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史学家们习惯称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的战争为“春秋无义战”，即战事双方都缺乏正当的开战理由。伯罗奔尼撒的战争不是这样。
希腊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一是民主政体，一是贵族政体，前者属于广泛民主，后者仅在贵族内部实行民主，其它社会阶层无权享受。面对波斯帝国大军的侵略，斯巴达自私避战，雅典则奋勇当先，是雅典保护了整个希腊。希波战争之后，其它小邦之间的矛盾引起了这两个大邦的矛盾，斯巴达在一支神签的鼓励下，试图引发战争。与斯巴达的莽撞霸道相比，雅典伯里克利所言显出理性，他认为，两邦之间的是非应通过仲裁来判定，判定之前应保持和平。由此看来，民主制比之贵族制，决策思路与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分，完全不可用“无能”一词予以形容。”
一 文明的早夭
作为一个创造了伟大文明的民族，希腊人本可能像印度人、中国人、甚或犹太人那样作为自己文明的种族载体传衍至今，可他们在创造光辉文化的同时，也汲汲于城邦间、城邦内不同阶层和派系的相互残杀。正如阿诺德．汤因比说：“在约公元前７５０年以后的２５０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辉煌的一面，也有其黑暗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７５０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那样残忍无情。”01
从根本上讲，希腊人虽表现出了伟大的文化创造力，他们那种动辄同室操戈的恶习却使他们未能作为其文化创造的种族载体生存下来，以至今日世界何处见得到希腊人的踪影？不能说历史对希腊人不公平，没有给他们以机会。他们的哲学、文学和艺术成就本身便表明历史是青睐他们的。可是他们未能珍惜这些机会，在文明互动的舞台上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以至即便将罗马人的功劳也算在内，希腊文明也仍是一个早夭的文明。希腊人卓越的文化创造注定只能给后起的新文明提供养料，注定只能以文化要素而非民族或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形式传衍后世。
在地中海和西亚这一极富文化原创力的地区，文明的演进是在多个方向进行的，如埃及、两河流域、克里特、赫梯、伊朗、叙利亚等文明都创生于这个地区，希腊文明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内涵丰富的文明互动是必然的（这与中国文明早期的情形不太一样），当然文明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从人类文明史的整体看，这不仅不是坏事，而且为文明的演进提供了难得的养料，可是当时任何一个文明要生存、发展，都不仅要同自然界作斗争，还得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希腊人于公元前８世纪和７世纪在希腊世界外部连续多次打败了亚述军队。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这些冲突意味着希腊人得以从叙利亚地区自公元前１３世纪以来的文化成果中汲取灵感；从古代文明间关系的角度看，这标志着作为文明互动游戏的后来者，希腊人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希腊人在公元前５世纪前期的希波战争中打败了波斯人，更意味着他们已成为古代地中海－西亚地区的一个强权集团。02
应该承认，在处理与其他文明的关系方面，作为后来者的希腊人毕竟比先于他们建立了帝国的波斯人做得更好，尽管后者的普遍国家比希腊人的历时更长。然而，无论亚历山大本人及其继承者在与被征服民族打交道方面显得多么宽容、灵活，他们毕竟同波斯人一样，也面临着同其他古老文明或文化－政治共同体如波斯、叙利亚、巴比伦、埃及、甚至印度竞争的局面，而他们在这方面的总体表现远非是令人满意的。另外，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以后的所谓“希腊化”时期，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与犹太人的关系上，希腊人遇到的问题也比波斯帝国时期更棘手。这时他们未能意识到的是，他们对亚洲的统治所导致的文明间的对立，已使被统治的亚洲人普遍加强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因此，希腊人所强行实施的同化政策不仅未能取得像样的效果，反而使犹太人奋起反抗，举行了推翻希腊人统治的武装起义，即“哈斯芒”运动，而这一运动又进一步强化了犹太人的文化认同。04
从当今西方人的视角看，在公元前６至５世纪的希波战争中，波斯人被希腊人打败了，被逐出了希腊世界，希腊人因而得以免遭东方专制主义的奴役（东方人多么习惯于君主专制政治！），得以继续生活在他们所钟爱的自由之中。这种说法似乎没有大错，可文明间的互动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将波斯人赶走后，雅典这个最被认为是最富于创造活力、最开明、最自由的希腊城邦，这个“全希腊的解放者”，自己却搞起强权政治来，成为一座“暴君的城市”。结果是，被雅典欺负的希腊城邦团结在斯巴达周围，开始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就不仅是雅典，而且是整个希腊世界的大灾难了。03这时，波斯人乘机卷土重来，在外交上只略施小计便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形成的新的利益格局中，已成为希腊霸主的斯巴达同样不得人心，很快便成为众矢之的。反斯巴达同盟形成了。矛盾很快便演化成科林斯战争（前３９５至前３８７年）。与斯巴达处于交战状态已达数年的波斯趁机卷入，出钱资助反斯巴达同盟。斯巴达渐感不支，向波斯求和。
结果自然是波斯人坐收渔利，甚至用波斯皇帝的口吻宣布和平，将希波战争中获得独立的小亚希腊诸邦和塞浦路斯重新并入波斯版图，这就使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浴血奋战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05事实上，在所有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古代民族中，希腊人在处理内部关系方面是最无能的，而恰恰是因为处理不好城邦间关系和城邦内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或者说因为城邦间、城邦内旷日持久的内斗，希腊人才落得个在历史舞台上方才登场即被赶下去的命运。对于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古代民族来说，处理不好内部关系是一个可怕的缺陷。在文明间、民族间的冲突比现在激烈、残酷得多的“古典世界”，这意味着无法形成合力、共同御敌，后果可想而知。希腊人萁豆相残的恶习如果不是那么不可救药，以他们卓绝的天资，本可能扮演更伟大的历史角色，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二 同室操戈的恶习
不能说希腊人绝对不能团结起来，例如在波希战争期间，他们便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邦际联合。但这种联合总是权宜性的。希腊人从未形成过一个大型、持久的政治共同体。当前４８０－４７９年他们联合起来，将波斯人从希腊疆土上逐出去时，应当说历史给了他们形成这样一个政治实体的绝好机会。可他们刚刚在战胜波斯人后的前４７８年，便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先前即已存在的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新成立的雅典领导的提洛同盟。二十来年后的前４５９年，雅典在仍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的情况下，向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邦开战了。06前４３１年，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终于大打出手，此即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在两大希腊人集团间进行的战争打了二十七年，至前４０４年方告结束，表面上以雅典战败告终，实际上却是两败俱伤。对于希腊世界来说，这场大多数城邦都卷入的战争不仅在物质上造成了巨大破坏，在精神上也是一场浩劫，在史家眼中更是希腊城邦精神、希腊民主，甚至希腊文化走向衰落的分水岭。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的德行不高，斯巴达人的品质低下，可以从他们对不忠的盟邦实施灭族性惩罚（即处死一个城邦的所有男人，将所有妇女和儿童都卖为奴隶）中看出，07也可以从他们争相出卖同族人利益，都向不久前才被其打败的波斯人求援一事中看出。如果说斯巴达人最后胜出，那也很大程度地是因为他们在出卖同族人的利益方面比雅典人更不犹豫，在争取波斯人的支持方面比雅典更为成功。但斯巴达人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即，将小亚细亚重要希腊城邦爱奥尼亚拱手让与波斯人，而先前希腊人浴血奋战所保卫的，恰恰就是在波斯压力下向它们求援的爱奥尼亚。当年雅典和斯巴达联合起来从薛西斯手中夺到的东西，在短短几十年内又因窝里斗而拱手奉还给阿尔塔薛西斯。08
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双方损失之巨大、杀戮之残酷，较希波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09战争结束了，斯巴达、雅典基于强权同其他希腊城邦结成的同盟也随之瓦解。现已成为霸主的斯巴达人生性保守，在处理邦际关系上比雅典人也更无能。他们既无权威可言，也极不公正，甚至贪占加盟城邦的钱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斯巴达以反对雅典霸权为号召，动员弱小城邦参战，可在战胜了雅典以后，它自己却毫不犹豫地搞起强权主义来，因而其胜利带给希腊世界的“自由”，其实是它任意欺负任何一个城邦的自由。10在波斯挑战所带来的统一希腊的机会面前，希腊城邦联盟终因缺乏一个像战国时秦国那样强有力的领导，而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统一和持久的政治实体，这就使他们注定不能担负更伟大的历史使命。
前３３８年至前３２３年，马其顿帝国的兴起给了希腊人第二次机会。亚历山大用武力暂时将希腊人联合起来，开始了向东方扩张的战争。锐不可挡的马其顿方阵和亚历山大的军事天才给希腊人带来节节胜利，同时也向东方移民，大大缓解了本土的人口压力。这一切似乎表明历史十分眷顾希腊人。可先前独立城邦的主权虽被一个亚历山大中止，希腊世界却并未因此获得其所急需的政治统一；马其顿统治下的希腊人仍然窝里斗恶习不改，毫不珍惜历史给予他们的又一次机会。大流士的庞大帝国遗产既已落入希腊人手中，亚历山大一死，希腊人便因王位继承问题而硝烟再起。这场内战因新近掠获的已积累二百多年的波斯财富而规模空前，尘埃落定时，襁褓中的希腊统一国家已经分裂，三国鼎立之局已不可逆转：托勒密统治埃及，塞琉古统治西亚地区，安提柯成为马其顿王国的君主，而亚历山大的遗腹子亚历山大四世与其母亲罗克珊（亚历山大所娶的一个东方酋长的女儿）则于公元前３１０年被一道处死。自前４３１年以降，希腊人的内战在前３３８年（是年亚历山大指挥马其顿军队在喀罗尼亚战役中全歼底比斯“神圣军团”，自此马其顿成为希腊霸主）至前３２３年（亚历山大该年在巴比伦去世）间仅仅暂停了十五年便又打了起来。希腊人对于自己打自己从来就是乐在其中，永不厌烦，直到罗马人于前１４６年将他们最后征服，其内战才最终结束。11
亚历山大虽用武力将希腊人暂时统一起来，征服了表面上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波斯帝国，可由于那种严重的品质缺陷，希腊人注定不会有比波斯人更好的历史表现。亚历山大本人也野性未泯。在一次宴会上，他用长矛刺死得罪了他的副将克雷塔斯，便是史家常引的例证。12有其帅，必有其将。亚历山大刚刚死去，他那以冒险精神和好运气营造起来的帝国大厦，便在惨烈的王位继承战中轰然坍塌。此后三个继承国相互之间也征战不息。事实上，亚历山大击败大流士、接管其帝国，所依赖的主要是马其顿人在战法方面的进步13和他个人的军事天才。但要管理好波斯帝国的遗产，希腊人的行政能力却大大不够，即使亚历山大提倡与波斯人通婚，自己身体力行，更坚持要八十个高级军官娶波斯女子为妻，14也未能扭转这一局面。
亚历山大的部将也像统帅那样，人人自我中心、个个野心勃勃，统帅死后的内讧乃情理中事。除了因王位继承而发生的大规模内战以外，在亚历山大东征后的几个世纪，一波又一波的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西北部建立的诸多小王国一方面不得不与北方游牧部落作殊死斗争，另一方面却不改内斗恶习，为争夺兴都库什山脉两侧的零碎土地而萁豆相残，根本未能想到结成统一战线，以应对那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的挑战。恰成对照的是罗马人。他们的社群主义精神比希腊人要强得多，这就是他们能够成就更大功业的重要原因之一。个人主义也许更有利于文化的创造，却不利于这种文化创造在更大规模上展开，甚至会危及社群的生存，因为这种倾向意味着个人向社群索取多，而承担的责任少。15因此，一度占据历史舞台的希腊人被罗马人取代，是毫不奇怪的。
五 文明失败的主观原因
那么，希腊人为什么会在人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将战线拉得这么长？他们为什么缺乏一种长远的眼光？军国主义的好斗禀性、一种追求军事荣誉的虚妄价值观以及这种价值观后面所隐藏的对财富的贪婪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现象。26马其顿打败底比斯后在希腊世界建立起了自己的霸权，迫使所有城邦让马其顿驻军并参与对东方的征伐。希腊人在这种远至印度的征战中往往以少胜多，打了无数胜仗，亚历山大甚至因此名垂千古。然而这一切并非表明希腊世界已取得了的政治上的统一。表面上，希腊人的军事扩张似乎表明希腊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但实际上这却开始了希腊社会的“自杀过程”。
用军事手段来满足对东方财富的贪欲，最终不可能不大伤希腊社会的元气。希腊人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智慧，去发展“所有那些和平的艺术”，而是沉醉在如何改进“那唯一的战争艺术”中。27
假如亚历山大的征服欲不是那么强，假如他的军事野心不是那么大，他完全可以在已经取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整合的基础上，大力加强希腊社会内部的政治一统性。事实上，他既有时间、也有人力物力来这么做，只是希腊人的价值观没有让他这样做。他也既有时间也有资源来首先“希腊化”那些北方蛮族（而非到东方去“希腊化”那些早已享有文明的民族），使他们逐渐成为与希腊世界水乳交融的一部分，而非成为其躯体上的恶性肿瘤，可他也没有这做，而是选择了渡过达达尼尔海峡，远征那东方的大帝国（近年来西方人中甚至流传这么一则美丽的故事：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亚历山大儿子渴求大流士父亲的爱，也觊觎其崇高地位，因而怀着一种“崇敬”之心，千寻百觅，要同那位高大、英俊、威严的波斯皇帝决一雌雄；决斗胜利后，雄风抖擞的儿子追逐落荒而逃、在精神上已被去势的“父亲”，更怀有一种“爱幕”之情；这一弗罗伊德式的历史阐释很是动人，却未能解释波斯帝国积累了两百多年的金银财宝在这一奇特的父子关系中是否起过某种驱动作用，巨量的东方财富在希腊人胸中是否荡起过什么波澜）。
相比之下，战国时期的秦国虽已相当强大了，却并没有穷兵黩武，追求虚罔的军事荣誉，而是不断巩固内部、变法图强，同时也用外交和其他手段削弱竞争国家。这一切历时两三百年。像其他中原国家一样，秦也有一个“辨夷夏”的问题。数百年来，它努力制服或同化着那些“夷狄”。因此秦始皇之最后统一中华世界，是有坚实的经济、文化、政治基础的。这是一个长期酝酿的过程，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虽因经验不足，秦朝很快在农民起义中被推翻，但汉人却可以汲取教训，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内成功地维系一个巨大的统一国家。尽管汉代以降政治分裂时有发生，但大一统的文化政治格局越到后来越成熟，及至元明清几不再有大的政治分裂。当然，秦汉政治模式并非没有弊端，甚或严重缺陷，但其对于在长时期内维系一个巨大的统一国家，却起了关键性作用，及至２０世纪，中国正是藉着这种由来已久的政治统一传统，才得以从衰落中一跃而成为世界性政治大国。
反观希腊，在亚历山大之父腓力在位期间（前３５９至前３３６年），马其顿在公元前３３８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中打败底比斯人后，顷刻间便成为希腊世界的霸主。它的崛起实在太突然了。在区区几十年时间内，马其顿便从一个半野蛮的边缘国家一跃而成为希腊世界第一强国，随即开始了对东方帝国的征伐。在此之前，各希腊城邦间继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仍窝里斗不断，早已元气大伤。28因此不妨说，马基顿的崛起并不是靠的一种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也不是战法革新（在罗马军团征服东地中海地区之前，著名的马其顿方阵一直是最有效的战法），而更多是坐收渔利。当然，马其顿崛起原因的也可以到希腊城邦制度中去找。马其顿人虽属希腊族，却始终没有完全希腊化，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公民。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成为城邦制度的牺牲品，而是从中受益。城邦制度虽有利于文化的创造，但在希腊世界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却是无政府主义的。各城邦间的长期龃龉、争斗不可能有好结果，只可能是几败俱伤。雅典、斯巴达、底比斯、科林斯等城邦在国际舞台上的相继衰落本身，便是马其顿的绝好机会。
先天地理劣势虽难以改变，其所造成的影响却并非不能一定程度地克服。在这方面，同样在地中海西亚地区求发展的罗马人便做得很不错，甚至可以说比希腊人好得多。比之罗马人，希腊人在异民族或异质文明的挑战面前非到最后关头，是不会勉强联合起来的，这种联合能持续多久可想而知。因此，从主观方面看，希腊人对于希腊文明未能持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上，不能将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协调整合起来，以形成更大的文明规模和能量，是希腊人最严重的品质缺陷。正是由于这一缺陷，他们在未能将自己的文化创造付诸实践、广为播布以前，便被其他民族赶下了历史舞台；他们建立的统一国家虽有过庞大的疆域规模，他们甚至具有卓越的文化创造力，却难逃从文明互动的舞台上匆匆下台的厄运。
虽然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确建立了帝国，虽然这些帝国并非不可以视为希腊人政治统一能力的证明，但由于他们在内部整合以形成文明规模和民族凝聚力这一最重要的方面能力不足，这些帝国在文明史上的作用更多是为后来历时更长也更大的统一国家（如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时期的罗马国家、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哈里发政权）或文化共同体（如不同类型的基督教民族和伊斯兰民族）充当铺垫，因此只能把它们看作地中海西亚地区正酝酿着的更大统一国家的先声。即使后来罗马人在更的大规模上再现了希腊人的实践，且比他们成功得多，即使后来更有西方人对希腊文明的“复兴”（Renaissance 从字面上看只是“复兴”，而非“文艺复兴”，尽管它所“复兴”的，在很大程度上的确是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作为希腊文化的种族载体的希腊人却注定要从文明互动的游戏中出局。希腊文明注定不能以国家或族群的形态传衍至今，而只能文明要素的形式流布后世，尽管即使以这种方式播撒自己的文化基因，希腊人也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由于上述种种客观和主观原因，希腊文明成为一个早夭的文明。美国人类学家菲立普．巴格比即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八个主要文明中，希腊文明的生命期是最短的；美洲的两个文明虽比它短，但这是西方入侵所造成的文明猝死所致。29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这里仍不妨想象，假如历史给希腊人足够长的时间，他们或许能够逐渐加强自己内部的整合和团结，并在其所统治的异民族中实现更高程度的文化社会一体化，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可事实上，当这一巨大过程仍在进行时，希腊人的统一国家便因种种原因----地理上的先天劣势、文明间的龃龉和对峙、内部利益集团间的冲突和紧张、社会和政治理念的不成熟等等----而夭折了。当然，不能说在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的“普遍国家”中，希腊文明并没有能够广为播布，甚或“希腊化”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可是希腊人所做那种有着重要政治内涵或功能的社会文化一体化努力毕竟掺杂了太多的水分，深度和广度都太有限，因而对形成一个以希腊人为主体、有着相对统一的文化，并可能产生更大历史影响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有实质意义的影响。
希腊文明更为持久的统一国家的角色，注定将由这个文明的第二形态或第二阶段来扮演。罗马便是这第二形态或阶段。
本文原发表于《读书》2004年第4期，有增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