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日益显出全球性冲击力，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有了明显复苏，西方各国在此冲击力面前又多有惶惑、恐惧、嫉妒的复杂心态和吓唬、打压、安抚的复杂表现，因而毫不奇怪，中西关系在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上再度成为汉语学界的热门话题，“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亦随之愈来愈高。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迄今为止汉语学界对该词丰富内涵的探讨并不充分。
考虑到这个词十分丰富的含义，不难发现，一般西语工具书或以之为范本的汉语工具书所给的定义是远远不够的。一般说来，“民族主义”指的是那种对民族国家（nation－state）高度忠诚的态度、情感和信念。它的反义词是“国际主义”。这个词在“冷战”时期使用得较多，但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演化，现在已不大使用了。“民族主义”在很多情况下是作贬义词使用的，但也可以作中性词使用，却很少像其含义狭窄的兄弟“爱国主义”那样，披上一件政治合法性外衣，便可以作为褒义词使用了。如果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歧义颇多的词，大概也不会引起太激烈的争论。对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文化认同或不同政治经济立场上的人来说，“民族主义”可能具有十分不同的含义，依此可以决定究竟是贬义（即用作一根大棒）、中性、还是褒义地使用它。当然也未尝不可以从价值论的角度将民族主义划分为健康的或有害的、自卫的或侵略的、开放的或封闭的类型。
笔者认为，虽然讨论问题的侧重点不同，也可以从知识论的角度区分出以下几类民族主义。
有描述国家间的紧张以及相应的国家民族认同的民族主义。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或最“正宗”的民族主义。其实，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具有任何一门西方语言的初步知识，都知道nationalism（这里以英语为例，但在主要西方语言里，这个词的词根相同，构词也相似，如德语的Nationalismus和法语的nationalisme）所由出的nation一词，既可以译作“民族”，又可以译作“国家”。事实上，也的确有人曾将nationalism译作“国家主义”。一般认为，这种民族主义萌芽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的西欧，即民族国家形成之时。西欧各地区在种族和文化认同上大体上是一致的，因而在中世纪可以动员说不同语言的人，多次发动对东方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当然，最后基督徒实际征伐的，主要已不是异教徒，而是去打异教徒比邻的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兄弟）。法国大革命以前，西欧各国的基督徒之间也经常有冲突甚至战争，但这主要是不同的王权认同之间的紧张，或一种效忠各自国王的情形。只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才最后成形。由于已无国王可效忠，公民的政治认同符号自然变成“民族”或“国家”。这时，由公民组成的法国军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乐于而且渴望为祖国而战，因而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随着法国军队向欧洲其他民族国家推进，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迅速扩散到全欧洲。一旦开始了这种扩张，这种民族主义便不可收拾，成为一种具有极强动员能力的意识形态，也表现出极强的负面效应，即导致民族间冲突加剧乃至战争。其实以欧洲为主战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均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果实。因此可以说，“正宗”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西方现象。只是由于很快又出现了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甚至出现了一种背景和意蕴宏大得多的“民族主义”（如此宏大，以至谓之“民族主义”是否合适已成了问题），“正宗”民族主义反而较少见了。
这种具有宏大背景和意蕴的民族主义，即是一些学者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大体上指的是一种对母语文化的强烈认同。它所涉及的，并非民族国家间，而主要是各主要文明或文化体系之间的紧张。文化民族主义可以同国际脱钩，亦即，同对国家或“民族”的政治认同脱钩。一个人入了美国籍的印度成年人在政治上可能效忠美国，但在此后几十年内仍会坚持对印度文化的认同，而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将此认同传给其子孙。晚清的一些保守官僚之对洋夷的“奇技淫巧”一概加以否定，可视为一种较纯净的文化民族主义，当然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文化民族主义。后来提出“中体西用”方略，已是在器物层面引进西方文化的企图，因而已非纯然的文化民族主义。一些美国汉学家如费正清、史华兹喜欢使用的“文化主义”就是这种民族主义，尽管他们也用它来描述“中体西用”式的改良主义。熊十力以来的当代新儒家因坚持中国文化的根本理念，往往被看作文化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信仰显然算不上纯粹，因为他们可以不加批判地全盘认可西方文化中的民主与科学；而一般被看作“全盘西化”论者的胡适，其传统考据学功底比同时代其他反传统主义者深得多，况且他一到国外就当仁不让，一变而成为民族文化的捍卫者了。文化民族主义的紧张可能出现在主权国家间，主权国家群间、或主权国家内。由于这种民族主义的概念涵盖面甚广，对文化间的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念涉及甚深，也由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在其他意义上的广泛使用，因而迄至今日，是探讨得最不够的民族主义类型，在九十年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中，也最有可能引起争议。
在一个主权国家内，由于宗教、语言、种族、经济、历史、地域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间可能会出现紧张或冲突，与之相应的群体认同可以称为“地方民族主义”。印度、英国、前苏联、甚至当前的俄罗斯便为这种民族主义所困扰。中国也有类似问题。由于达赖喇嘛长期流亡在外，把西藏看得神秘兮兮的西方人对之又抱有一种恋物僻般的兴趣，于是在西藏问题上，“正宗”民族主义的始作俑者会使用双重标准，阵发性地表现出我们熟知的那种国际主义情操。结果是，西藏问题被国际化，中国也就更为地方民族主义伤脑筋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没有其他类型的地方民族主义问题）。也应看到，苏联解体时，各加盟共和国的原地方民族主义随着新国家的成立和新使馆色设立，摇身一边即成为“正宗”的民族主义了。近一两年卢旺达的部族仇杀大体上也可归入此一类型，只是冲突各方的部族认同太明显，几可称为“部族主义”了（应注意它同种族主义的区别）。
也有这么一种民族主义，它似乎不太在意民族的文化认同，却十分在乎民族的政治认同。它可以摆出一副彻底放弃民族文化认同的姿态，但对民族的主权和独立，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荣衰强弱十分关心，也就是说，对民族、国家的高度忠诚可以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分离―― 是谓“政治民族主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五四时期以来的中国、一战后一二十年间的土耳其出现了一种一方面激烈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扩张，另一方面积极引进消化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民族主义。这些都是典型的政治民族主义。
还有这么一种全球性现象：为维护本民族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种种比较有道理或不太有道理、比较明智或不太明智的政治经济手段，甚至不惜使用意识形态手法，鼓动全体人民抵制外国货――是谓“经济民族主义”，或“商业民族主义”。好在随着市场经济日益成为全球概念，随着国家间的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这种民族主义正日益遭到淡化。在产生“正宗”民族主义的欧洲，近二三十年来欧洲一体化过程愈来愈快，一体化程度亦愈来愈高，以至近年来出现了明显的政治联合的趋势。这是否意味着，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年后，欧洲终于走上了一条与民族主义扩张相反的普世化道路？虽然目前看来这种普世化主要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从地域角度看也只是局部性的，但终究不失为一种值得欢迎的景象。如果不怕被人贴上“经济决定论”的标签，甚至不妨说，人类是最终摆脱那一直未能使他们十分心安理得的“民族主义”观念，最先得走的一步便是这种经济普世主义。
更有“语言民族主义”。这种态度主要盛行在一些有过殖民主义历史的国家，但在政治性的殖民主义已成为过去以后，也仍然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它总是强调本民族语言是何等“先进”、何等优美、何等富于表现力，以该语言为载体的民族文学是何等精深博大，具有何等程度的普世性。现在的法国和从前的苏联便是这样的例子。有时，这种语言自恋未免显得可笑，但在英语携着它那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鸡迈克·杰克逊资本主义流行文化铺天盖地泛滥全球的情况下，仍不失为一种健康的制衡因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甚至在当前，中国有一种反方向的语言民族主义，即自认为汉语“落后”、不优美、不具表现力，因而对其未能哺育出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甚至对未能先天地具有性、数、格和动词词尾变化而叹息，而痛心。于是所有西方语言都是“好听”的，于是有这么一些流行论调：法语优美、德语精密、英语表现力丰富、意大利语富有歌唱性……。国人可能没注意到，这些论调其实是从西方通俗小册子一类东西译过来的，是西方人自我称美的话。更没有人会想到，迅速变迁中的汉语可能同样“好听”，可能同样具有西语自封的优点，甚至具有他们所没有的优点，例如文言文的简洁。考虑到汉语是一门历史悠久、使用人口最多、承载着极为丰富文化的语言，这情形就更荒谬了。
最后不难发现。地球村里还存在着一种“足球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民族意识的专门化程度相当高。它对上述几方面的民族利益似乎都不甚关心，却万分在乎本国足球队在国际赛事中是输还是赢。如所周知，在最近一二十年中，这种民族主义在欧洲一些国家时有宗教般虔诚和狂热的表现，这就难免发生一系列戏剧性事件，难免一次即出现十几甚至上百个殉“道”者。在中国，由于国家队一次又一次不尽人意的表现，结果自然是球迷们的民族自信心一次又一次受挫。
当然，上述各类民族主义概念都不可能出于某种纯净的状态，而是犬牙交错、相互涵盖、彼此影响的，只是因分析和讨论问题的方便才有使用价值。难道“政治民族主义”丝毫不包含“文化民族主义”成分？难道“经济民族主义”不带一丁点儿“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的气味？难道“语言民族主义”不染上哪怕一缕“文化民族主义”的色彩？就连最专门化的“足球民族主义”。其背后也难免隐藏着其他类型的民族主义动能，或者干脆地说，就是由它们发动起来的。不过最值得学界人士关心的，可能还是中国语境中“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关系。西人东来以前，中国绝对不是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处在统一皇权下的巨大文明社会，或者说一个以巨大的统一国家之形态出现的文明体系。考虑到这种国家样式的文明在历史上存在的连续性和长期性，应当说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现象。当然，类似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出现过，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相互征战的诸侯国。但除了在一些基本的文化观念上，这些诸侯国在语言、文字、衡量度，以及其他文化和制度方面都不是统一的。或许是由于梁漱溟意义上的文化“早熟”，中国在秦汉时代就已演变为一个普世性的大一统大帝国。统一意味着和平。考虑到西方历史上可比的奥古斯都时代所谓“罗马和平”转瞬即逝，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平的长期性及所覆盖地域的广博性不能不算一大成就。当然，和平也意味着华夏文明自此将从“早熟”演化至“过熟”，其实负面性越到后来便越充分地表现出来。
当西方人已发展出具有强大政治动能的近代民族主义（千万不要忘记这种民族主义也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破坏性力量）的文明样式时。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主要是一些根本的文化理念，或者说是其共同的文化认同。当然，书生士人除了除了这种文化认同外，还有对皇帝这一国家象征的政治认同。一般百姓虽不能说全然缺乏这种政治认同，但他们的认同显然很弱，不然为什么在鸦片战争期间，当清朝守军浴血奋战抗击入侵中国的英国人时，许多清朝群众会躲在珠江沿岸丛林里隔岸观火看热闹呢？一些清朝老百姓甚至卖水、食物和其他补给品给英国人，甚至给他们指路带路。拿现在的标准看，这是十足的卖国叛国行径。只是又过了几十年，中国人才认识到，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不发展现代民族意识（此任务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体完成），便不可能进行充分的民族动员，便不可能自强。在此意义上，晚清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从国家样式的文明向现代样式的国家转型的历史。
再次过程中，自晚清至民初，学习西方的中国人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理念的转变。但这种转变未尝没有代价。不仅“体”与“用”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以文化而非种族、语言、地域为认同符号的“天下”，最后竟被降格到一个普通的“国家”或“民族”的水平。换言之，主要以儒家文化为认同符号的普世性的文化主义，
最终为现代意义上区域性的民族主义所取代，或者说，国家样式的文明终于变型为现代样式的国家。何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清末至五四的中国人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要自强，仅仅模仿西方人的船坚炮利是无法取得成功的，非得深入接受西方的制度以及文化理念不可，而坚持传统天下观与这一目标又不可能不发生矛盾。这也就是梁启超意义上的“保教”与“保国”上的冲突。文化性的民族主义显然需要让位于一种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虽然否弃传统文化认同，却是一条最有可能恢复国家主权，最终赶上西方强国的道路。
然而从逻辑上讲，政治民族主义的方略不可能不沦为一种灵魂的典当，即以牺牲民族文化的根本理念来换取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强盛，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权宜之计。问题在于，政治民族主义虽然并非不可以否定民族文化，甚至否定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那些根本理念，而且这样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不无道理，但这种否定终究得有个限度，否则民族何以称其为民族？而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民族文化的自我否定过了头。这里，不妨将犹太人和中国人加以比较。犹太民族自罗马帝国时期起便失去了家园，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大流散”（Diaspora）。然而这只是身体和地理意义上的流散，因为犹太人是一个以文化、宗教异常紧密地凝聚起来的民族。其文化凝聚力之强乃举世罕见，近代以来的全球性世俗化浪潮（这意味着文化融合）也未见得把它削弱了多少。随着以色列国家的建立，犹太人的流散基本上结束了。对比之下，华夏民族大体上说虽没有经历身体和地域的流散，但自清末便开始了精神上的“大流散”，目前仍然处于此流散中，似乎还望不到尽头。
当然，十二亿人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之内这个事实本身，对精神流浪中的华夏民族未尝不是一种补偿。以十分有限的国力，中国从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起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国际作用，这不能说不是统一大国的地位使然。八十年代后国力的快速增长，使这种大国地位的作用更加突出了。但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为此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因为市场经济意味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随之而来必然是西方式的通俗商业文化对现存民族文化的进一步侵蚀。中国人的精神缥缈，岂不将更加严重？好在与此同时，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也有相当程度的复苏，对先前在文化上的过度自我否定已有比较深刻的反省。照此发展下去，政治民族主义话语之在较大程度上被更正，民族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灵中之回归到一个较高的位置，即，民族文化，尤其是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民族文化理念之恢复其应有地位，当并非不可能，而民族文化的根本理念不恢复其在民族心灵中的应有地位，中国人心灵的流浪就不会结束，中国人就仍然会处在精神“大流散”中。在此意义上，当代新儒家所做的工作虽有诸多不足，需要补充和完善。但具有方向性的重要价值则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