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穷而且饿，我常常和一些初中的同学趁课余之机逛街，其实我们那个街也没什么好逛的，大巴山里的一个公社所在地，一条长不过一泡尿的工夫就可以对穿而过的街道，街道上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繁华，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了，连乡民唯一的激动——赶场（赶集）也被延长到一周一次，但是街道上仍然有让我们激动的去处，那就是公社供销社开的餐馆（公社街道上唯一的餐馆）。餐馆很破旧，但它的街沿上总是摆着用很粗的土布半盖着的热气腾腾的半圆型的白馒头，那馒头的正中有一个红点，杀是爱人，而馒头飘出的热气中还带着穿鼻的香味更是诱人。因为穷，我们常常只是去看看闻闻而已。不过，这看看闻闻对我们的生活很重要，我现在之所以对审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偏好而且还弄美学大概与此有关。然而，那看看闻闻的经验中总有点让人伤心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有一天，几个同学又上街了，半路上一个叫狗娃的同学突然说他不去了，我们很诧异，问：“为啥子？”答曰：“看啥子麻？看得眼饱肚中饥！”我们默然，从此不再专程去看那爱人诱人的白馒头。
记得80年代中期看《红高梁》我被它震撼了，从电影院出来我和几个朋友好一阵都沉默不语，后来便热烈地讨论起来，我们想弄清楚：《红高梁》中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我们震惊？是狂暴野合中的性解放吗？那年头这已不新鲜。是所谓酒文化的民族精神吗？那年头这也叫人腻味。是什么呢？是影片中巨大的红色和空阔的造型，是影片中充满酒气的音乐与撕肝裂肠的声腔，是从未有过的死一般的静寂和话语的沉默，是以前在电影中死去的一切活了过来并开口说话，包括沉默。《红高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次暴动和叛乱，是美术、摄影、音乐合谋对电影中文学统治的颠覆。
在《红高粱》之前，电影的主体是题材、故事、对话、主题、人物等文学性要素，电影艺术主要是一种语言艺术，美术、摄影、音乐只是文学的工具、背景、陪衬和装饰。在那种电影中，情节的推动、主题的表达、人物的塑造、风格的形成主要靠文学性的语言叙述与表达（对白和旁白）来完成。所谓看电影不如说是读电影，因为那种电影中可看的东西也只是某种修饰性的文学符号。是《红高粱》让我们看电影的“看”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其后每当上映张艺谋的电影我是一定要去“看”的。
但不幸的是，张艺谋的电影看多了也就只是一“看”，而且是“看得眼饱肚中饥”的一“看”。后来，我琢磨个中原因，大概是“物极必反”吧。自《红高粱》开始，张艺谋既摧毁了传统电影中的文学霸权，同时又建立了电影中的视听霸权（主要是视觉霸权），他让视觉和听觉要素成为核心的、首要的要素，让视觉和听觉的审美效果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将一切文学性的要素（题材、故事、对话、主题、人物等）置于次要的工具性地位，从而在根本上遏止了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活动对电影主题的开掘、对情节逻辑的推敲和对形象寓意的琢磨。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任何门类艺术的称霸都是对电影艺术的釜底抽薪，以前的文学霸权如此，现在的视听霸权也一样。只有当电影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广场而又有民主的协调机制时，那些彼此独立又相互激发的要素才会“综合”起来，成为不仅养眼养耳，也养心的艺术。
自《英雄》后，我想我是不会再看张艺谋的电影了，即便看也就权当去看一场模拟电影的摄影展和听一场有影像背景的音乐会罢了，千万不要把它当电影看，否则又会受“看得眼饱肚中饥”的折磨。但是不幸，承朋友之命要写一篇关于《十面埋伏》的文章，他还特地强调是写影评。
看完《十面埋伏》我再一次想到了“文学”，我仿佛看到张艺谋当年以《红高粱》之勇将电影从“文学”的囚牢中救出，带它骑上“美术”、“摄影”和“音乐”的高头大马，在逃避“文学”的追捕中穿越仙境和天籁，他想和他的电影去过风一样的日子，但文学“十面埋伏”，一路围追堵截，“格杀勿论”，最后，他和他的电影都倒在了雪地里。当然，张艺谋是不想让他的电影死去的，他是真心的，但中了文学的飞刀，即使从秋天坚持到冬天，要死也由不得他了。
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张艺谋的电影既逃离文学，又被文学所追捕。事实上，电影是无法逃离文学的。一部电影总不能没有故事吧（除非一些实验片）？即使将故事情节要素减少到零的实验片总得有对话吧（除非一些极端的实验片）？即使什么也不说的极端实验片总得有寓意吧？如果连寓意也没有，它就什么也不是了。而故事、对话、寓意在根本上是要还原为语言行为的，也就是说要还原为有形无形的语言艺术，这就是文学。换句话说，文学不可以是电影世界的专制君王，但文学也不是这个王国的奴隶，它是一个自由民。
张艺谋的电影中不是没有故事、对话和寓意，但它只是被迫使用这些要素，他真正迷恋和在行的是视象和声象。在《英雄》之前，他的电影基本上是对现有文学作品的改编，那时，他对文学的施暴还多少有些顾忌，他多少还受惠于这些文学大家而不至于离文学太远，而从《英雄》到《十面埋伏》，他的视觉中心主义在商业时尚的鼓惑下走火入魔，以至于他不屑于再改编文学大家的作品而按自己的趣味雇写手创作，这就使他电影中仅有的一点文学命脉都灰飞烟灭了。
说张艺谋电影中的文脉断了，不是说它完全与文学失去了联系，事实上脱离文学的电影是没有的，因为电影不单是空间的艺术，它更是时间的艺术，它不单是感觉经验的艺术，更是心灵咀嚼的艺术，它离不开色彩和音响，更离不开语言和借助于语言的思想。因此，说张艺谋电影中的文脉断了，说的是它与富有生气的原创性文学失去了联系而只是被动的（最多自以为是的）与文学的死魂灵厮守在一起。难怪只要留心一下他电影中的文学性要素就会多多少少嗅出一点死气，比如《英雄》中的“天下”主题和《十面埋伏》中的“人性”主题。那个“天下”主题就不说它了，且说张艺谋颇为得意的“人性”主题。
在一次访谈中，张艺谋说他们在《十面埋伏》中刻意为之的一个主题“就是想用人性做一个对于武侠类型的反叛。最后这三个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侠’所代表的江湖利益和责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进行爱恨的厮杀和争斗。这一段，我用大量的镜头拍了他们的跑，各种各样的跑，我想强调他们的叛逆。这时候一切侠义都已经抛弃，他们只想过风一般的日子。……我们强调《十面埋伏》反传统武侠的主题，就是人性比武侠更重要”。听张艺谋如此说，似乎在主题上有了什么不俗的突破，但看看他的电影，再听听他的另一番表白，你就会明白“刚出狼窝又落虎穴”是什么意思。有人问两个男人为一个女人这样不顾一切地相互厮杀究竟是怎么回事？张答曰：“自然界从来如此。你看动物界、物种之间，自来如此。” 这就是张艺谋的“人性”！一种自然美名下的“兽性”。其实，将“人性”等同于“兽性”不过是20世纪以来最糟糕的文学俗套之一，因为它戴上了“革命”和“叛逆”的时髦桂冠而让人趋之若鹜，张艺谋就是这样一只“鹜”。从《红高粱》到《十面埋伏》，从“谁坏了我的女人，我把你们全部杀死！”到“跟他走就要死！”张艺谋都在这个文学的俗套中，他是最喜欢这个文学俗套的一只“鹜”，也是中了这种文学埋伏的一匹狼。
其实，在《十面埋伏》上映后遭来是一系列嬉笑怒骂中，有大部分是与文学性埋伏有关的，尤其是在故事情节和对话部分，这些就不用多说了。平心而论，我是喜欢张艺谋电影中那些色彩、造型和音乐的，看看听听很好，只要不把它当电影看，尤其不要想到文学就行了。
（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