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继续作者长期以来对全球化和文化问题的思考和研究，通过对全球化的文化视角透视，试图将当代文化研究以及西方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在新世纪的新功能和新形态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察。作者认为，全球化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使传统的精英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通过孕育和产生一些新的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形态使得文化经典的重构成为可能。其次，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的后果还在于对批评理论的功能和前途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但是在“后理论时代”，理论仍有着清晰的发展轨迹和走向。所谓“理论的死亡”现象在过去没有出现过，在当下以及未来都不可能出现。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研究 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后理论时代” “理论的死亡”
探讨全球化的理论以及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话题。[i] 我们现在都一致公认，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现在已经处于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后果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实现，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它给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影响，就在于它使得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逐步渗透到非西方国家，在文化上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趋同现象。毫无疑问，全球化模糊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的身份和认同，因而，全球化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中，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全球化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和法国，也受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人们认为，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在我们看来是西方的，而且在欧洲人看来却是美国的价值观念向其他地区的渗透。因此在文化上抵制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在抵制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入侵和渗透，这一点是完全可以使人理解的。但是任何事物总是存在着其两面性：全球化给我们的知识生活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但同时也给了我们知识的生产和文化的全球化旅行带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因此辩证地认识文化领域内的全球化的二重性可以使我们有效地抓住这一契机来发展我们自身的文化和批评理论。
全球化的悖论：混杂性和地方色彩
关于全球化与文化问题的研究，国际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国内学者对此却知之甚少。[ii] 通过近十年左右的讨论，我们已经不得不认识到，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已经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既然我们无法阻挡这股大潮，那就应该正视它，以便提出我们自己的应对策略。如果我们把全球化当作一种历史文化批评的话语来考察的话，就应该认识到，它对于有着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现代性，起着强有力的消解作用和批判作用；另一方面，全球化话语作为现代性的一个对立物，与现代性以及其自然延伸和悖逆--后现代性，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全球化的时候，首先应该认识到，全球化这个术语虽然是我们最近十多年以来频繁使用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则不是20世纪后半期才有的，而是一个始于几百年之前的过程。正如我们一些学者通过研究所总结出的，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元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始于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资本的运作和向海外的扩张。从那时候，全球化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文化方面，这一过程也许开始得更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全球化实际上是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逐步向其他地区的一种扩张过程，因此全球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逐渐达到高潮，它已经迅速地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并对我们的文化知识生产和传播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iii] 毫无疑问，马恩提出的这种世界文学的构想，主要是受到歌德当年关于世界文学构想的启迪，它是一个不时地促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去想象、去建构的乌托邦。 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文学跟目前所出现的文化上的趋同性，也即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是不一样的，这种世界文学实际上代表了当前最新的发展方向，并且又保留了各民族的各自特色的一种世界性的、全球性的文学。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并未明确指明，而且在那时也不可能指明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文化上的趋同现象，但是，他们却隐隐约约地向我们提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只存在于经济和金融领域里的现象，它在其他领域中也有所反映，比如说在文化上也有所反映。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使得原有的封闭和单一的国别-民族文学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于是比较文学就应运而生了。应该指出的是，比较文学的早期阶段就是这样一种“世界文学”，而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和历史沧桑之后，比较文学的最后归宿仍应当是世界文学，但这种世界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大大地扩展了，对此我将另文专述。
由此可见，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进程中呈现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就是随着资本由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的扩展，原来殖民的文化价值观念和风尚也渗透到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但随之也出现了其第二个方向，也即全球化的渗透，从中心向边缘运动，同时也导致了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因此这种运动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种互动的双向运动。所以它的第二个方向就体现在，原先被殖民的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抗争和互动，也即反殖民性或非殖民化。或者用霍米·巴巴的话来说是一种“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的策略，也即与全球化逆向相悖的另一个过程，或者说另一种形式的全球化。[iv]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后殖民批评理论几经周折仍在整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呢？这说明，原先的一些被压抑的边缘话语要崛起，与占主流地位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进行抗争，所以就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本土化趋向和反殖民或非殖民趋向。全球化不仅有利于西方的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侵略和渗透，它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向强势文化的反渗透提供那了契机。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也就是说，全球化的话语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我们传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种二分法，形成了一个可以覆盖这两种学术话语的新的视角，消解了现代和后现代这种人为的对立。因而毫不奇怪，一些对文学研究情有独钟的学者面对这种情形十分担心，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逐步崛起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和“反体制性”有可能会使原有的文学边界无限度的扩张，并最终取代文学研究，而无所不包的文化批评也有可能会取代文学批评。我认为，这样的担心是大可不必的。也如同全球化与本土化是无法相互取代的一样，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彼此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倒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建构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也许可以使日益处于困境的文学研究获得新生。因此我们便需要对当前仍在西方和中国风行的文化研究做一个准确的界定，并对它在未来的走向作出恰如其分的预测。
文化研究向何处去？
尽管文化研究的进入中国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且它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所引发的讨论也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瞩目，[v]但时至今日，我们所说的“文化研究”之特定内涵和定义仍在相当一部分学者中十分模糊，因而导致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当一部分文学研究者甚至错误地认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天然就是对立的，因此文化研究的崛起标志着文学研究的末日。我认为在讨论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前有必要再次将其进行限定。本文所提到的“文化研究”用英文来表达就是Cultural Studies，这两个英文词的开头都用的是大写字母，它意味着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目前正在西方的学术领域中风行的一种跨越学科界限、跨越审美表现领域和学术研究方法的一种话语模式。它崛起于英国的文学研究界，崛起的标志是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或者说它实际上是一种伯明翰学派意义上的“文化研究”。[vi] 既然文化研究是在英语世界崛起的，那么它在其他语种中并没有固定的表达，所以我们只好按其字面意义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本文所讨论的“文化研究”，并不是那些写在书页里高雅的精致的文化产品--文学，而是当今仍在进行着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文化，消费文化，流行文化，时尚和影视文化，传媒文化，甚至互联网文化和网络写作等等，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影响的文化现象。
毫无疑问，对于上述种种文化现象，过去的精英文化研究者是不屑一顾的，他们认为这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在他们看来，我们所研究的文化应该是高雅文化的结晶--文学作品，但是他们却忘记了另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研究”，如果在英语世界里追溯其本源的话，应该是从早期的文学研究演变而来，特别是始自英国的新批评派学者F.R.利维斯的研究。利维斯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其精英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始终认为，要想提高整个劳动人民的文化修养，必须开出一个文学名著的书目，让大家去阅读这些名著，通过对这些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欣赏而达到向广大劳动大众进行启蒙的作用，最终使人民大众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vii]可以说，今天的指向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正是从早期的精英文化研究那里发展而来的。伯明翰学派的另两位代表人物霍加特和霍尔早先也是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尽管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后来转向了文化研究，但学界也无法否认他们早先在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建树。这种情形在当代几乎所有主要的文学/文化研究学者的学术和著述生涯中都可见出。
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anti-institution）性和“批判性”(critical)。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所以它对文学研究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者。美国文学史家爱莫瑞·艾略特在一次演讲中曾指出一个现象：在当今时代，美学这个词已逐步被人们遗忘了。aesthetic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审美”，照他看来，“审美”这个词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了，它越来越难以在当代批评话语中见到，因此应该呼吁“审美”重新返回到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批评中。他的呼吁一方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考虑到，如果一味强调大而无当的文化批评而忽视具有审美特征的精英文化研究，有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但另一方面则为审美的指向日常生活现象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人认为它即将盛极至衰，文学研究将重返中心。我对此并不苟同，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显然更为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呢？这自然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将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作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2）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3）完全远离精英文学的宗旨，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
最终建立一门脱离文学艺术的“准学科”领域。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专注第二个方向也许是最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它既可以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同时也赋予我们开阔的研究视野，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而第一个方向则应成为少数理论家的研究目标，第三个方向则是非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对此我们无须说三道四。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对立与对话？
由此可见，在我看来，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不应当全然对立。如果着眼于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在当前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早已就有相当一批著述甚丰的精英文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地把文学研究领域扩大，并引进文化研究的一些有意义的课题。他们认为，研究文学不可忽视文化的因素，如果过分强调文学的形式因素，也即过分强调它的艺术形式的话，也会忽视对文化现象的展示。所以他们便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向，也就是把文学的文本放在广阔的语境之下，也即把text放在广阔的context这个语境之下来研究，最后便达到某种文学的超越，这就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或一种文学文化学(literary culture)的建构。这种方向也许是使我们走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二元对立这个死胡同的必然之路，对于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着一定的启发。
辨证地说，全球化在文化上的表现同时带给我们两方面的影响，它的积极方面体现在它使得我们的文化生产和学术研究更为直接地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制约，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政府发指令性的号令来规定。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后果也有消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它使得精英文化生产，尤其是文学艺术的创作，变得日益困难，如果处理不当，最终有可能导致新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等级对立。所以我提出的一个策略就是，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影响，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即承认全球化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这一大趋势是无法抗拒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只是跟着它跑，正确的态度是，在不损害中国文化精神本质的前提之下，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契机来大力发展中国文化，使得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广为传播成为可能。[viii]就全球化进入中国而言，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且它已经不知不觉地对中国当代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生产和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研究的引进中国，以及随之而来的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即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挑战。诸如网络文化、传媒文化、消费文化以及社区文化这些现象仍然与传统的文学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有一大批颇有成就的文化研究者对之加以观照和研究。但这些文化研究的学者过去大多是从事精英文学研究的，很大一部分人是大学里的文学教授，所以他们也关注着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给传统的精英文化带来的影响。但他们并不主张把大众文化排斥在外，而是要从理论的视角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试图发现里面的合理因素，并且把它加以理论化。就文学经典的形成而言，任何经典文化和经典文学在一开始都是非经典的，有些一开始属于流行的通俗文化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身的调整，再加之新的批评理论的“重新发现”，有可能会发展成为精英文化产品，甚至目前的网络文学也是如此。而昨日的有些经典在今天的新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因批评风尚的嬗变以及接受群体的不同而丧失其既往的经典地位。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文学史上不少著名作家及其作品的“非边缘化”道路中见出例子。总之，对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重构，文学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ix]
勿庸置疑，中国文学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中国学者认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个西方文化殖民中国文化的历史，他们特别反对“五四”运动，因为“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的先河，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先河，而在“五四”期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西方文学作品和文化学术思潮、理论大量被翻译成中文。鲁迅当年提出的口号“拿来主义”对西学东渐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鲁迅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他的小说创作只是在读了百来本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之基础上开始的，此外什么准备都没有[x]。当然这番表述始终成为保守势力攻击的对象，说鲁迅是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还有另一些“五四”运动的干将，包括胡适，郭沫若，他们通过大量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文学作品，对传统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解构，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所以在现代文学的历史上，翻译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我看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翻译文学史，而研究翻译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翻译说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今天所提出的翻译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形式的翻译，而且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为另外一种文化，它是通过语言作为媒介而实现的。因此西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如果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了“文化的转向”(cultural turn)，那么在现阶段，便应该呼吁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一个“翻译的转向”(translation turn)，因为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研究都是一种翻译。[xi] 这样看来，翻译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特别是文学作品，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机器翻译是无法传达其深邃的审美意蕴的。现在既然很多人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外文（主要是英文）原著了，我们翻译的重点就应该从外翻中转变成中翻外，也就是说，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翻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文，使它在世界上有更广大的读者。通过这种文化翻译，使得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国文学逐渐步入被“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世界文学经典的殿堂，通过使其“混杂”和“非西方化”而最终达到新的经典重构。我想这也应该是全球化在文化领域内运作的另一个方向，也即与西学东渐相对应的东学西渐，后者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有着广阔的前景。
“后理论时代”批评理论的走向及功能转变
任何一个熟悉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的学者都清醒地意识到，2003年和2004年间，在西方乃至整个国际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界发生了三个对其后的理论思潮走向有着直接影响的事件，其一是久病不愈的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与世长辞，给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再度兴盛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以沉重的打击；第二是曾以《文学理论导论》一书蜚声欧美两大陆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出版了颇具冲击力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 2003)，为已经有之的“理论的终结”或“理论的死亡”之噪音推波助澜；再者就是当代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的去世。毫无疑问，德里达的去世是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在经历了福柯、拉康、德勒兹、利奥塔等大师的辞世以来西方思想界和理论界的又一次最重大的损失。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上述各位大师级人物的相继去世标志着后结构主义盛极至衰的话，那么此时德里达的去世则标志着解构主义的终结，也就是说，当代哲学和人文思想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德里达时代”(Post-Derridian Era)，或者说一个“后理论时代”（Post-theoretic Era）。
为什么要称之为“后理论时代”？这首先是因为我的这种命名受到了伊格尔顿的专著的启示，其次是因为在上述三个事件之后，理论的盛期确实已过。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师们的辞世所导致，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国家及文化传统的疆界，使得本来被认为具有“普遍价值”的可以解释西方世界以外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面对新的现实无法加以解释。因而在伊格尔顿看来，“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雅克·拉康、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杜塞、罗兰·巴尔特和米歇尔·福柯的开拓性著述已经远离我们几十年了。甚至雷蒙德·威廉斯、露丝·伊瑞格里、皮埃尔·布尔迪厄、朱丽亚·克里斯蒂娃、雅克·德里达、爱莱娜·西克苏、于尔根·哈贝马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爱德华·赛义德早期的那些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也远离我们多年了。”[xii] 确实，在近十多年内，随着上述大师的先后离去或逐渐年迈，与当代文化研究如火如荼的景观相对照的是，理论界并没有出现什么震撼人心的巨著，理论的衰落和虚弱无力使之无法面对严峻的现实，这已经成为无人可以挽回的趋势。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文化理论提不出什么新的思想观点，因此在9.11之后以及其后的伊拉克战争之后，“一种新的即将来临的全球政治阶段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对于这一点甚至最为与世隔绝的学者也不能不注意。”[xiii] 在列举了一系列令人沮丧的例子之后，伊格尔顿总结道，“文化理论简直无法使人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所做的同样叙述作出详细的说明….它需要不惜代价去冒险，摆脱一种十分令人窒息的正统性并且探索新的话题。”[xiv] 同样，在文学批评领域内，也有人惊呼“文学的死亡”和“文学理论的死亡”等等，文学理论的衰弱使之陷入一种自我演绎乃至“自恋”的怪圈。当然，伊格尔顿这本书出版时赛义德已病入膏肓，德里达的癌症也已进入晚期，因而他的预言确实有着一定的超前性，但同时也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国内也有一些反理论的学者为之感到高兴，认为理论既然已经在西方丧失了原有的功能，它们在中国是不是也濒临死亡？对此我们完全可以从去年6月在北京连续举行的几次关于理论的国际研讨会之成果得出答案：理论并没有“死亡”。[xv]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理论之走向又如何呢？理论究竟还能产生何种功能？
今天，随着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去世，作为后结构主义大潮之中坚力量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之核心观念的解构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了一个历史现象，但解构的批评原则却已经渗透到包括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在内的人文学科的各个相关领域。也就是说，曾被人认为“铁板一块”的所谓解构早已自身分化为碎片，渗透在研究者和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研究方法中。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解构也只能通过其散发在各个时代的“踪迹”被后来的历史学家梳理并建构出一部解构主义的历史。我们今天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对“后理论时代”的西方理论思潮之走向作出描述，首先要搞清楚，德里达及其解构理论将留给我们何种遗产？它所产生的“消解中心”和“挑战权威”的结果究竟体现在何处？在进入21世纪的头几年里，文学理论和文化批评将向何处发展？文学和文化理论将产生何种功能？对于这几点，虽然西方学者已经试图进行种种预测，[xvi]但作为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者，我们理应作出我们自己的反应，并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从而在这种跨文化语境的理论争鸣中发出中国理论家的独特声音。当然这应该是另一篇篇幅更长的论文的任务，我这里只想在结束本文之前对之作一简略描述。
显然，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大潮的冲击之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化理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面对“理论死亡”的噪音越来越大，理论本身还能产生何种功能？我认为，后殖民主义经过一度时期的式微之后已经再度崛起：包括已故的赛义德在内，[xvii]三位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先后发表新著，[xviii]使得学界对后殖民主义的研究与文化身份、种族问题、流散现象以及全球化问题融为一体，并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酿起了民族主义的情绪。早先的女权主义理论批评分化为“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怪异研究”等，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多元走向。全球环境的恶化导致文学批评中生态理论话语的异军突起，注重环境写作和对经典文学文本的生态视角阅读，使得文学作品被隐匿的意义被发掘出来。随着全球性移民潮的愈演愈烈，“流散”现象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作为其必然结果的“流散写作”的崛起，尤其是华裔流散写作的崛起，则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对文化重建和文学史重新书写的作用。文化研究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发展演变后已经愈来愈不满足于英语世界的局限，因而逐步发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在一个以信息传播为主的高科技时代，人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逐渐转向对图像的迷恋，因而出现在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的“图像的转折”就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后理论时代”[xix] 的来临和理论的功能的转变。可以说，在新的世纪，理论的活力仍没有丧失，它们和文化研究并行不悖，形成了全球化语境下的一道五彩缤纷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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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关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在中国语境下的接受和讨论，尤其可参阅葛涛的综述性文章：《旅行中的理论: “文化全球化”在中国文学理论界的接受与变形》，载《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ii] 这方面尤其应该参照这两部分量很重的专题研究文集：Roland Robertson & Kathleen White eds. Globalization:The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Vols. 1- 6.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应该指出的是，在这部2,559页、收入125篇重要英文论文的六卷本专题研究文集中，仅有两篇出自中国（包括港台地区）学者之手。Jameson, Fredric and Masao Miyoshi, eds., 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iii]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页。
[iv]参见巴巴于2002年6月25日在清华-哈佛后殖民理论高级论坛上的主题发言《黑人学者和印度公主》（The Black Savant and the Dark Princess），中译文见《文学评论》2002年第5期。
[v] 这方面的英文著述虽然不多，但可以参阅下列两种：Wang Ning,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Towards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Elite Culture and Popular Culture,” European Review 11. 2(May 2003): 183-191. Tao Dongfeng and Jin Yuanpu eds.,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5.
[vi]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于2003年2月去伯明翰大学访问时，应邀出席了该校文学院院长爱丽斯·休斯教授的举行的欢迎宴会，当我提出要参观蜚声海内外的该校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休斯教授却出人意料地告诉我，该中心已经撤消了，其理由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他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非英语国家-民族文化的发展，因此校方决定整合全校人文学科的力量成立一个国际性的跨文化研究中心，并把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学界的学术交流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我认为这无疑是当代文化研究的日益国际性/全球性的一个重要转机。
[vii] 利维斯的这种精英思想始终贯穿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例如《大众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Mass Civilis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1930），《教育和大学：略论“英文学派”》（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A Sketch for an “English School”, 1943），《伟大的传统：乔治·爱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1948）等。
[viii] 就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值得一提的是，我应新加坡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出版社约请，主编一套用英文全面反映中国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的学术丛书Materializing China: Visions and Perspectives，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三种：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2004), Dismantling Tim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2005),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China (2005).
[ix]关于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化研究的“非经典化”和“重构经典”之作用，参见拙作《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x]参阅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四卷，第512页。
[xi] 这方面尤其应该参阅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hapter 8, “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0.
[xii] Cf.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1.
[xiii] Ibid., p7.
[xiv] Ibid., p222.
[xv] 主要指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举行的三次国际研讨会：“多元对话时代的文学理论”，“詹姆逊与中国”以及“批评探索：理论的终结？”。国内媒体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报道，关于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主要参阅：W.J.T.Mitchell and Wang Ning, “The Ends of Theory: The Beijing Symposium on Critical Inquiry”, Critical Inquiry, Vol. 31, No. 2(Winter 2005), pp265-270.
[xvi] 在这方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批评探索》杂志举行的2003年编委研讨会，其主要理论性的陈述刊于Critical Inquiry, Vol. 30, No. 2(Winter 2004).
[xvii] 除了出版于2000年的专题研究文集Reflections on Exiles and Other Essays, 赛义德去世后的著作是出版于2004年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xviii] 尽管斯皮瓦克早在1999年就出版了专著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但巴巴除了一些单篇论文外，两本专著却至今尚未面世。
[xix] 关于“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发展走向，参阅笔者的长篇论文，《“后理论时代”西方理论思潮的走向》，载《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