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美、时髦的话语演出
全球化，已经是商业巨子指点江山的宏图大志，已经是生产线上蓝领工人的竞争压力和就业机会，它也通过电影电视、牛崽裤和炸鸡腿、水墨画和对襟褡袢袄成为世界各地军政要人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不知道别人是怎样的心情，每当我坐火车受气，或者收到电信部门霸道的收费通知或者随意改号指令时，就会诅咒他们：只有多几家自由竞争的企业来挤扁你的头，才会把我这个上帝当人。
可是，都化了，没了民族特色，跨国资本吞食了一切民族文化和穷国政府的尊严怎么办？甭担心，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全球化。反全球化的革命群众毫不犹豫地利用全球化的通讯手段、跨国组织模式和经济网络。从西雅图的不眠之夜到热那亚八国峰会期间飞向麦当劳的鸡蛋和石块，各种经济利益集团和不同思想出发点的人忽然很奇怪地集结到一个色彩斑驳的旗帜下。这当中既有美国劳联产联的正宗无产阶级，又有引吭高歌、雄居东西方大学讲坛的左翼知识分子。看看这“全世界反全球化者联合起来”的意思，还真有点炸焦肯德鸡，加快地球转动的气势。
但是，反全球化在哪里最时髦？在中国，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的人文领域和文化知识分子圈子中。就我看到的人文杂志、学者论坛、教授话语，反全球化有一种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姿态，话语上也显出亮丽的音色，那是高音声部的华彩乐段才具有的漂亮风格。
写文章说事，大多是这样开头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下，张三还坚守着这样一份独特的情怀和志气，是多么的艰难、多么的……呀。”有时，也许来点机智的反问：“代表我们文化的核心和明日曙光的，不是李四这充满民族个性的魂灵的泣血讴歌，难道是麦当劳文化生产线上的速成品和哈日一族没心没肺的低吟浅唱吗？”本来，在民族心理失衡和文化自尊漂移的日子里弄点精神补偿是必然也必须的。在工业社会冷静计算的关系里，人们需要点牛崽精神和浪漫的情怀，知识分子也要装点自己反抗的身份。但是，在全球化的确波涛汹涌如滚滚红尘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声音也许还有点泼凉水的勇气和滴酒不沾的清醒。在我们这里的人文知识分子话语圈里，却让我看到一种如此时髦，如此众口一词，如此高歌猛进的顺畅话语流，说实话，我再次感觉到一点怪怪的。
没什么别的，我就是觉得有些朋友描绘的那个风景怎么跟我自己对身边生活的感觉不大一样。他们跟我说中国落后就赖全球资本主义的混蛋秩序、和弄金融风暴，搅得周天寒彻的资本大鳄鱼、跨国公司的寡头和美国的霸权主义。可我看到的的腐朽落后人物还没这么高档次。看看南丹矿区的主子黎东明，再听听说一不二、视人命如草芥的大小庄主，不过是封建皇帝的隔代遗传和水浒英雄的当代版。他们似乎是直接从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档电视剧《水浒传》、《太平天国》、《雍正皇帝》中走出来的。那些割去农民李绿松舌头和把警察杜培武打成杀人犯的大侠充其量也就是封建残余、文革余孽，是水泊梁山下来的黑社会。
本来，跳到空中做话语表演、谋取国外大学的讲课费或终身教职是完全无可厚非的，但是不能以故意扭曲中国的历史或精心掩盖遮蔽中国现实为手段。中国的基本事实是很难掩盖的，我们没那么全球化，中国社会内部都出现各种经济的隔绝、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很多地方还是强有力的中国特色，这些是一目了然的。我多次强调，中国只有前现代问题，没有后现代境遇。我们的主要威胁不是全球化，而是思想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沙漠化。
借助反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一类的话语，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但是有时这恰恰遮蔽和扭曲了中国本土的现实。理论家能够靠研究话语、搬运话语、翻炒话语就有资格俯瞰自己脚下的人生吗？我们的一些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把自己放进生活了吗？我看有的朋友是“人在汉营心在曹”，正好扮演了美国、法国的反抗者身份，承担了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他的话语放到美国、法国去正好是清醒、刺激的。“他觉得他的批评实在是利于美国的健康发展的。当今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需要大家去共同关心，共同努力。知识分子的关怀不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是放眼世界。”（引自《李希光访谈录：我就是要找美国的碴》载《科技潮》2000年5月号）这种情势使我重新想起让—雅克•卢梭的话“警惕你成为世界主义者，只顾眺望远处……忘记在自己周围承担的责任。”
二、一张床上几样梦：谁的反全球化？
面对WTO和全球化这类事物，危机和机遇是共存的。现在的说法不同是基于一些文化信念的不同。强调一种共同规则、强调自由竞争和共通人性的人们对全球化的态度一般较为积极；而比较有中国式新左色彩的朋友，往往以“我为民族鼓与呼”来自我定位，这些人士比较注意强调全球化、后殖民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冲击和文化威胁。一些有新左色彩的朋友还借用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的影片名称《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来隐约地呼吁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建设成就设防。
这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话语情景：充满了分裂和错位，这一回，反全球化话语在价值取向和实际政策的诉求上是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策运行相左的。而它与官方权威话语的老牌经典意识形态中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观念又比较合拍。在全球化问题上，人文知识分子与搞经济理论的知识分子又有态度上和价值取向上的很大不同。至于物理学和天文学，还没有听说要搞民族科学理论的。还好。就我观察，反全球化的中国说法有几个构成元素：民粹思想与后殖民话语的混合，对西方某些思潮的选择性移植和呼应，文化上的文革情结的当代复活，对文化的固定理解和崇高化带来的清高和执着。我并不想在这里梳理这些关系，而是想强调中国现实和话语的复杂、缠绕、纠结，有许多事实我们还不能直面，有许多理论我们还不能将它仅限制在学术范围内进行自由的讨论。但我们要承认这些。在中国的一本看上去与国际左派话语十分接轨的杂志上，也有学者点出了其中的许多错位。温铁军先生说：“谁在反对全球化？中国的国民是要求市场化、全球化的，只是少数内外垄断集团在阻碍。”（《怎样的全球化》温铁军、戴锦华等 载《读书》2001、8期）
在此情况下，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也过分热衷于一种为了说不而说不的话语秀就多少有点不合适。这种热情与很多法国知识分子很象，如果说在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产生的自豪感、我家自古全都有的大陆心态上两者有十分的相似之处，那今天我们有些学者的灵巧和精密是福柯这样的法国知识分子在鼓吹文革思想时无所谓味或者完全不懂的：我们忘记了自己当初是如何在武器的批判面前退避三舍，找到了既安全又鲜花盛开的话语表演场地。在全民族因精神震撼而失语之际，我们得意于用激扬抒情的花腔高音来说废话，从此走上了旱地拔葱、凌空飞翔、俯瞰现实在空中做话语表演的云端高路，也全不在意那话语表演场上还长着些毒蘑菇。我还有点胡乱揣测，由于思想上的路径依赖和自我欣赏的陶醉，有的人成了自己话语的人质。调子唱高了，与国际思想学潮接了轨，与巴黎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大革命隔山隔水崇拜者（例如弗雷德里克•姆逊）成了老朋友，于是档次上去就下不来了。
可这种话语表演有可能对中国现实形成了比较大的扭曲作用。把中国的许多一目了然的
现实关系和感觉层面的痛苦经验改造成他们嘴下的另一个自由王国。某些中国出口到美国去的的毛主义教授为了胜任中国文化问题专家的声名就用话语涂抹了一个中国现实。这种话语烟幕有可能覆盖在中国的生活之上，造成巨大的虚空甚至假象。有许多时候，听一些朋友说话简直觉得恍若隔世，让人觉得他们是从银河系以外来的，给我的感觉简直就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许，有的人并不是王晓波笔下的傻大姐，而是聪明地“欲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的作者之一在别人问起他是否真的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特色时就明确地说自己说话只能考虑在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和职业圈子中的作用。
与很多知识分子的描述有很大不同，百姓的基本本能却是庸俗的、物欲的、喜好追赶时髦的、好出风头的。在经济上，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地方官员还是个体劳动者，谈到外面的人来投资或者有什么国际合作的项目都兴高采烈（还因此成心或不小心受了很多骗）。我自己就经常把刘少奇主席的语录挂在嘴上：“剥削的越多，我越舒服。”我看到，反对国际资本的大学者在跨国资本家撒过来些许散碎银两举办个把读书看报奖时没有坚辞不就，也还是照样奋勇向前。
我琢磨，中国的反全球化话语可能还富于一种“革命情结”。我们潜意识中很容易有一些文革意识形态中的理念：要砸烂旧世界，创造新秩序。用毛泽东的话说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对待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对于现存的世界理性和商业伦理，一般的百姓学者倒不至于去设计什么“超限战”。但我们这里的确很有些人觉得很不是那么一回事，总觉得应该在推广之前先重新来过。黄平先生认为：“使人产生一个疑问：谁的全球化？最大的威胁其实是那些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它们威胁到所有民族国家的利益，包括发达国家的劳工的利益。……游戏规则的制定越来越单极化了。” （《怎样的全球化》温铁军、戴锦华等 载《读书》2001、8期）要照这个思路，我看面对WTO就不是什么谈判进入的问题了，就得先革命伺候，改规矩。你们发达国家把规矩改好了，改公平了，改得有利于不发达国家比学赶帮超我再来加入。
三、怎样对待这该死的人性
2001年暑假期间，我去过云南，到了中缅边境的山区。不管是什么样的山区，只要一修通了公路，多么淳朴、多么文化、多么传统的人第二天就把屋子搬到公路边上来，马上开始卖可乐喝冰红茶。
面对全球化的庸俗潮流，我们常常忽视一个坚硬的、可怕的现实：人性是懒惰的、逃避自由的、不那么有追求的，大家都比较喜欢坐享其成，都比较好享受、喜爱自媚、媚俗。“食色，性也。”人就是这么个俗东西。面对我们自己的这点操行，我们怎么办？象《蛇》当中的前苏联克格勃少校符拉索夫那样“用毕生的精力去锻炼人、锤炼人，塑造新人、更好的人。”；还是承认人是生来有其当家作主的权利，他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他可以不一定为文化或者高尚活着，而首先为自己的馒头、窝头和二锅头、XO活着。有的时候，过于喜欢理想主义、偏好遥望乌托邦的知识分子和要求纯净思想的政治家一样，就是不大喜欢承认个人有选择的权利，就是爱搞点文化问题政治解决。在法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限制麦当劳的铺面使用招牌，限制英语电影和电视节目的放映时间等等，不一而足。
在中国，政府规定外国电影在电影院的放映时间必须低于30%。估计这条规定在加入
WTO以后就不大好使。但那还是将来时的事情。今天，在这里，真正让通俗成为通俗现在还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为通俗说两句话是一个很先锋的事情。君不见，邓丽君、张慧妹是一个随时被打入另类的“弱势”人物。许多当老师的都没收过邓丽君的录音带，许多青年都被没收过。崔建为什么能一直保持当红摇滚的名声？也一直靠着真的被打击或宣称被打击维持着自己的另类先锋地位。也就因为这一条，我多次说过：“最是先锋邓丽君。”这种对人性之俗的坚定抗拒甚至使我们成了犯罪分子。诸位读者大多看过《辛德勒的名单》这部影片。这是一部描写战争中的善良人性并对法西斯人格做了深刻剖析的影片。就用晓畅有力的叙事方法来描写可以理解的人道主义来说，它又是好莱坞式的通俗文化的代表作。的可是这部影片迄今为止没有在大陆进行过公开的、合法的放映，我们所有人看的全是盗版或者非法放映！在开始引进优秀影片的第一年，中影公司就要引进这部影片，就因为政府主管部门在片中看到了裸体镜头。在那样一个杀人现场，他看到了裸体镜头。看来，在大众当中和在主导文化的权威面前，有的文化产品的强势和弱势是错位的。最通俗、被许多朋友指责为最强势的好莱坞大片，在这里随时可能是弱势。占主导地位的权威话语不仅反抗好莱坞。去看看被阉割的《钢琴课》、被删去要害台词和“不健康”的同性感情的《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什么是弱势还真要好好想想。不知为什么，我在这里看到的首先不是全球化和本土文化的问题，而是更为重大、革命的老题材：一个公民有没有自己的选择权。“可他们似乎忘了：如果不发红头文件，不花工会的钱，中国的百姓有没有权利看自己爱看的电影；中国百姓能否在电影院享受‘环球同此凉热’？”（《WTO，中国电影的天生杀手？》郝建 载《中国民航报》2001年10月3日）面对全球化难题和麦当劳境遇，北京学者秋风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考量问题：“中国的文化不是书架上的四书五经，也不是老庄佛道，而是生活在现世的十几亿活生生的、每天都在进行着无数选择的人们的行动。因此，他踏进麦当劳，就不是在被动地接受麦当劳的文化霸权，而是在主动地创造本民族的文化，因为他选择麦当劳，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他每吃一口巨无霸，每喝一口可口可乐，都是在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内容。”（《麦当劳与消费者的神圣权利》秋风 载《万科周刊》2001年10月1日）
本文发表于香港《21世纪》2002年6月号（有删节），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