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瘦萍， 1904年生，男，1938毕业于湖南长沙湘雅医学院，外科医生，解剖学教授，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文革中被“揪出来”成为“牛鬼蛇神”。1967年，他的女儿娄玉方随他妻子的哥哥、医生韩国远一起离开出走，被抓获， 定为“叛国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娄的女儿被判刑10年，妻舅韩国远被判死刑。娄瘦萍本人被指控为同谋，在1968 年被逮捕，1970年被判刑15年。他被关在湖南津市的劳改营里。缺乏营养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4年1月，娄瘦萍死在劳改营中，时年70岁。
韩国远，男，牙科医生，娄瘦萍的妻弟，1950年毕业于四川华西医科大学，被分配到贵阳铝业公司。文革中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斗争”。1967年，他逃离贵阳，到长沙躲避。他的妹妹是娄瘦萍的妻子。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 ，怕贵阳单位里的人追来，决定继续逃亡，离开中国。娄瘦萍的女儿当时是初中学生，随他一起逃亡，他们在东北营盘 被抓。韩国远被判处死刑枪毙。他的外甥女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她还不到18岁。他的妹夫被指控为同谋，被判15年徒刑，死在劳改营中。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1998年，我给一位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打电话，他说他自己的故事将来再写，他要先写关于别的受难者的故事，并希望我作些文字方面的帮助。不久我就收到了他寄来一 篇文章，题为《医学教授娄瘦萍》，文字流畅通顺，并不需要修改或润色。我把文章寄给编辑苏晓康先生，他在《民主中国》1999年第四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后来，网络杂志《华夏文摘》的“文革增刊”转载了这篇文章，是在1999年的增刊200号上。
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文革中是个青年学生，以“反革命罪”被判刑，抓进了监狱。在劳改营里，他认识了娄瘦萍先生。娄瘦萍是医学院的教授，当时已经是67岁的老人，因“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恶劣的营养条件和繁重的 体力劳动，加上心理的折磨，关在劳改营四年以后，他在那里死亡。他的“反革命罪”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妻舅和女 儿试图偷越国境逃离文革，而他则被当作支持他们“叛国投敌”的同盟者，被处以15年重刑。
这篇文章真切感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记载了完全真实的事情，包括作者自己的身份和遭遇。但是文章署名“江雁”，却不是作者的真实姓名，其实也不可以算是个所谓“笔名”，因为这个作者并非常写文章的人，只因他不愿意使用真名，就起了一个别名，这是非常令人感慨的。
我收集文革材料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多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死了25年，文革也已经结束了25年，但是今日的现实却是︰那些当年整人打人害人的人，在这世界上毫无羞愧地生活着，有的还理直气壮地赞赏自己的过去，甚至还指责那些站出来揭示真相的人是“造谣诽谤”；而受害者却相反，他们虽然得到了所谓“平反”，有的也有了相当不错的生活，但是大多数受害者却采取低调，很少说出他们的遭遇和痛苦。结果，文革只有在小说里是痛苦、黑暗、错误，而人们叙述的关于他们的真实经历，却没有被记录，以致有人断言文革的痛苦和不幸是编造渲染出来的。为什么受难者不能用真实姓名公布他们的真实经历？在记录文革的事实的同时，我有时也思考这原因。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整体的社会气氛中，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文革并未被认为是一种“罪恶”，也没有被 真正记录和清算。文革只被中国人界定为“毛泽东的一个错误”，而毛泽东依然是权力者规定人们必须接收的偶像。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被害者继续处于弱势之中。我听说，我写的另一位受害者的孙子，因为年纪还小，一直不了解当年 爷爷为什么被打死，读了我写的他爷爷的故事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会不会再来打我和妹妹？”事情过去30多年了，中国的年轻一代所能关注的，依然不可能是向凶手索取社会正义，而是继续担心自己受害。文革在现实生活 中和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双重阴影，都十分深重。
也许，跟文革中真实的杀戮、恐怖相比较，这种不能说出事实的压抑气氛，已经算不了什么，所以经历了文革的很多人也就忍受着这种压抑。其实，如果细想这种压抑，是依然令人心里生痛的。
我非常理解“江雁”不使用真名字的苦衷。受害者无权无势，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故事，不但无损于当年的作恶者，反而在权势者们面前暴露自己，只可能带来麻烦。受害者只有尽量避免被公众注意。把一个无声无息地死在劳 改营里的萍水相逢者的故事，铭记在心，并且书写出来，是一种高尚的行为，然而高尚的书写者却要在现实中把他的名字掩藏起来﹗
然而，“江雁”只是在劳改营里遇到了娄瘦萍，目击其生命最后几年的遭遇，劳改营不准许“犯人”们交谈他们的“案情”，对受害者们分而治之，是劳改营内外都普遍使用的手段，所以要了解娄瘦萍的完整故事，还需要找到他入狱前的相识者。 另外，“江雁”和我都非常想知道娄瘦萍的女儿后来的命运。娄瘦萍已经死亡，他的女儿年轻得多，她被判刑１０年， 只要她能熬到刑满后出狱，就一定还在人世。所以，在“江雁”的文章被放上网络之后，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网络读者中，也许会出现认识娄瘦萍和他女儿的人——读者中会有他的学生和同事，也可能有他们的亲属、邻居和相识的人。他们不会全然忘却这父女两人。他们中间还会出现“江雁”这样的人。他们的记忆和良心不会让娄瘦萍和其家人就这样无影 无踪地消失在历史中。我心里期待着，有一天，会有人送电子信或者普通的信件来，告诉我关于娄瘦萍和他的女儿的比较完整的情况，虽然我并无把握。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收到了这样的信。并且，我也得到机会和写信者谈话。
电磁波在一秒钟里可以环绕地球表面走七圈半，网上的文章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民主中国》和《华夏文摘》这两个网络杂志都是被网上“防火墙”拦杀的，也就是说，国内的普通人无法在网上读到这两个杂志。所以，虽然关于娄瘦萍的文章早在1999年就已经被放在网络上，实际上这篇文章却是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路，经过了在几个国家居住的中国人的手，才传送到达国内；后来，回信又几经周折，辗转到了我的计算机屏幕上。这中间竟然用去了两年的时间。关于娄瘦萍的文章和其响应信件的传递经过，构成了另一个漫长而又令人难过的故事。我深深感谢每一个中间的传递者，也为在有了“信息高速公路”的时代有这样缓慢的信息传递而感叹。
由于这封等待了两年的信，对于娄瘦萍和他的遭遇有了比两年前多的了解。
娄瘦萍生于1904年。小时候家境贫困，求学的路也比较曲折。1938年他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这是美国 耶鲁大学在中国创办的最早一所现代化医学院，对学生有相当系统和严格的训练，学生在湘雅医学院要学习七年才毕业。娄瘦萍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曾经在长沙医院担任院长。1949年后，他在湘雅医学院担任解剖学教授。他不是一个喜欢参加政治活动的人，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1957年，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当时，娄瘦萍其实并没有听信当局的谎言来“帮助党整风”、“给 党提意见”，他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胆小怕事。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号召人们“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 娄瘦萍却告诉别人说，不能这样作，不要乱说话。他写了一首打油诗给朋友，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瓜田李下，不敢多 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样的意思很清楚，是不发言、不“提意见”。但是，后来这首打油诗被交给单位领导，反而成为娄瘦萍被划 成“右派份子”的“证据”。那些领导“反右派运动”的人说，你不是说“非我族类”吗？你当然是“右派份子”。
据文革后给“右派份子”“改正”的一份材料说，在湖南省，在1979年8月，还活着的“右派份子”有三 万一千人，这个已经非常巨大的数字，还没有计算从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病故、自杀、被杀害的“右派 份子”，其间就包括长达十年的文革。娄瘦萍就是湖南省被划成“右派份子”的巨大人口数字中间的一个人。至于领导了湖南省“反右派运动”的中共省委书记周小舟，两年之后，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
娄瘦萍被划成“右派份子”以后，降薪降级，调到衡阳医学院。这在对“右派份子”的惩罚中，还不算严厉的 ，但却剥夺了他为病人服务的机会。实际上，按照人口比例，中国严重缺乏医生，特别是缺乏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迫害医生，实际上是伤害大量病人；剥夺医生的工作和生活权利，实际上是剥夺病人的生存机会。但是，当权者显然不在 乎普通人对医生的需要和依赖，也就是说，不在乎普通人的死活。在“反右派运动”和文革中，把一大批受过专业训练 的为人治病的医生当作“阶级敌人”横加迫害严厉处罚，是毛泽东所作的最无人性最无理性的事情之一。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写有一批文革中受难的医生的名字和故事。在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三国演义》里，曹操杀害了医生华佗，那是被当作遗臭万年的恶行来描写的。大批医生在文革中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而死，他们的死亡和不幸却几乎未被记载，更没有得到应有的道义谴责。
后来衡阳医学院解散，娄瘦萍被调到湖南中医学院，在那里教授解剖学。娄瘦萍的妻子有个哥哥叫韩国远。韩国远也是医生，1950年四川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学的是牙医。这所大 学要读八年，和湘雅医学院一样，是一所西方风格的现代医学院。1949年，有人劝韩国远去香港，但他考虑到已经 读了７年医学院，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实在舍不得自己的学位；另外，大概他觉得牙科医生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不 管什么社会制度，总需要牙医的。这是很自然的想法。
韩国远从医学院毕业以后，被分配到贵阳中央铝业公司。他在学校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工作一年以后评级，由于他工作出色，比同届的同学还评高了一级，在1951年“政治条件”还不象后来那样被看重。韩国远没有结婚，亲属中只有一个妹妹，就是娄瘦萍的妻子。
文革一开始，娄瘦萍是“右派份子”加上“反动学术权威”，在湖南中医学院里遭到“批判斗争”。韩国远在贵阳铝业公司，也成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斗争”。
我们现在还不了解当时韩国远遭受到什么样的虐待和折磨，因为还没有找到韩国远当时在贵阳的相识者，但是当时的贵阳已经十分暴力化，是很清楚的。据一位当时住在贵阳的被访者说，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在1966年夏天到达贵阳，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清华附中红卫兵曾经到贵州省文化局打了很多人，其中有文化局所属的京剧团的演员等人。贵州文化局当时的幼儿园的院长，一位中年妇女、四个孩子的母亲，并不是文革的主要打击目标，也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剃了“阴阳头”，用铜头皮带抽打，以致满背都是青紫血痕，惨不忍睹，一位被访者说，她看到了这位幼儿园院长被打后的后背，她从来没有想象到过人类的皮肤可以被打成那样可怕的颜色，所以印象深刻，永不能忘。从1966年8月到年底，文革领导人给予红卫兵免费火车票和食宿进行所谓“革命大串连”，实际上是把北京在1966年的所谓“红八月”中的打人和杀戮之风带到全国，在全国各地对所谓“牛鬼蛇神”开展暴力性攻击。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韩国远1967年逃离贵阳，来到长沙妹妹家。
韩国远来到长沙，长沙妹妹家的情况也一样糟糕。而且，他知道他的档案里有“社会关系”的纪录，他的单位知道他有一个妹妹在长沙，很快会有人追来，如果被他们抓回去，原有的罪名加上新的“逃跑”罪，他只会吃更大的苦头。因此，他不能在长沙久留，必须赶快离开。
他的外甥女，娄瘦萍的女儿，要跟舅舅同行。开始他们可能只想避一避风头，但是实际上当时无处可躲，后来他们决定设法离开中国，事实上，这是逃离文革迫害的唯一的出路。
娄瘦萍的女儿叫娄玉方，当时是长沙第四中学的初中学生。她和舅舅先到了广州，后来到了东北。他们到过北朝鲜，被遣送回来，然后，他们在东北的营盘被逮捕。他们的罪名是“叛国投敌”。由此罪名，韩国远被判处死刑，娄玉方被判处１０年徒刑。
仅仅因为试图逃离文革逃离中国，就被判处死刑﹗文革中有一批人因此罪名被枪杀，比如，“网上文革纪念园”中的顾文选。把试图逃离的人判处死刑，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残忍的死刑标准。在奴隶制度下，逃亡也不至于被杀害，奴隶主需要奴隶作为劳动力，中国的文革领导人控制了八亿人口，不在乎这些人口的死活，他们要的是无边的威慑力、无上权威的巩固，
顺着他们的思路，则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作。对试图逃离中国的人施加死刑，对他们的“革命”非常有利。当时，举国上下，残忍的迫害到处进行，不但手段残酷，而且打击的对象也越来越多，在迫害面前，如果不能忍受，人们只有两种选择︰反抗或者逃亡。
然而，当时有严格的户口制度、各个单位和居民区的严格的监视系统，加上粮票发放方面的控制、每家住房的狭小、残酷的株连制度，这些使得人们很难帮助别人躲藏。因此，躲在国内的某个地方以逃避殴打和虐待，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想逃离文革的迫害，唯一的出路是逃离中国。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文革根本不可能进行。对文革领导人来说，封锁国境，不准任何人离开，是保护文革得以进行的必要手段。他们的设计相当清楚︰铸造一个铁笼子，在这铁笼子里他们可以肆意虐待迫害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国度里，不可能实行文革的残酷迫害。正因为这样，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隔绝，对任何试图逃离中国的人的惩罚，在文革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
中国的普通人民，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也没有权利选择工作和居住地，当打骂杀戮袭来的时候，他们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不但不能反抗，而且，也不能逃离。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境况。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前东德，如果试图偷越柏林墙而被逮捕，不会被判处死刑；偷越柏林墙被抓获的人，判处的监禁是一年左右；现在人们知道，为了偷越柏林墙，有多少人被哨兵打死，有多少人进了监狱，但是关于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试图离开中国而死亡，我们至今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中国文革当局要残忍得多。长久的超常残忍使得人们习惯了残忍，以致很多人以为枪毙偷越国境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韩国远被判死刑，不到18岁的娄玉方被判10年。没有离开家一步的娄瘦萍，也立即被逮捕，关入监狱，他 在1968年被逮捕，在拘留所中关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9月27日，他被判刑15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而他的“现行反革命罪”的具体内容，是帮助韩国远和娄玉方“叛国投敌”。
1970年，正是所谓“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这个缩略语中的“一打”是指“打击反革命”，在中共中央文件指导下，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各地抓捕了大量的“反革命”；新的逮捕人和审判人的方式也 在那时被确立；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被下放到各省“革命委员会”，最高法院不再存在。文革后的一个“内部文件”说，1970年2月到11月共十个月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份子”一百八十四万多名，逮捕了二十八万四 千八百多名，杀了数以千计的人。至于确定“反革命”的“依据”，在笔者找到的当时的权力当局发出的关于被判死刑者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被判死刑和重刑的人，最主要的罪状就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叛国投敌”这两项。
在文革中因受迫害偷越国境成功者，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音乐家马思聪，文革前的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所有的学校负责人以及大批教员一样，马思聪在1966到残酷“斗争”，被戴高帽子，挂黑牌，在校园“劳改队”中“劳改”，被抄家、殴打、关押。他在1967年1月16日偷渡香港成功，后来又被接到美国，他在美国得到政治庇护 ，居住在费城，1987年在费城去世。
在马思聪逃离中国之后，文革当局立即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追查行动。当局把严厉追查此事的信息传达到每一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不仅是为了广泛动员追究那些同情、帮助过马思聪的人，从此断绝各种可能的外逃管道，也为了制造心理压力，断绝其它人萌生此心。
据上海作家叶永烈所写的《马思聪传》（笔者手头有台北版本，晓园出版社，1989）说︰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1971年7月访问中国后，在美国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说他会见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恩来曾经向他询问当时居住在费城的马思聪的情况。周恩来说︰“我生平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五十多岁离乡背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周恩来的这段话，也被叶永烈放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周恩来的这段话，是对美国人说的，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公布过。他对中国人讲话，跟他对美国人讲话，采用不同的口气和方式，是常有的事情，这其实不足以表明周恩来在中国实行的政策。现在叶永烈引用这段话并且放在扉页上，是为了强调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关系以及周恩来对马思聪的“关怀 爱护”。叶永烈也在书中紧接着写道︰“马思聪曾经说过︰‘我毕生最为敬重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页11）叶永烈为周恩来的这段话感动，并且也要读者作如是想。如果只了解马思聪一个人的逃亡故事，也许读者会相信叶永烈的话。但是，稍微贴近一点文革现实，了解一下别的试图逃离中国的人受到的惩罚，比如，这里记述的韩国远的死刑和娄瘦萍娄玉方父女被判重刑的历史，就会恍然大悟周恩来这段话是多么虚伪，多么不真实。
马思聪逃到美国，已经是中国权力当局无法干预的地方，所以在外交场合，周说一些似乎有人情味道的话来评论，而且也绝不会让普通中国人听到。实际发生的事情是，对于那些逃亡未能成功的人，他们被抓住，遭到的处罚是死刑、被枪毙，最轻的也是十年以上的重刑。全国各省都是这样的判决，可见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的。如果周恩来真为马思聪五十多岁出走异国感到“遗憾”，对那些被枪毙的人们他要说什么呢？文革迫害死了那么多人，他遗憾的事情怎么能只有两件呢？我们知道，就在周恩来说这番对马思聪出走感到“遗憾”的话的时候，曾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待过逃亡的马思聪的几个人，都还被关在监狱里，娄瘦萍父女这样的人，也还在劳改营中服刑。在马思聪出逃20年之后，这样的话被作为周恩来的“美德”来宣扬，对不明历史真相的读者，是一种误导。
1970年9月27日娄瘦萍被判刑的时候，在长沙开了全市性万人“公审大会”。这种“公审大会”也是文革中大量采用的最具文革特色的东西之一。这种“公审”没有证据提供。没有辩护，也不说出根据那一项法律条款定刑，在几千几万人面前进行，最主要的功用之一是恐吓民众，杀一儆百；“公审大会”之后，还把被判的押在卡车上到城里各处“游街”，威吓更多的人。娄瘦萍被押在卡车上，胸前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的是“现行反革命份子”。他的家人不被准许参加那天的“公审大会”，他们打听到了“游街”路线，等候在长沙黄兴路的新华书店门口，当“游街”的卡车在公审大会后开过那里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娄瘦萍。这是他的家人最后一次看到他。
娄瘦萍被判刑之后，押送到位于湖南湖北交接处的涔澹农场，那是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娄瘦萍已是66岁的老人。劳改营不给“犯人”吃饱饭，强迫他们作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这不但不是秘密，其实也让“劳改”成为对牢里牢外的人进行威慑的公开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至今还未得到详细的记述和分析。娄瘦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了近四年，终于 死在劳改营中。知道一些他在劳改营中的生活，并且见证了他的死亡的，是与他在那里相识的同是囚犯的“江雁”。
关于娄瘦萍在劳改营遭遇，请看“江雁”的文章，只是“江雁”在劳改营不可能和他多谈话，两件事情写得不准确︰
１、娄瘦萍的妻弟韩国远是被枪毙的，而不是被判刑十年；
２、随韩国远出走的娄玉方不是娄瘦萍的独生女，她是娄家长女，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
娄瘦萍被抓进监狱以后，他们家人失去生活的经济来源，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四个孩子中，长女娄玉方也被判了刑关在劳改营，另外三个孩子都未成年，文革中也无处可以打工挣钱，所有打工挣钱的方式都被视为“资本主义”而禁止。娄瘦萍的家人不但作为“反革命家属”处处受到歧视，而且在经济上度日极其艰难，他的家人曾经一连三个月， 没有买过一点菜，连两分钱一斤的空心菜也没钱去买。
在劳改营里，被囚者每个月可以发到1元5角零用钱，这是被囚者在伙食之外可以得到的唯一的生活数据来源，这钱在理论上说是给被囚者买肥皂和烟草等用的，但是因为劳改营中伙食品质低，量又不够，劳动强度非常大，被囚者长期处在吃不饱的状态中，他们往往把这一点钱，全部用来买食品，填补肚子。也有一些人比较运气，他们在监狱外 的亲属会给他们送一些食品或者送一些钱来，这样他们可以略微改善一点生活。但是娄瘦萍不但没有人能接济他，反而 是他把自己的每月1元5角钱，省下来，寄给他家中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娄瘦萍最小的女儿是1960年代初期出生的，爸爸被逮捕的时候她还不记事，作为“反革命的女儿”，她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在心理和营养方面都处于恶劣的环境中，遭到打骂是常有的事情。家中无钱买食品。她长期精神压抑，营养不良，个子非常矮小，只长到一米四十多。最后，这个小女儿精神失常，自杀。
娄瘦萍的大女儿娄玉方被判刑的时候，还不满18岁。她被判刑10年，关在湖南茶陵的“劳改农场”，十年 后刑满释放。文革结束后，她在医学院当清洁工。她刻苦自学，终于考上了医学院的研究生，在1990年代毕业，现在她是长沙第四医院的针灸医生。
我希望将来能够访问娄玉方，听她自己说出她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是不应该忘记的。这样的故事让我们认识人世，看到人间可能发生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公道的事情，世界上有一种邪恶的势力，总是致力于迫害人压抑人，这种邪恶在文革时代大行其道，毁坏了无数人的生活。娄玉方的故事也会是对人生力量的一种激励，让我们看到，在一个比较平和的时代，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创造比较好的生活。读者中有认识娄玉方的人，请把我的这一希望转告她。我的更大的希望是，将有一天，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文革历史。我们已经无法改变过去，我们再也无法使文革的受难者 们复生，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全都书写出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告︰害死他们是一种罪恶。我们可以大声 地说出真实的历史，说出我们自己的和别人所遭受的迫害，说出我们的肉体和灵魂经历的痛苦，不需要隐名埋姓，临时 另取一个名字，不需要惧怕作恶者的威胁。让我们为此努力。
(附文）医学教授娄瘦平
作者︰江雁
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押往湖南涔澹农场服刑。这个农场位于常德地区，其实是涔水和澧水环绕的一个江心岛，经劳改犯们多年垦殖而成，有五万一千亩耕地、一万八千亩淡水养殖水面。一九七一年，共关押劳改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约一万人，有八个农业大队以及水产队、机务队、运输队、加工厂、医院、干部子弟学校和知青农场等直属队，是湖南省公安厅所属诸多劳改农场中的一个，领导机关为场部军管会。
我被分配到一大队四中队。记得到农场的第二天，收工后，我听到监房里有人操着北方口音，我是北方人，久未闻乡音，就过去打招呼。说话的是一位老人，头发已近全白，个头不高，身体很结实。他穿一身破旧的黑色棉衣裤，衣裤上都印着劳改犯”的黄漆大字，脚蹬一双泥泞的“力士鞋”（一种在劳改队出售的廉价布面胶底鞋），头戴一顶几经缝补的黑棉帽，但那双黑框眼镜后面的眸子，却透着慈祥和智慧。
攀谈中，得知这个老人叫娄瘦平，被捕前在湖南中医学院任教，安徽皖北人，一九零四年出生，这年六十七岁了，我问他劳动上吃得消吗？他说他所在的九组都是老弱病残，比较起来，他还算身体好的。我又问他家里的情况，他摇摇头没回答。当时我真不懂，这样一位大学教授怎么也成了“反革命”？囿于劳改场规定“不准互相谈论案情”，我没问他判刑的原因，那是后来从其它犯人嘴里听说的。
事情要回到从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成千上万的教授和学者，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而遭批斗，并同“地富反坏右”这“老黑五类”一道列为“革命的敌人”娄瘦平已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这次再加上“反动学术权威”这顶帽子，是所谓“双料反革命”，自然在劫难逃。他有一个女儿，当时正上高中，在学校也被红卫兵们骂作“黑五类的狗崽子”，饱受欺凌。就在这时，娄瘦平的妻弟，也是一个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不堪忍受批斗，只身从云南昆明逃来娄家避难。娄瘦平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里还藏得了一个“畏罪潜逃”的人？想想走投无路，妻弟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再逃往香港，此事被娄的女儿得知，便执意要同舅舅一道去冒险。娄瘦平只有这么一个宝贝闺女，本是不敢让她去冒这种风险的，可想想眼下自己生死未卜，与其全家守在这里坐以待毙，不如让妻弟把孩子带走。于是他凑出钱给两人作路费，分手时只对女儿说了一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
两人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广东话，那时广州大街小巷布满了盘查行人的“纠察队”、“红卫兵”，立刻发现他们两人行迹可疑，将之收容审查。“逃港”在当时虽是风潮，然而一旦被抓获，照样是“投敌叛国”的重罪，结果娄瘦平的妻弟被判刑十五年，女儿也被判了十年。娄本人因为对女儿讲了那句“你自己去找一条活路吧”，被定为“教唆投敌叛国罪”，判刑十五年，送来这个涔澧劳改农场。他的女儿当时只有十七岁，被送到关门关押女犯人和少年犯的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我们组有个曾在那里关押过的犯人见过这个女孩。
听了他这么惨的遭遇，我很自然的见了他就打招呼，出工前、收工后，也总想跟他聊两句，希望分担一点他的悲痛。他那个组都是老弱病残，常被分派在工棚里干晒谷、晒棉花、棉花分级等活儿，不太费体力，但劳动时间很长，收工比我们晚，我回到监房，总是见他手脚不停地忙着，或翻晒谷物，或修理农具，要不就是搓草绳，有的犯人跟他开玩笑︰娄老倌，你这么拼命干活，还想不想活出劳改门了？他笑一笑，仍作他的事。后来他跟我说，一个人闲着，脑子很乱，手脚忙一点，心情反而平静。
我们所在的一大队，位于涔澧农场南部，关押犯人的监房由一正方形的高墙电网围住，西南和东北角还各有一座岗楼，武警日夜站岗。围墙内四栋监房，为四个中队，其中一、四中队是“反革命犯”，二、三中队是“刑事犯”，共一千多人。
我们所在的四中队，又称“农科所”，生产水稻、棉花，还管全农场的良种繁育。下设十一个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既是劳力强弱的划分，也是吃粮标准的区别，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犯人的伙食，主要是定量的大米、白菜、萝卜，每月三两肉、三两植物油，但每天被强迫干十至十四小时的繁重劳动，自然不足裹腹，犯人们整天饥肠辘辘。
秋收已是起早贪黑了，场部忽然急令各大队抽调劳力烧砖，那是为了给干部们盖大礼堂。犯人既要割稻，也要完成干部规定的额外任务，割稻分配甲等劳力每天三百七十平方米、乙等三百三十、丙等三百，而且必须完成割稻、打稻、脱粒、和草并挑谷到晒坪这四道工序；五个犯人一组，称为一“桶”，分工作业；我是乙等劳力，我们一“桶”五人，要完成一千七百平方米（约两亩半）的活儿，一般都是每天十个小时以上汗流浃背地拼命干，才能完成。如果完不成，干部就勒令这一“桶”犯人“找原因”，挖出所谓“反改造分子”，否则一“桶”人都不准吃晚饭。被挖出的“反改造分子”，要在全中队犯人大会上挨批斗，干部还会剥光他的上衣，用竹扫把猛抽，以“杀鸡儆猴”，这种刑法虽疼痛钻心，却只伤皮肉，不影响第二天照常出工。
这次秋收，娄瘦平他们老弱病残的九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也被赶到大田里干活。他们割稻还凑乎，腰疼难忍时可以跪着、坐着割；但要他们这些老人踏人力打谷机可就“死猴子了”（湖南方言“无能为力”之意），用脚踩踏板启动那个沉重的旋转木桶，必须加速到一定速度才能脱谷，操作者一旦同踏板配合不好，人立刻被踏板惯性弹一个跟头，老年犯人操作艰难可想而知。偏偏秋收第一天，四中队指导员汤登和紧跟着下田来检查，此人是涔澧农场造反派头头，一度还夺了场部的权，人称“汤司令”，为人心狠手辣，对犯人骂不离口、打不离手。他到田里一看娄瘦平一组人割稻跪的跪、坐的坐，立刻大骂︰“你们这几个老家伙，过去在社会上好逸恶劳，进了劳改队还不思悔改，偷懒耍滑，你们谁见贫下中农像你们这么舒服，坐在地下割稻？”当晚点名时，“汤司令”又大骂这个老弱病残的一组，勒令“找原因”。趁犯人分组讨论的间隙，我劝慰娄瘦平说︰“他这是吓唬我们年轻人的”，要他别在意。他苦笑道︰“我知道。”几天后，“汤司令”看看从这些老人身上实在榨不出什么油水，才把他们调去翻晒稻谷。
第二年冬二月，为积肥抽干一个烂泥塘，农场干部们都携眷蜂拥而至，大声吆喝犯人给他们捉柴鱼、挖鳝鱼，两天后，鱼已提尽，塘泥中还剩一些莲藕，又细又小，犯人也都挖了出来，可干部们已看不上眼，弃之而去。对饥饿的犯人而言，任何能入口充饥的东西都非常宝贵，也常为了争吃一口萝卜菜而斗殴，因偷吃喂猪的生红薯而被毒打。但是，如今面对这些莲藕，我们是又喜又怕，怕的是按监规，未经干部允许犯人吃任何东西，都叫“偷吃农副产品”，是可怕的“重新犯罪”，但我们还是分了这些莲藕，但娄瘦平无论如何不肯领他那一份。第二天，我见来带队的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管教干部，就找他请示“分藕”一事，并获得他批准，娄瘦平这才收下他那一份。
一九七三年四月，我们中队的犯人医生因贪污犯人的零花钱遭撤职，中队干部决定让娄瘦平顶替。犯人医生没有专门的医务室，所有药品都塞在一只小药箱里，这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其实娄瘦平先前当过中队的犯人医生，就背着这只小药箱，有一次正值旧草顶监房换新砖拱顶，停电用油灯，有人要止胃疼的颠茄药水，娄瘦平老眼昏花，监房里光线又极暗，不慎认错药瓶上的标签，拿了治外伤的红汞药水给病人，出了“事故”被撤职，大队干部嘲笑他是“红汞药水和颠茄药水都分不清的所谓医学权威”，还组织犯人多次批判“反动学术权威”。
娄瘦平这次再作犯人医生，非常谨慎，特别在犯人物品保管室清理出一小块空间，把各种药品分门别类，摆得整整齐齐，不致拿错。他见我脸色蜡黄，就问缘故，我说我在大学读书时染上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还没来得及治，就赶上“四清”下放、“文革”、接受再教育、隔离审查直到被捕入狱、判刑劳改。娄瘦平记在心上，抽空给我认真检查了一次，说我肝区明显有压痛和肿大迹象，便为我争取去场部医院检查，但未获批准。我将娄的诊断写信告诉母亲，她一方面给农场写信以此要求改善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一方面常年坚持给我寄营养品，救了我的命。
前面提到过，娄瘦平不能一个人闲待着，否则就精神恍惚，夜里也睡不着觉。从一九七三年夏季起，他每晚“政治学习”后，一个人在灯下写东西，有几次凌晨两三点我起身去厕所，都见他还在写，他说他睡不着。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他写的内容，但后来听中队干部说，娄是基督徒，他写的东西，一部份是宗教性的认识和人生的困惑，另一部份是“林彪事件”后他对中国前途的担忧。这些文字也统统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
一九七四年元月初的一天，很冷。涔澹农场四面环水，冬季多河，犯人们早晚都用草绳将棉衣扎紧御寒。可那天收工后，我看见娄瘦平正在监房内洗冷水澡，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坚持洗冷水澡，隆冬腊月也不间断，可那天低温大风，我上前去对他说︰当心别感冒。他笑笑道︰不要紧，我习惯了。
谁知第二天他真的感冒了。我收工回来去看他，他正躺在床上，说已经服了阿斯匹林，要我不必担心。就在那天晚上，他的病情突然加重，昏迷不醒，送去场部医院后在也没有回来。据大队干部医生说，他是因“突发性脑中风”病逝的。
娄瘦平病逝一年后，一大队调来一位新的干部医生，姓聂，是娄瘦平在湖南省中医学院教过的学生，他说娄教授知识渊博，讲课生动，为人谦和，是学院里最受学生尊敬和喜爱的教授。
一晃二十五年过去了，我也年逾半百，这期间自然是百般奋力，居然从湖南省涔澹农场的一个年轻劳改犯，变成美国博士，每当我在大洋彼岸这里的大学校园里见到一位白发苍苍的华裔教授，就不由想起苦难中朝夕相处的娄瘦平来，他亲切的皖北口音，也会在耳边萦绕……。
值此娄瘦平教授逝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谨作此文以为对他老人家的一个小小的奠祭。愿敬爱的娄教授在地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