,文化被狭隘地理解为个体倾向、态度或理念的总和。新的政治文化包含的“文化”概念要宽广、能动得多。如莫蒂(P. R. Moody)指出的那样,“(新的文化概念)和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一致,指的是人类生活中一切非生物性的方面,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注9〕文化不只是包括可以通过心理分析去认识的个人倾向、态度或理念,也必须包括必须通过社会理论去认识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公众行为和行为空间、人际互动机制等等。由于政治和政治体制都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它们不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也为观察、研究特定历史环境中人的态度、理念和价值观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释。新的文化概念使文化讨论者一方面可以说明特定政治是怎样在大的文化环境中形成和存在的,一方面也可以说明政治如何维持和改变大的文化环境。人们对政治的态度,不再只是投射某种性格或个性,而是特定环境中的理性选择。
本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的一些重要当代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理论、后殖民理论和批判理论都为确定新的文化观念并且更深入、更全面地讨论中国的政治文化提供了条件。这些理论本身就有很大的跨学科性,对当今各种人文学科有广泛的影响。这些理论在不同的程度上渗透在《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的不少篇目中。例如艾修里克(Joseph W. Esherick)和华瑟斯屈姆(Jeffrey N. Wasserstrom)的《演出民主：现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一文就反映了后现代理论在讨论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对先前政治文化理论概念和范畴(如白鲁询的“社会化”、“世俗化”等概念)的扩展。它所使用的概念,如“象征”、“语言”、“仪式”、“解释”等,带有典型的后现代理论话语的标志。两位作者把中国的政治文化看成是一个既有共识又有冲突的公众场所(舞台),把1989年事件当作“政治舞台上的一次表演”来进行分析。例如,他们详细分析了学生抗议如何从中国家喻户晓的国家仪式“脚本”和传统“节目”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官方的仪式(如游行、庆典、开大会、立纪念碑)是营造官方权力形象必不可少的象征手段。学生抗议将多种官方仪式改写为另有含义的政治剧目。他们在象征政府权威的天安门广场上先占场后演戏,对胡耀邦的“葬礼”(一种被官方挪用的传统“节目”)进行反利用。他们不仅把人民英雄纪念碑纳入了自己的抗议语言,还添加了象“自由女神象”这样的非正统符号。学生的广场和街头演出节目有的是本土性的(如人民大会堂前的“跪谏”),有的则具有国际性(如“绝食”)。所有的演出手段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感动观众,因为政治戏剧和普通戏剧一样,它的力量只能来自观众。
2. 能动和差异的“文化”
《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的作者们力图纠正用单一静止的观点去看待中国文化。对任何文化的概括和抽象都是必要的,但这种概括和抽象则往往会掩饰具有重要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差异。本书作者们对即使同一时期(1989年前后)、同一社会阶层(如知识分子)或同一文化形式(上层文化或大众文化)内部差异的关注,反映了中国研究领域中也在发生从总结普遍模式到分析意义差异这一转向。在白鲁询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对中国本土文化因素的概括和抽象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种概括和抽象往往可能有两个性质不同,但互有联系的误区。第一个误区与当今后殖民批判揭露的“东方主义”有关。“本土”和“非本土”的两分对立往往导致用西方的“现代化”来衡量中国本土文化因素(与现代化不相适合的“传统因素”),因而得出否定的结论。第二个误区与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孤立的民族主义有关。本土的文化特性往往被用来作为国家政治我行我素、拒绝国际舆论批评的借口。这两种误区都起因于文化本质论。
《现代中国的民众抗议和政治文化》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它以多方面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文化本质论并不适用于中国当今政治文化的实情。中国社会中的保守和改革力量的区别不能简单地等同为“传统”和“现代”的区别。讨论中国“政治文化”,必然会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延续性问题,涉及这种延续性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问题,涉及中国现代化的性质、目的、评估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打破传统/现代的两分对立观必然对我们重新认识文化延续性和中国现代化的众多有关问题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当然不能期待任何一本论文集一下解决那么多与这两个问题有关的问题。但是这本论文集以其对传统/现代两分对立观的否定和批判,让我们看到,既然相互排斥的理想型的“传统”和理想型的“现代”的对立并不适用于中国,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不必只从外部来为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寻找动力和资源。设想和实践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需要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外来的和本土的,但任何一种资源都不是现成的,而必须由文化参与者和批评者通过理论的建构和实践的努力去实现。
新的政治文化理论虽然充分肯定中国政治文化本身有助于变革的因素,但它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的顺利程度并不采取盲目乐观的态度,而是旨在从多方面同时揭示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能和限制。而且,它也比以前的政治文化理论更关心那些似乎远离上层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大众政治文化。文集中阿纳诺斯特(Ann Anagnost)的《社会主义伦理和法制体制》一文就是从民众抗议的另一方面--官方对抗议的控制--来讨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些限制。阿纳诺斯特这篇文章具有批判理论的特点,它通过分析当今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特殊控制形式来认识其“后极权”性质,而它的研究对象却是普普通通农村里的“乡规民约”。“乡规民约”在改革时期出现时,被誉为中国乡村基层民主式的自我管理的新体制。但是“乡规民约”与法制和社会伦理的关系是暧昧不清的。“乡规民约”一方面有意在基层鼓励村民限制地方干部的,尤其是经济领域中的滥权;而另一方面,它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稳定”,防出“乱子”。“乡规民约”的暧昧性使它反而“成为建设它本欲限制的那种权力的手段。”(178)
阿纳诺斯特认为,“乡规民约”在农村所起的作用,颇能说明中国当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某些新特点。首先,统治意识形态表面上淡化,但实际上仍极端重要。意识形态的基础由理想未来的社会图景转化为普通人日常生存的切身利益。其次,基层政府机能发生转化,它以前作为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执行机构的性质淡化了,现在占据着一种介于党的意识形态操作和新建立的法制体制之间“暧昧不清”的地位。阿纳诺斯特指出,在新形式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最有力量的说法是“防乱”。“社会动乱”一说同时借重人们对文革之“乱”的记忆和来自儒教传统的“和为贵”。这一意识形态话语本身充满了暧昧性和矛盾性。它把政治自由和社会不稳定直接等同起来。它一反共产党自己一向与“和为贵”针锋相对的“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前进”的哲学,还把政治上极端不自由的文革时期用作因政治自由造成社会动乱的典型。问题是,这样一种充满暧昧和矛盾的意识形态怎么还能起到统治作用?阿纳诺斯特的回答是,它确实能起统治作用,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统治作用,显示中国政治制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形态：“后极权”。“后极权”这一说法语出哈维尔(Vaclav Havel)：“后极权处境中的权力的声音已经不再可信,但它仍然能够迫使受它控制者和它同谋,一起装作那声音仍然是可信的样子。”(181)阿纳诺斯特指出,在今天的中国,“统治权力迫使被统治者与它同谋‘装样子’,它依靠的是更巧妙的政治恐怖手段。”阿纳诺斯特提醒人们要充分认识新形式意识形态控制的特殊有效性,“否则我们如何能解释党至少在表面上成功地使老百姓接受它对1989年事件的解释?”(181)
新的政治文化理论并不能替我们预言中国是否只能长久是现在这个样子,或者中国是否最终会认同西方自由民主或者其它什么政治模式。但它却向我们指出,一个社会的变化一定不能离开它的本土文化所提供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是统治力量和对抗力量一直在争夺的。文化批评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促使这一争夺朝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展。新的政治文化理论把社会变革要求和实践当作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关心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但其目的不在于建立某种政治理论,而在于用文化为多种不同的政治理论提供一个宽广的解释角度和分析语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研究是一种文化讨论,也是一种具有政治意识和社会变革要求的文化批评。
注释:
〔注1〕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凡出自此书的引文,在括号中直接注明页数。
〔注2〕 Michael Brint, A Genealogy of Political Culture (Boulder, CO: Westview, 1991).
〔注3〕 Ronald Inglehart, "The Renaissance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4 (December 1985): 1203-1230.
〔注4〕 这些研究者包括John King Fairbank, Karl A. Wittfogel, Benjamin Schwartz, Joseph R. Levenson等人。
〔注5〕 这些比较研究可参见Donald W. Treadgold, ed., Soviet and Chinese Communism: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Charlmers Johnson, ed., Change in Communist System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Thomas P. Bernstein, "Leadership and Mass Mobilisation in the Soviet and Chinese Collectivisation Campaigns of 1929-1930 and 1955-1956," China Quarterly, no. 31 (July-September 1967): 1-42.
〔注6〕 参见Lowell Dittmer,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in Amy Wilson et al.,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 (New York: Praeger, 1983), pp. 51-68; Richard Kagan and Norma Diamond, "Father, Son, and Holy Ghost: Pye, Solomon, and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5, no. 1 (July 1973): 62-8; John Gittings "Bringing Up the Red Guards,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16, 1971, pp. 13-17.
〔注7〕 Lucian W. Pye在八十年代中期的著作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 (Cambridge, MA: Belena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进行的是比较研究。1992年重版的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New Ed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992),去掉一篇旧文,另收入两篇新文,其中一篇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是对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 Oelgeshlager, Gunn & Hain, 1981)一书的总述,另一篇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原载于 Foreign Affairs (Fall 1990): 56-74),讨论的是中国文化在形成社会结构和国家-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不再借重个人心理分析。
〔注8〕 Harry Harding,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vol. 36, no. 2 (January 1984): 284-307.
〔注9〕 Peter R. Moody, Jr.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China Quarterly (September 1994): 731-740, p. 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