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年—1955年）的发表在媒体上大量的文稿和未发表的演讲稿和大学讲座的讲义，在他逝世后，自1957年起由西欧评论社（Revista de Occidente）整理、结集出版，到1961年为止出版了全集11卷，1983年为了纪念他诞生100周年，阿利安扎（Alianza）出版社刊出了第12卷。港台先于内地出过一些奥尔特加著作的中译本 (如蔡英文翻译的《大众的反叛》，还有近年来出版的有：《爱》，王贵梅译，台湾究竟出版社，2001年；《我而非我的哲学》，商梓书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6年，等) 。但是，内地学人对奥尔特加及其著作还是比较陌生的。四年前，奥尔加特《大学的使命》（Misión de la Universidad）的中译本出版后，在热烈讨论如何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感叹人文精神的缺失和学人教养资质低下的时候，虽然有人提及他的这部名著，可是，似乎也没有从奥尔特加的哲学、政治思想的整体来研究这本名著。2004年年底，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La rebellión de las masas ）中译本问世，受到中国读者的青睐，列入了畅销书的行列（见当时北京万圣书园网页的排行榜）。希望这是个开头，以后有更多的中国学人翻译、介绍著作和研究奥尔特加的思想。
19世纪起，感悟到欧洲近代社会精神文化面临着危机的各个领域的大师不少，从托克维尔开始，有尼采、佛洛伊德、杜克海姆、马克思·韦伯等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大众社会。进入了20世纪，这种危机的紧迫感日益加剧，斯宾格勒的《西欧的没落》和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奥尔特加与勒邦的“群氓论”不一样，与R·米歇尔斯、G·莫斯卡V·帕累托等的精英统治论也不一样，不把“大众”作为一个特殊阶层（或阶级）的社会群体的概念来叙述，奥尔特加所谓的“大众”在上流阶层和下层阶级中都存在，在工农群体中能找到，在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其人。少数精英是具有特别精神资质的集团，大众则是不具备特别精神资质的人的集合群体，是“平均人”。杰出的精英和大众的区别：在于前者对自己课以许多应该负起的义务和要求，不断进取；而后者对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满足现状、自我陶醉。20世纪初的欧洲，依然是精英们创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大众能达到不久前还是只有贵族、精英能享受的物质生活，提高了大众的追求物质的欲望，却更加使他们丧失了对自己课以责任和义务、追求个性的进取的能动性，造成社会普遍的平庸。他否定世袭的贵族，认为真正的“新贵族”是具有责任心、创造力的高贵的人。早在1921年，他就在《无脊梁的西班牙》（Espaňa invertebrada）中，痛述西班牙国民“对缺少对先进性的顺从的性格”， 具有“与对少数精英顺从相比，更加自觉地顺从多数低俗者”的性格。所以，此书可以说是《无脊梁的西班牙》的敷衍、展开。另一方面，先前精英们描述、追求的民主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实现的理想，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科学进步和社会走向民主却都是往昔精英奋斗的汗血结晶。他希望的是传统主知主义育成的具有高度知性的精英。这一点上，他所追求的，与同时代的问世的《知识分子的背叛》（1927年）作者J·本达担心欧洲为极权主义吞噬，感叹传统主知主义和追求形而上终极真理的知识分子正在消亡的的理想是一样的（当然，他不满足与传统的主知主义）。所以，他得出这样结论，基于科学进步的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至今最高形式；这种“生”的形式即使还不到达我们想象的最佳形态，也必须保持科学进步和民主体制的前提；如果倒退到比19世纪更加低劣的社会形态，就意味着人类的自杀。
奥尔特加写作此书的1929年，欧洲动荡不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已经上台，德国納粹也在显示它的“新生”力量。他已经预见到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咄咄逼人的威胁，把这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大众的反叛”。大众不仅物欲横流、对自己不课以任何责任义务，并且排斥持与自己不同观念“异己”。还大胆地在所有场合都像任性撒娇的小孩要求获得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与I·伯林一样，他也推崇J·S·穆勒的生活目的论，提倡个人自由与责任伦理的统一。奥尔特加所谓所谓“生” （ vital ）的概念，就要每个个人负起自己责任，在社会公共生活中进行比较、选择，而“大众的反叛”就是人类道德的沦丧，就完全缺乏道德。所谓道德就是对真理的服从，负有主动奉献精神和义务责任。希望人们担负起自己的伦理责任来捍卫自身的自由和现存的民主制度。
奥尔特加两度留学德国。接受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领军人物赫尔曼·科恩（Hermann Cohen）。的教诲，深受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的康德哲学的影响。他接受实证主义的同时，也看到近代理性主义至上带来的专门主义的社会危机，所以也受到现象学的影响，企图将两者调和起来超越康德哲学。乃至与马德里大学时代的恩师乌那穆诺（Miguel de Unamuno）的非理性主义彻底告别。20年代以后，他的著述中，“生与理性主义”的哲学体系更加成熟。他认为人类的“生”是最“现实”，也是最原始、最本质的的东西。无论何事、何地、采用什么方法，都是根（radicar），其显示的是“根本实在”（la realidad radical），都是人最根本的出发点。但是，这种“生”是我们每个人活生生地制造出来的，不是外部客体强制给予我们的，是必须制作的“生”（faciendum）。是出于“生命的命令“，所以，必须与自我一致的，又是人类对于自己的使命。他认为相对于西欧落后的西班牙的复兴动力是科学与理性，否定理性主义的同时决不能否定理性，但是理性要服务于人类的本质“生”。所以奥尔特加既否定为了人的生存（生，vital）放弃理性的相对主义，也批评放弃人的生存的绝对的理性主义。由此，他受迪尔特（Wilhelm Dilthey）的心理学出发的主张精神生活和知、情、意的统一、人类是作为个人集合的总体的历史、文化观的影响，提出以“生”为基础的“历史的理性”（die historishe vernunft）的命题，因为人的生的本身就是历史，所以，未来的社会创造性的生的结构才是人类最应该关心的。他认为，虽然笛卡尔、康德的理性要求我们必须超越时代、国家，归结出与人类多样性、特殊性无关的、共同的、抽象的意识，但是，历史却毫无理性的特征，历史与人的存在并不能用教科书上数学公式来规划的。在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中不仅没有历史的位置，而且还要把理性驱逐出去。他说：“时代的感性要求我们放弃两者（真理相对主义、绝对理性主义）必居其一的选择，我们必须与两者共存”。后人把他的哲学归结为理性主义（racionalismo）生命主义（vitalismo）的统一。
《大众的反叛》所预言种种，为战前欧洲局势所证实，所以，30年代在欧美学人中就有很大影响。而同一年写成的《大学的使命》，真正为人们重视，却在战后欧洲复兴的年代——人们考虑起大学改革的时候。他的另一位恩师——心理学教授巴威尔·纳托普（Paul Gerhard Natorp）所继承裴斯泰洛齐倡导的社会改良、市民人格教育的思想对以后主张教育世俗化、应该追求科学与理性的学说对奥尔特加也产生深刻影响。在《大学的使命》中，我们也能读到他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自己的“生的理性”哲学观。书中，他提出：要让那些“平均人”——大众接受科学的高等教育，提高他们的知性教养水平，使他们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那才是真正的生（la vida autentica）；大学要从“纯粹理性”主义向“生的理性”主义转变，从探索象牙塔里科学为第一使命向实施活生生的文化教养为使命转变。这种文化教养既不同于脱离生活、社会的“纯粹理性”、“主知主义”的研究，又不同于单纯、狭隘的职业人的训练。我们可以在《大众的反叛》的《专门主义的野蛮性》一章里读到他对专门主义训练出来的职业人的深恶痛绝的批判。他认为，社会理念的文化体系、客观的文化会很快地通过“习惯”（3） ，自然地对一般的人进行强制、机械地制约，人的社会化会非人格地形成，人会被异化，但是，如果遵循生的理性，孤独与社会、自由与强制、主体与客体就会有机地对话，就可以随历史的变化重新发挥人的主动性，修正传统文化，人类就会有创新的社会活动。
《大众的反叛》，刘训练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大学的使命》。徐小洲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