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版本求个性
《荆轲刺秦王》可能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记录：一个大投资的商业电影弄出了三个版本。一个是1998年10月8日人民大会堂版，这个版本只公开放映了一场（这也是记录）。这个版本只有几千人看过，国内的恶评如潮大多是基于这个版本。据我估计，到现在为止大陆说已经看过的人大多数看的是日本版，带日文字幕的，是用VCD机看的盗版光碟。这个版本图象质量还可以，中间有些马赛克，第二碟3、4分钟处纠错能力不强的机器走不过去。从1999年8月6日开始，大陆的观众才开始在电影院里看到供大陆放映的电影版本。这就是用字幕分为五个章节的《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是一部国际投资的商业大制作。8月13日的《文汇电影时报》报道陈凯歌说“直接投资6千万元上下”。然而，导演把它拍成了一部充满了个人解释、哲理思辨的艺术电影。从陈凯歌自己对创作观念的公开表述和影片的总体形态、叙事肌理来看，三个版本的《荆轲刺秦王》都更接近一部探索性的先锋电影。影片在电影语言上十分追求个人化、独创性，在历史解释上绝对地为己所用，为今天所用；在叙事方法和人物描写上也随意差遣，追求惊人之笔。
这里，我看到《荆轲刺秦王》的话语体系在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商业运作规律拉扯下出现了巨大的分裂。商业电影的基本吸引力是叙事方法、视听奇观和基本的人道理念。一部电影为世界许多地区的人们所喜爱，其最基本原因不是闪闪发光的大堆金钱和电脑特技，而是能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人性思考。商业影片的哲理思考和批判只能在现存的人性认识和社会分析上往前多走半步。商业性常规电影的基石是这些影片的基本伦理和道德规范。但陈凯歌似乎对这些规律不肯认同或不善把握。一方面，陈凯歌认为“艺术与现实生活无关”，“电影就是很多人在一起做一个梦”；另一方面陈凯歌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却充满了文化创造的使命感和一种为今天寻找文化解决方案的宏大动机。就艺术形态而言，我从影片中看到的是一种保持独创性的坚定追求和对这份执着追求的自信和得意。从这一点来说，《荆轲刺秦王》更接近于陈凯歌自己的《孩子王》、《边走边唱》。看来，导演更愿意回到《霸王别姬》之前的自己。这让我想起了《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有人评论他的六部小说是一个风格，做的是一个东西。他说别的文学家都模仿他人，所以有很多风格，他只模仿自己。纳博科夫的后半句话应该是：我是天才，所以能够做到只模仿自己。我对这种持有绝对自信的天才艺术家是小有敬意的。但是，在一部投资巨大的商业电影中过分追求独特性、个人化会不会有点产销不对路？会不会有违职业规范？一些记者在采访时钉着陈凯歌问“你不怕观众看不懂吗？”也是在礼貌地表示这层意思。
二、两种思维有哲学
当代中国大陆最具有语感的文学家有两个，首先是王朔，再有一个是阿城。他们的作品我可以只读几行文字就能感觉出来作者是谁。还有一个十分有文学语感的艺术家就是陈凯歌，读他的剧本和其它文字，我能看到十分明显的文气，这种文气具有鲜明的作者签名。陈
凯歌的文字与阿城的语感很有些相同之处，但思想要比阿城宏大得多，抱负要比阿城伟大得多，哲理性的思考也显得深沉得多，但缺点就是这些思考过于独特。早在陈凯歌拍《孩子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这种保持个性的天才和哲理表述的热情与电影的形式特性有分离，可能造成艺术思维和作品元素的分裂。就思维语言来说，他好象更富有文学的天赋和哲人的深沉抽象。在这部影片的创作中，陈凯歌对当代中国投入了极富于哲理的期望。他在报上说“我觉得现代中国人和古代中国人有本质的不同。比如古人的养气、礼仪、尊严都是今人欠缺的，令我肃然起敬，我拍他们是想建立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陈凯歌在宣传这部影片时说的话更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许多雄才大志和固执信念。他在不拍片时说的话如此之多，以至于1998年11月17日《北京青年报》上的一篇访谈竟以《陈凯歌新片图穷谈锋匕见》为题目。陈凯歌在答记者问的谈话中表现出巨大的使命感：“我们不能让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被‘汉堡包文化’所取代。我们的文化影响曾经遍及亚洲，但如此深远的文化如果在我们手里完全丧失掉，我很伤心。……我相信《荆轲刺秦王》会对国内外观众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影响。过去我们一直讲国威远及四海之外，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文化影响。而我们其实是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对中国的兴起和振作做了一番表达。”我也经常说这种话，这种话看起来华丽、独特、姿态很高，其实非常俗套、非常符合强势话语。
这类表示远大理想的话我多少还能明白，陈凯歌的另一些话我就根本读不懂了：“并不是在历史与今天之间找不到一点儿联系，共同点是存在的。比如秦王赢政在当时小国寡民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大一统国家构想，这和我们今天共同处于地球村的现状，是多类似啊。”“多类似”，还“啊”。我怎么看不出秦始皇那充满血腥味的封建专制主义宏伟抱负与今天的和平共处、宗教宽容、用人道主义实现世界大同的美好理想有多少共同之处？看得出来，陈凯歌对今天中国人的活法和文化是有些不满的，对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衰微更是忧心重重。可他的概念体系和思想资源就是建筑在“王”、“臣民”、“王应该爱天下的人”、“天下的人也都爱你”（赵姬语）这一类概念系统之上，从秦王称帝那一年算，就是这种话语至少维持了中国社会2170年的超稳定结构。
其实，我不应该奇怪。陈凯歌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的思想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色彩。早在拍《大阅兵》时，他就有这样的宏大信念：“我们民族千百年来饱受外来欺凌，就在于人民内部的不团结，在百废待兴的时代，每个人只有聚合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和步伐。虽然阅兵本身没有什么更值得介绍的，但它正是由个体组成了群体的方队，方队就是显示了群体的力量，表达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克服个人的不足，这在今天的社会里仍然是很需要的。在《黄土地》中有复兴的力量，在《大阅兵》中又具体的现出来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不去努力就不可能汇成集体的、民族的力量。 ”
在本片中，导演有的盖天豪情实在是让我不寒而溧。例如，赵国被攻破时，导演让孩子们跳城墙殉国，他用英雄性的煽情音乐烘托着这一壮举，让一个武士拼死挡住秦军以便孩子们成就大义。撇开我们和编导理念上的差异不谈，那些5、6岁的孩子怎么就肯自己跳下城墙？这是本片叙事上最暴力的一笔，也是让我最可怕的一笔，因为它是以一种豪迈的、义无返顾的态度反人道，用粗暴蛮横的解释践踏人性。这就是导演要宏扬的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一些知识分子脑海中的国家主义？我要喊：救救孩子。
《荆轲刺秦王》现象再次给我们以启示：像陈凯歌这类极富于文学和哲学意味而不喜欢或不善于与观众沟通的导演拍片时，有制片人站在身后是很必要的、很有益的。
三、一个荆轲护秦王
本片中的人物都让我觉得奇奇怪怪的，最能不理解的就是秦王这个人物。我说不能理解是不知道陈凯歌要推出个什么样的秦王给我们看。这个秦王身先士卒、指挥若定、他杀人如麻却是为了历史的责任感；他内心非常复杂，他对赵姬对母后对吕不伟和六国的百姓都充满了爱。有一段话，导演让秦始皇说了两遍，加上赵姬在反问时的部分重复，观众听了三遍：“我要建立一个更大的国家。秦和六国，眼睛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都成了一个国家。我要让天下的百姓都说同一种语言，用同样的文字，走同样的道路，我要修筑长城，让遍地长和禾黍，让天下的百姓安居乐业……”这种伟大的抱负就算它是真诚的良好愿望，也是他一个人设计的理想国和乌托邦，这种仙人指路总让我敬畏得浑身发抖。对这段话，北京有记者问他“是不是有点煞有介事”，南京有个初中生说：好伟大哟！
为了读懂陈凯歌的秦始皇，我反复看了两种版本的影片，最后得出结论：秦王是这部影片所有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陈凯歌拍这部影片时潜意识中要完成的壮举不是刺秦而是护秦，形象护秦。他要通过影片中的众多人物形象修复和烘托秦始皇的形象。在大陆的版本中，他把这一点改得更加突出。就叙事来说干脆把荆轲的故事移到后面集中到两段，就具体台词来说删改了秦王的一些噬血的台词。原来的版本中，秦王上了战车后跟着驭手讨论了一个大道理。驭手说：“记着，上了阵就是一个字！”“什么字？”“杀。”秦王就跟着大叫“杀——”。看破了这一点，对陈凯歌的许多以前让我读不懂的话就多少能摸到一点脉搏了。“秦始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民”，“我觉得所有的开国君主的性格都有非常独特的地方，都有那种‘粪土王侯、挥斥方遒’的气质”。这样，导演就赋予了秦始皇一种大仁义，使他有了解万民于倒悬的那种坚定信念，有了拉住了历史缰绳的神圣感，有了真理在手的那种自信。在历史研究领域，秦王的统一和残暴血腥是有必然性的，可对于他这样做的合理性却是见仁见智有不同评价。秦王朝为统一进行的征战、杀戮持续了10年，可秦的统治只维持了15年。但本片导演一定认为秦始皇“有一个美好的理想”，是“好的理想用坏的手段去实现”。影片用抒情诗式的本文为秦始皇发掘复杂情感是为了强调他的人性。这样，陈凯歌在九十年代的今天通过诗化的历史为暴君既找到必然性又找到合理性。
这是当今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很有共同性的一个分裂，即受迫害后那种愤懑、屈辱、反抗与受虐、臣服在内心纠结、对抗形成的人格分裂。在大多数人身上，我看到的是强大心理压力产生的受虐狂倾向。受虐狂就是彻底接受施虐者的秩序，不自觉地变痛苦为快感，以施虐者的刺激为刺激，以施虐者的快感为快感。施虐和受虐很容易并存在一个人身上。在陈凯歌的影片中，这种人格分裂表现为使用相同的话语和思维秩序来进行争吵和反抗。那么陈凯歌的这种情结来源在哪里呢。在于他个人经验和中国人历史记忆的混合及变形。佛洛依德说过“在当下各种事件的压力下，记忆的痕迹随时有被重新组构的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陈凯歌在文革中批判过自己父亲的情结，但是我觉得更大紧张和的内心压力并不在陈凯歌和他父亲之间，而在于有着最高权力的“天下的王”和小士兵之间；在于陈凯歌与那种思想体系之间，是那个意识形态机器差遣陈凯歌在自己家和北京电影厂的其它邻居家门口贴上批判对联。从《荆轲刺秦王》看，我有点冒失地猜想：陈凯歌今天仍然十分崇拜当代中国的强力人格和那个具体形象。有人问他“现在有些作品对皇权有所肯定，你认为这是有害还是有益？”（这显然是指《雍正王朝》）陈凯歌说：“有些戏不自觉地对皇权进行肯定，主要还是从宣传角度说的。主要还是牵扯到改革、变法、新政这么一些社会问题的映照，不是对一个历史人物进行判断。”这里，陈凯歌用了“不自觉”这个词。这好象是很为呵护他的同班同学，其实是在侮辱胡枚的清醒的大脑，贬低她的聪明才智。《雍正王朝》是自觉和有意识地对封建皇权进行肯定，它的主题词其实是“世间万苦皇帝最苦”。而我们眼前的这部“巨片”才是无意识地肯定了封建皇权，把焚书坑儒的暴君写成心中充满人情，充满矛盾，总想着“救护百姓”的仁主。这种对历史人物的随意摆布和对历史的反人道的解释明明浸透了一种充满暴力的美学，可导演还把它当做响彻云霄的国家主义凯歌，还“觉得很自豪”。我想起卡谬的话：“从反抗到革命只有一步之遥。”是的，如果反抗没有基本的人道主义理念的支撑，脱离了贴着地面走路的公民心态，很容易复活的就是从农民起义情结到红卫兵意识。这类一脉相承的心理秩序和行为模式就是无规则竞争、暴力夺取，是由国家机器所使用、纵容并赋与神圣感的兽性欲望疯狂释放。所以虽然卡谬没有经历文革，他也认识到从反抗的盗火者向专制的州官可以顺畅地滑过去：“其典型的形式就是20世纪的革命，其普遍内容就是杀戮的体制化与合法化：从呼吁正义到颂扬暴力、从反抗的普罗米修司到专制的恺撒，20 世纪从心灵到面目都使人震惊。”
为什么我对这部影片揪住不放、上纲上线？也许我也由受虐转施虐了？这是因为，在大陆的意识形态氛围和文艺观中，观众不拿它当武打片看，陈凯歌也没拿它当商业片拍，主导文化的领导者拿它当主旋律宏扬。对《荆轲刺秦王》，多数外国人是可以拿它当戏说看，当动画片看的。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反正是一锅粥，对中国现实也不甚了了。
对陈凯歌和这部片子，我可能有那种出自阴暗心理的幸灾乐祸：终于在一个权威身上找到点缺陷了。我也为找到一个批评名人的机会而兴奋。这个批评名人显示自己的机会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陈凯歌毕竟没有受到强势的主导话语的绝对信任和保护。同时，我又为话语英雄被去势而扼腕痛惜，同许多人一样，这种去势半是被阉半是自戕。我在冷静思考的同时产生发自内心的失望和深深的痛苦。他是有巨大的无形资本和话语力量的，是我们一直寄予很高期望的。本来，这位极有天才的导演可以拍出更多的象《黄土地》、《霸王别姬》那样的好作品。
1999/8/27于北京黄亭子
发表于1999年10月7日《中国青年报》2版
以及1999年10月号《书城》
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