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回顾分别从接受美学理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等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史上经典的构成以及隐于其背后的权力关系。作者认为，经典的构成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的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的作祟，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文化研究虽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但终因长期未能突破“英语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仍处于“边缘”地位，因而从跨东西方文化的宽阔视野下对既定的“西方中心式”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比较文学、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者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个主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 文学经典 修正主义 去经典化 接受理论 文化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Wang Ning
Abstract: Starting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s about the issue of canon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ception theo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the essay illustrates the formation of canon in Western literary history and the operation of power relations behind it. To the author, canon formation is based on several factors, largely depending on the given critical discourses, power institutions and other artificial elements. Due to the long-standing “Eurocentric” and “West-centric” consciousness, many Oriental canonical works, including those in Chinese, have long been excluded in canon. To question the established canon toward its reconstruction is thus possible, which is also a major task for comparatists and literary theorists. Although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s challenged the “elite” canon and made some breakthrough in this aspect, it is due to their limitation of “Anglo-centrism” tha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s still long been “marginalized” in the broad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The author tries to put forward a strategy in canon reformation which is of both elite aesthetic sense as well as the critical spirit maintained by Cultural Studies, on the ground of whi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uld have dialogue with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 literary canon, revisionism, decanonization, reception theory, Cultural Studi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在最近三十年的西方学界乃至国际比较文学界，讨论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问题已成一个广为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不同的学术领域对待经典的态度、考察经典的视角自然有所不同。诚然，就经典(canon)这个术语本身所含有的文学和文化之双重意义，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其本质特征的应该为我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所借鉴。此外，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经典形成的问题也必然涉及中国现代文学是否算得上“经典”的问题。因此本文所选取的视角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出发点，但最后的归宿仍然是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因为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有可能促使文学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在同一层次上消除对立，进行平等的对话。
经典的形成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既然我们是在文学研究的语境下讨论经典的，因此我们所说的自然主要文学经典。关于这方面，西方学者已经作过许多界定和论述。就其文学意义而言，所谓经典必定是指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优秀文学作品，因此它首先便涉及文学史的写作问题。仅在20世纪的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 关于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曾经历了两次重大的理论挑战, 其结果是文学史的写作在定义、功能和内涵上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接受美学的挑战。在接受美学那里, 文学史曾作为指向文学理论的一种“挑战”之面目出现,这尤其体现在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的论文--《文学史对文学理论的挑战》(“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1967; 英译文刊载于《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二卷[1970]，题为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中。该文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出发, 提请人们注意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因素,认为只有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素在构成一部文学史的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这部文学史才是可信的和完备的。毫无疑问, 尧斯和伊瑟尔(Wolfgang Iser)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向传统的忽视读者作用的文学史写作提出了挑战,他们的发难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建构一种新文学史奠定了基础。正如尧斯针对把文学的进化与社会历史的过程相联系的作法所质疑的，“如此看来，把‘文学系列’和‘非文学系列’置于包括文学与历史之关系结合部，而又不使文学以牺牲艺术特征为代价……不也是可以办到吗？”[1] 显然,尧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并不是出于反历史的目的,而是试图把文学的历史从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中剥离出来,加进文化和形式主义的因素,以强调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审美功能。他们的努力尝试对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既定的文学经典进而提出重构经典的积极策略仍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接受美学的挑战不仅之于文学史的编写，同时也对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模式予以了刷新。
对于文学史的重新建构，必然涉及对以往的文学经典作品的重新审视甚至质疑。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语境下来从今人的视角重新阅读以往的经典作品，这实际上是把经典放在一个“动态的”位置上，或者使既定的经典“问题化”(problematized)。正如美国《新文学史》杂志主编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在该刊创刊号上所称，“迄今尚无一家刊物致力与文学史上的问题进行理论性的阐释”,因而该刊的创办就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这一需要,以便通过承认“文学史”必须重新书写而实现这一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通过探讨“历史”为何物以及“新”(new)这个字眼在多大程度上又依赖于“旧”(old)的概念进行理论阐释。[2] 毫无疑问，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努力，在《新文学史》上发表的上千篇论文本身足以构成撰写一部“新”的文学史的重要理论和文本资源。
既然文学撰史学(literary historiography)同时涉及文学和历史两个学科，那么对历史的叙述乃至重构就必然对“新”文学史的编写产生重要的推进作用。在这方面，新历史主义的挑战为文学经典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按照新历史主义者的看法,历史的叙述并不等同于历史的事件本身,任何一种对历史的文字描述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或撰史, 或元历史(metahistory),其科学性和客观性是大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撰史的背后起到主宰作用的是一种强势话语的霸权和权力的运作机制。经过这两次大的冲击和挑战,文学史的神话被消解了,文学史的撰写又被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之内,发挥它应该发挥的功能: 它既不应当被夸大到一个等同于思想史的不恰当的地位,同时又不应当被排除出文学研究的领地。但这个文学研究领域已经不是以往那个有着浓厚的精英气息的封闭的、狭窄的领域，而成了一个开放的、广阔的跨学科和跨文化的领域，在这个广阔的领域里，文学研究被置于一个更加广阔的文化语境中来考察。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撰史学对传统的文学理论的挑战。作为这一挑战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学经典的重构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欧美学术界，讨论文学经典建构和重构的问题甚至成为一种时髦的话题，同时也主导了不少学术研讨会的讲坛。[3]
由于比较文学首先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学的比较研究，有时甚至涉及文学与其他学科门类的比较研究，因而比较文学研究者对经典问题也十分敏感和关注，他们在这方面并发表了大量著述，对于从跨文化的视角重构经典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范围内发展的，但在80年代后期，经过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的冲击，文化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种更为强劲的思潮，有力冲击着传统的精英文学研究。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比较文学学科也发生了变化，它逐步引入一些文化研究的性别研究、身份研究和后殖民研究的课题，并有意识地对经典文学持一种质疑的态度，以便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对经典进行重构。比较文学学者首先关注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经典?经典应包括哪些作品？经典作品是如何形成的？经典形成的背后是怎样一种权力关系？当经典遇到挑战后由应当做何种调整？等等。这些均是比较文学学者以及其后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必须面临的问题。在这方面，两位坚持传统立场的欧美比较文学学者的观点值得一提。
首先是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他在出版于1994年的宏篇巨著《西方的经典：各个时代的书籍和流派》(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中，站在传统派的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意识的极大不满，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修正式”调整，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做了辩护。他认为，“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并忘记了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等同。”[4] 也就是说，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因而毫无疑问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正因为如此，经典也就“成了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作出的，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5] 诚然，对经典构成的这种历史性和人为性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长期以来在西方的比较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恰恰是，经典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它的内容应当由哪些人根据哪些标准来确定？毫无疑问，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的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大众。但在上述三方面的因素中，前二者可以决定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学术价值，后者则能决定作品的流传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忽视，有时这后一种因素也能对前一种因素作出的价值判断产生某些影响。
另一位十分关注经典构成和重构的理论家当推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Douwe Fokkema)。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的论述首先体现在他对西方文化思想史上袭来已久的“文化相对主义”的重新阐释，这无疑为他的经典重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文化相对主义最初被提出来是为了标榜欧洲文化之不同于他种文化的优越之处，后来，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之不断强大，它在文化上的地位也与日俱增，有着“欧洲中心主义”特征的文化相对主义自然也就演变为“西方中心主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的价值逐步被西方人所认识。[6] 在比较文学领域，佛克马是最早将文化相对主义进行改造后引入研究者视野的西方学者之一。在理论上，他认为，“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种研究方法，更谈不上是一种理论了”，但是“承认文化的相对性与早先所声称的欧洲文明之优越性相比显然已迈出了一大步。”[7] 在实践上，他率先打破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久已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主张邀请中国学者加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并担任重要职务；在他主持的《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uropean Languages)的后现代主义分卷《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文学实践》(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1997) 的写作方面，他照样率先邀请中国学者参加撰写，因而使得一部用英文撰写的比较文学史第一次有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描述。[8] 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史撰写的一个突破，同样，这也对我们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之构成不无启迪意义。
经过理论上的争论，文化相对主义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相对主义旨在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相对于他种文化而存在，因而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初生期、发展期、强盛期和衰落期，没有哪种文化可以永远独占鳌头。所谓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趋同性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全球化在文化上带来的两个相反相成的后果就是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并存。有了这种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有着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学经典提出质疑乃至重构就顺理成章了。佛克马和蚁布思(E.Ibsch)在一本近著中对“谁的经典”、“何种层次上的经典”等问题也提出了质疑后，便大量引证中国文学的例子，指出，“我们可以回想起，中国也有着经典构成的传统，这一点至少也可以像欧洲传统那样表明其强烈的经典化过程之意识。[9] 佛克马不仅在理论上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化”摇旗呐喊，在实践上也身体力行，从自己所涉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取素材，甚至在“欧洲中心主义”的腹地有力地冲击了这种顽固的思维模式。[10]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像佛克马这样的西方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因而在长期的撰史实践中，不少西方学者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有意识地忽略了中国文学的存在。
也许在当代对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方面最为激进的实践来自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decanonization)，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来挑战经典的地位。这样一来，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产生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当然，它招来的非议也是颇多的，上述两位学者就是文化研究的反对者或怀疑者：布鲁姆随时都不忘记抨击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而佛克马则主张用一种更带有科学意义的“文化科学”(cultural science) 来取代文化研究。但更多的一批早先的文学研究者则主张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把文学研究的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步扩大，使之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这也许有助于摆脱目前的文学研究遭遇到的“危机”之境遇。
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经典的形成与重构问题，就无法回避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问题。我首先想再次强调指出，导致一部文学作品成为经典的因素十分复杂，但最主要的因素不外乎这样三个：文学市场，文学批评家和大学的文学教科书。20世纪已经成为刚刚过去的一段历史，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进行书写无疑是文学史家的任务。既然产生于20世纪各个阶段的文学可以被统称为现代文学，那么从中西比较文学和现代性理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历史时期的世界文学，我们则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的传统，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成为了另一种“现代”经典。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探讨的大都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事件和问题，但它所用的文学叙述话语却是“混杂的”和“不中不西”的，它既可以与中国古典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现代文学进行对话。当然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翻译的中介及其对文学话语的转换。可以说，通过翻译的中介，我们实际上在进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和文学经典的重构；同样，通过翻译的中介，我们也可以加速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和全球性扩展。我认为这正是全球化进程的另一极致应当取得的必然成果。
最近三十多年来，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研究领域，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益高涨，对于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不仅仅是文化现代性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每一代文学研究者的共同任务。因为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观点来看，每一代的文学撰史学者都应当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文学史上的老问题进行阐释，因而应当写出具有自己时代特征和美学精神的文学史。对于重写文学史的合法性我们已经毋庸置疑。同样，对于既定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也是具有合法性的。因为经过关于经典的形成与重构问题的讨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种相对的共识：文学经典的确立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的“经典”有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在今天成了非经典；昨天的被压抑的“非主流”文学（后殖民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等）也许在今天的批评氛围中被卓有见识的理论批评家“重新发现”而跻身经典的行列。但是究竟从何种角度来确立经典进而重写文学史，则是我们首先应当选定的。过去，在“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笼罩下，西方的汉学界长期以来几乎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中国古代文学几乎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且有着与西方文学迥然不同的独特传统，因此中国古典文学堪称另一种“东方的经典”；而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由于受到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甚至是一种“西化”的汉语文学，因而其经典地位大可令人怀疑。我认为除去这些学者政治上的偏见外，另一局限就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缺少最基本的理论训练和素质。就20世纪中国文学所越来越具有的现代性、世界性和全球性而言，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西方各种批评理论中，接受美学对重写文学史有着最重要的启迪，尤其对于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更是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意。对此，我已另文专述，此处无须赘言。[11] 我在这里仅想再次指出，在整个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日益走向现代性进而走向世界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日益具有了一种整体的意识，并有了与世界先进文化及其产物文学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一方面，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并非消极被动的，而是更带有中国作家（以及翻译家）的主观接受—能动阐释的意识，通过翻译家的中介和作家本人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影响已经被“归划”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它在与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的结合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既带有西方影响同时更带有本土特色的新的文学语言。虽然它所使用的语言带有明显的“欧化”或“西化”痕迹，所使用的艺术技巧也大多为西方同行所使用过，但是它所描写的内容或所讲述的故事却是地地道道发生在中国的民族土壤里并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我们可以设问，难道我们因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带有对荷马史诗的逆向模仿之痕迹就可断然否认其“现代经典”的地位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们同样可以问道，难道我们发现鲁迅的《狂人日记》受到尼采的影响和启迪就可以断然否认它的“现代经典”的地位吗？我想答案也应当是否定的。毫无疑问，在与世界先进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和文学也对外国文化和文学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12] 但可惜的是，这一事实尚未引起西方汉学家的足够重视，也大多没有能被列入海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课题。但是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和汉语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推广，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这会越来越重视反映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和美学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13] 因此可以预见，在当今的全球化语境之下，文化翻译的功能非但没有丧失，反而会更得到加强，只是体现在文化翻译和文学翻译中，这种取向将发生质的变化：翻译的重点将体现在把中国文化的精华翻译介绍到世界，让全世界的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共同分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这方面，五四的新文学先行者所走过的扎实的一步至少是不可缺少的和可供我们借鉴的。但是从今天的全球化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文化翻译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在大量地把国外，尤其是西方，文化理论思潮和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同时，却很少借助于翻译向国外介绍中国的文化成果和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我想他们的历史局限应当由我们这一代学人来克服和超越。
对当代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泛文化倾向”，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都表示出了不同程度的非议。他们担心总有一天文化研究的大潮会把已经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领地全然吞没。尽管目前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认为这二者可以沟通和互补的学者。美国文学史家艾默瑞·埃利奥特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一个现象：在当今时代，美学这个词已逐步被人们遗忘了。照他看来，“审美”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它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批评话语中见到，因此应该呼吁“审美”重新返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批评中。[14] 他的呼吁倒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考虑到，如果一味强调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而忽视具有审美特征的精英文化研究，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么，文化研究是否天然就与文学研究有着对立的关系？能否在这二者之间进行沟通和对话？二者究竟有没有共同点？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不应当全然对立。如果着眼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早已就有相当一批著述甚丰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并引进文化研究的一些有意义的课题。他们认为，研究文学不可忽视文化的因素，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也即过分强调它的艺术形式的话，也会忽视对文化现象的展示。所以他们便提出一种新的文化批评发展方向，也就是把文学的文本放在广阔的语境之下，也即把文本(text)放在广阔的语境(context)之下来考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阐释最终达到某种文学的超越，这就是文学的文化批评。它不仅能够活跃当代的批评氛围，同时也能起到经典重构的作用。应该指出，正是在经典的形成和重构的讨论中，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了可以进行对话的共同基点。既然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了跨文化的阐释和研究，
那么从跨文化阐释的角度来质疑既定的“经典”并重构新的“经典”就应当是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新的任务。
我认为，文学的文化阐释方向是使我们走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二元对立的必然之路，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也有着一定的启发。就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而言，任何经典文化和经典文学在一开始都是非经典的，比如《红楼梦》虽然在今天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经典，但是它在当时并不是经典。如果它当时是经典的话，我们为什么今天在红学界还经常讨论曹雪芹的身世?也就是说，甚至对作者曹雪芹本身的身世都有人去怀疑，更何况是一部蕴涵丰富的文学作品了。在英国文学界也曾出现类似的情况，比如关于莎士比亚著作权的问题，西方学者也讨论了好多年。甚至有人提出，莎士比亚的那些划时代不朽巨著，根本就不是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写的，至于是不是培根写的，或者本•琼森写的也无法定论。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培根知识渊博，文笔犀利，那些著作可能出自他的手笔。本•琼森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其中的一些作品也可能出自他的手笔。他们认为莎士比亚出身贫寒，当时只是一个剧场里跑龙套的无名之辈，后来当了剧场的股东，怎么可能写出这些内涵丰富的艺术珍品呢？但是现在大家都认为这种争论已经是无聊的了。诸如《哈姆雷特》这样的作品，是不是莎士比亚写的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产品，也就是成为我们广大读者和欣赏者鉴赏的经典文学作品，它对我们产生了启蒙和启迪作用，对我们的生活认知和审美情趣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所以，有些一开始属于流行的通俗文化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的调整，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精英文化产品，甚至目前的网络文学也是如此。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并非要形成这种对立，而是应该进行整合，这种整合有可能会促使文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宽广，也可能把日益萎缩的文学研究领域逐步扩大，使它能够再度出现新的生机。在这方面，我认为理论的阐释有着广阔的前景，但是这种阐释不应当只是单向的从西方到东方，而应是双向的。即使我们使用的理论来自西方，但通过对东方文学作品的阐释，这种理论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形，成了一种不东不西的“混杂品”。我认为这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所谓“纯真的”理论或文学作品是不可能出现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的经典在发生裂变，它已溶纳了一些边缘话语力量和一度不等大雅之堂的东西。通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筛选，其中的一些糟柏必然被淘汰，而其中的优秀者则将成为新的经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同时也是经典形成和重构的辩证法。
____________________
[1] 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18.
[2] 关于科恩教授对这一点的重新强调，参见他为《新文学史》中文版撰写的序，第1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实际上，在西方文学理论界，不仅是《新文学史》这样的权威刊物组织编辑过讨论文学经典问题的专辑，另一权威理论刊物《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 也组织项类似的专题研究和专辑。由于这两个刊物对文学理论的“导向”作用，关于经典形成及重构问题的讨论在英语世界至今仍是一个前沿理论课题。
[4] 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p.17.
[5] Ibid., p.18.
[6] 关于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性的定义及其作用，Cf. 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35, 200.
[7] Douwe Fokkema, Issues in General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alcutta, 1987, p.1.
[8] Cf. Hans Bertens & Douwe Fokkema, eds.,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9] Douwe Fokkema & Elrud Ibsch, 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40.
[10] 这里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两点：其一是佛克马应约为由欧洲科学院主办的学术季刊《欧洲评论》(European Review, 11. 2[May 2003]) 编辑了一个关于中国研究的专辑，其中发表了赵毅衡、张晓红和我本人讨论中国当代小说、诗歌以及文化研究的论文；另一点即是他向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2005年8月，深圳）提交的论文是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一论题的。
[11] 参阅拙作，《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断代》，载《文艺研究》，2001年第6期。
[12] 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之现状，参阅拙作，《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载《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1期。
[13] 事实上，在占主流地位的英语文学研究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一些学术刊物的编辑也越来越想多发表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性论文。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应约正在为美国的两家主流文学学术期刊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刊：“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a special issue for the journal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Rethink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ultural Trends and Literary Innovation”, a special issue for the journal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这两个专辑的出版也许会为中国现代文学在西方的研究起到某种推进作用。
[14] 参见埃利奥特(E.Eliotte)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学》，中译文见《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增1，第69-7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