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您好，杜威，今年5月我们刚刚在北京见面，此次盛夏季节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深圳年会上再次见到您很高兴。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您1985年10月刚刚在第十一届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年会上当选为主席就来到中国，当时也是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研讨会上，您代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致了祝词，并作了大会主题发言，当时您以极大的热情毫无保留地表达了您对比较文学这一新型的学科在中国的复兴的支持。我记得您当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中国比较文学早在20世纪初就诞生了的话，那么鲁迅无疑是最早的一位比较文学家，他的《摩罗诗力说》可以算作是中国现代最早的比较文学研究之作。我当时确实感到十分鼓舞，并且更加坚定了我立志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决心。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始终认为，那次盛会是我本人步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始。但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人文学科领域内发上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能不对我们这个学科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正如您所知道的，当前，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受到了其他外部因素，比如说文化研究以及各种后现代批评理论的挑战，似乎正在萎缩，您作为一位兼通中西文学的比较文学学者，能否请您首先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谈一谈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的未来前景呢？
佛克马: 您要我对比较文学的未来前景发表一些看法是吧？好的。我本人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一直是抱乐观态度的，当然我所说的这种乐观态度是有一定的理由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在过去的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出席本届深圳年会的众多学者吧，我想这一点就足以说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繁荣和兴旺。今年9月22日到25日，国际比较文学协会还要在威尼斯庆祝协会成立五十周年。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对比较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和教师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使我印象尤为深刻的一点是，在上个月的深圳会议的各分组会议上，中国青年学者宣读的论文涉及了几乎所有比较文学的论题。他们表现出了广泛的兴趣，其情景就和在欧美国家、印度或南非举行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年会的情景一样：从讨论诗学和叙述学到文学教学，从跨艺术门类的比较和电影研究到文化研究，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到全球化和流散研究，从弗洛伊德、巴赫金以及艾田浦到福柯、德里达和霍米·巴巴，等等。此外，有的论文还讨论了互文性、接受理论、崇高、性别研究、身份政治、翻译研究等等。当然，也有很多论文是专门讨论中国文学的，既涉及现代文学，也涉及古典文学，但是这些论文所使用的参照系和研究方法乃至术语都是相当国际性的。当前，可以说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已经完全参与了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关于深圳会议，我还有一点要讲。那就是地域的概念得到了相当的强调：一位来自印度的学者强调了中印两国学者的合作将是抵抗欧美霸权的一个重要举措。而您本人则强调了中国文化学术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勾画了一个未来的前景，您认为在这之中，中国与英美国家的学者和作家以及中文与英文之间将有一种竞争。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视角，因为它或许在某些方面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太相像了。关于比较文学学科方面，这样对地域和语言差异的强调颇有使已经过时的“影响研究”死灰复燃的味道。
当我们“比较”各种不同的文学时，我们也许常常既寻求差异或相同或异同兼顾。而我则更倾向于寻找相同点或异同兼顾，我这一点是受到勒内·艾田浦的启发，他曾经指出，要寻找一种“文学的恒定性”(literary invariants)。我认为，所有的主要文化都注意到了一种被我们称之为“审美”(aesthetic)的特定情感和认知态度的存在。这种审美经验在阅读和解释各种带有文学意向或可以以文学的方式来阅读的文本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审美经验牢牢地与特定的文化习俗相关联，也即那些在所有主要的文化中都相似的习俗，当然其中也不乏细微的变异。关注文学的审美解释也许能使我们理解往往被我们当作文学来阅读的文本的特殊性。这样的理解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坚持一种文学交流的方式。在我和艾尔鲁德·蚁布思(Elrud Ibsch)合写的《知识和专注：文学研究的问题探讨》（Knowledge and Commitment: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 to Literary Studies, 2000) 一书中，我强调了为什么文学交往是重要的并且值得保护；因为它往往具有一种社会的功能。我的论点显然与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观点不无关系。一种审美式的阅读能够带有某种伦理道德的效果。
文学也许可以对我们认识世界作出贡献，同时也有益于我们对自我的认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我不希望看到文学交往从世界上消失，它是不可能为任何其他形式的交往所取代的。因此，使我感到不解的事，为什么学者们往往在对主要文化中的文学审美交往的条件和质量进行研究时总是犹豫不决。我相信，通往继续审视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反应之路是大有前景的，这也就是对接受文件、文学批评、经典的形成和声誉的形成、文学成规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对文本的语言分析的研究，尤其要参照文化记忆和互文性进行研究。这些不同的问题领域可以以科学的方法来探讨，也就是用那些受到社会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启发的方法来探讨，因为这些方法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确实，即使我们面临文化差异，我们对文学的科学式研究也不会事倍功半。事实上，对文学的科学式研究恰恰是要找出这些差异究竟是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文学的这些具有差异的反应也会显示出相同性。
诚然，文学交往讨论了有时具有文化特殊性的一些问题，但更为经常的则是一些超越文化差异的问题。乐黛云在今年8月的深圳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的发言中不无正确地论证道，人类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问题，诸如生与死，爱情与欲望，权力关系与个人身份，以及与其他社会和环境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率先在小说和诗歌中得到了探讨，并且在戏剧和电影中也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探讨，而在新闻写作中的探讨则是表面的和肤浅的。地理上和语言上的差异使得比较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被分散了，但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也尤其应当被当作文学研究的对象来探讨。
王: 首先谢谢您对我在深圳会议上的发言的兴趣和几点质疑。我也做一些回应。实际上，我在发言中想指出的恰恰是，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并非都是消极的后果，它也可以加速文化的多样性和多极走向。由于语言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工具之一，因此我所切入的就是当前世界上使用最为广泛的两大语言：英语和汉语。前者使用的范围最为广泛，并被广泛地当作文化交流或学术交流的工作语言，因而不少具有国际眼光的学者都深深地知道，要想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或影响，就不得不借助于英语的力量。这一点我想我们都深有体会。后者则是其影响仅次于英语但却被当今世界上最多的人当作自己的母语来使用。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除了这两大语言外，其他的一些主要语言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影响，有的甚至处于萎缩的状况。既然这两大语言分别出自东西方两大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从事东西方文学的比较，首先应该懂得这两大语言。鉴于目前英语在国际学术领域内的强势地位，它必须有另一种语言对之起到某种制衡作用。这无疑应当是汉语。我想描绘的是一种平衡发展的文化语言格局，而非像亨廷顿那样在鼓吹某种“文化的冲突”。您看，我本人不是同时用中文和英文著述吗？其次，关于影响研究问题。毫无疑问，您主要关注的是不同文化中的共同之处，这与我的方法及出发点并无根本的矛盾。我这里想指出的是，也许影响研究作为欧洲语境下的一种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已经“过时”，但它在中国的语境下并没有过时。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比较文学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著述，但其中大部分著述探讨的都是关于外国文学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而很少追踪中国文学是如何在国外，尤其是在西方，传播和接受的，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外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不平衡状态，我的目的恰恰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平衡状态，把影响研究的触角指向一个新的领域：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当时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我仍很有信心。我始终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刚刚开始，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正如我在《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所描述的，中国文化很早就在欧洲的各种语言中得到翻译和介绍了，并且对一些欧洲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启迪。我这里想进一步了解的是，据您所知，还有哪些具体的欧洲作家，尤其是荷兰、德国以及另一些欧洲国家的作家曾经对中国文化尤其感兴趣？他们是如何把中国文化的因素应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的？
佛克马：您想了解哪些欧洲作家，尤其是荷兰和德国作家，曾经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兴趣的，并将中国文化的因素应用于自己作品中的吧。我想这是一个需要有大量史料和证据来佐证的课题，也许让我回答是找错人了。但我可以作出怎样的回答呢？大概是要我列举一下哪些作家曾阅读和翻译过中国文学作品的吧，或者在自己的创作和批评文字中参照过中国文化的，是吗？但是基于民族差异之上的这种影响研究实际上想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歌德在和爱克曼的谈话中曾参照了他所读过的中国传奇故事集，他指出，“诗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这一点在所有的地方、而且在所有的时代的成百上千的人那里都有所体现……民族文学现在不行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歌德对全人类的共性十分感兴趣，因此贸然推测，“中国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和我们的是何其相似；而且很快地，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与他们的也十分相似。”我并不否认，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参照有时是受到他们试图表现异国情调的欲望的激发，因而实际上是用来服务于“制造陌生感” (making strange)的诗学手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仍然有着一种一般的文学-审美意向。我这里再次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过分地强调跨文化参照的效果，而是想说明，这些参照总是显示出服从文本的文学效果。因此对这种效果的研究应当对我们的文学研究起到某种指导作用。
此外，考察中国文化对欧洲作家的影响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困难。显然，欧洲作家往往选取他们所能用到的或者凑巧碰到的东西作为参照。布莱希特对中国的东西的使用与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的《中国的笛子》(Die chinesische Flöte) 中对中国东西的使用有何共同之处？因为这为马勒(Mahler)的《地球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 1911) 提供了高度审美化的文本。或者说，荷兰作家斯洛尔霍夫(Slauerhoff) 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那些关于中国的浪漫传奇小说与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The Garden of the Forking Paths”) 或卡尔维诺德后现代主义小说《隐蔽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又有何共同之处呢？所有这些作品中都使用了中国的东西来表达作者本人的情感，在这里，“中国”显得最为慷慨无私，因为它似乎提供了所有的一切。我想在这方面已经有几乎难以计数的书籍和文章在研究中国文学对具体欧洲作家的影响。
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就会发现，自伏尔泰以来的几乎每一位欧洲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伟大并充满自信的中国文化的启迪，即使我们很难在他们的文本中找出这些影响的踪迹。有些欧洲作家往往喜欢把复杂多样的中国文化还原为日益趋同的道教和佛教的混合体，另一些人则有选择地描写中国，如荷兰外交家高罗佩(Van Gulik)，就根据一些法律文献写了一些犯罪题材的故事，还有一些人则为中国的色情小说所着迷。作家们往往把他们的充满渴望的思考指向那些浩瀚无垠的令人陌生的文化现象，以构建一种香格里拉式的世外桃源，正如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迷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 1933)一书中所描绘的那样。但是至于什么是中国文化以及它何以用分析性的方式来加以描述，我并没有现成的答案，同时这也使我无法深入去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这一问题。
王: 好吧，既然本书将深入展开这个话题，那么关于中国文化对欧洲作家的影响这个我们就暂时讨论到这里吧。我的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将会向广大读者披露大量的资料和分析。
毫无疑问，您所提供的这些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也许对我们今后的影响研究有所借鉴。据我所知，您不仅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和比较文学学者，您还曾经是一位有名的汉学家，你的博士论文就写的是关于苏联的文艺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其中旁征博引了大量的俄文资料和中文资料。后来您把兴趣转向20世纪文学理论的研究，渐渐远离了国际汉学界。近几年来，您似乎又开始对中国当代文学发生兴趣了。我想知道您现在是否对欧洲的汉学研究还熟悉，比如说，您曾在那里获得过博士学位的莱顿大学的汉学最近有何新的进展？学者们现在一般都关心哪些问题？欧洲的汉学与北美的汉学有何主要的差别？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显然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传统的汉学研究还能有何新的发展？
佛克马: 我必须坦率地说，我通常尽量不让别人称我为汉学家。我只学了一些现代汉语和中国现代文学，而汉学家的含义通常是指主要对传统中国或中国古典文学感兴趣并有所研究的那些人。当我于1953年开始在莱顿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主要关注的也依然是中国进入现代以前的那些东西。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不相同了。学生们可以在中国住上很长的时间学习汉语口语，并练习使用这一语言。我并不认为当前欧洲的中国研究与北美的中国研究有何大的差别，因为在这方面，学生之间的交流和观点方面的交流很多。您所知道的，曾在莱顿大学执教多年的中国文学教授伊维德(Wilt Idema) 不是成了哈佛大学的教授了吗？十五卷本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在很大程度上说来就是欧美学者通力合作的一个成果。
王: 您自从1985以来就一直支持中国的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研究在西方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在中国，正如您亲眼所见，人们一般对文学研究的兴趣仍然很浓厚，同时有一大批文学研究者不仅教授文学，而且还指导研究生从事文学研究。您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有可能从西方逐步转向中国吗？
佛克马: 在最近的十年到十五年里，文学研究确实受到了文化研究的挑战，但实际上这只是拓宽了学科界限因而忽视了对文本和其他文化现象的关注。最近，有些学者已经论证到，文化研究也处于危机之状态，主要是因为这个领域太过于宽泛了。当然了，这里的情况也许更为复杂，显示出危机之状态的还有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全球化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它显然对比较文学没有构成任何威胁。倒是与其相反，从经济的意义上认识到当今世界正在迅速地变成一体使人对文化和文学的未来命运如何感到茫然。人们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增强了，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有了大量的翻译作品。比较文学也受到了挑战，但这是一个积极的方面，也就是说，应该关注那些根本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不同文化的文本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它们为什么能为大众所欣赏？这难道不是读者试图在这些文本中找到的东西吗？
新闻写作，电影以及各种新媒体也在寻求人们关注，因此许多学生，若是一百年前的话完全可以选修文学课程的，便把目光转向了新的学科。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与多年前欧洲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当时随着现代语言被逐步引入欧洲各大学，本来直到19世纪都一直在文学院被当作主要课程教授的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均受到了挑战。但是，电影研究和其他媒体研究中的许多最根本的问题依然和文学研究的问题相同。他们都必须研究文本，当然也包括视觉文本，生产者/制片人和读者/观众。他们也都关心信息是如何被传达和接收的。
事实上，那些新媒体研究常常使用源出于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还包括一些出版物。在大学里文学研究的地位也许变得边缘化了，但是若考虑到其长久的传统，这一地位仍是很牢固的。在欧美国家，也包括在新媒体研究中，引证亚里士多德或参照古希腊悲剧仍是很时髦的。在荷兰电视中，我们最近可能会看到一部被叫做《美狄亚》(Medea) 的关于当代政治和经济错综纷纭的通俗连续剧。
王: 关于比较文学所受到的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我想再多谈一些。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异军突起的非精英学术话语和研究方法，其主要特征就在于其“反体制”（anti-institution）性和“批判性”(critical)。在这方面，不可否认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研究在当代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英国的威廉斯和伊格尔顿，以及美国的詹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对英语世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发展和兴盛起到了很大的导向性作用。由于文化研究的“反精英”和“指向大众”等特征，所以它对包括比较文学在内的所有文学研究都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和冲击，致使不少恪守传统观念的学者，出于对文学研究命运的担忧，对文化研究抱有一种天然的敌意，他们认为文化研究的崛起和文化批评的崛起，为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敲响了丧钟，特别是文学批评往往注重形式，注重它的审美，但也不乏在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者。
毫无疑问，文化研究在当代人文学术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有人也和您一样认为它已经处于危机之中，这确实是事实。但也有人认为文化研究即将盛极至衰，文学研究将重返中心。我对此并不苟同，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显然更有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那么在新的世纪文化研究将向何处发展呢？这自然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将沿着下面三个方向发展：（1）突破“西方中心”及“英语中心”的研究模式，把不同语言、民族-国家和文化传统的文化现象当作对象，以便对文化理论自身的建设作出贡献，这种扩大了外延的文化理论从其核心――文学和艺术中发展而来，抽象为理论之后一方面可以自满自足，另一方面则可用来指导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文化现象的研究；（2）沿着早先的精英文学路线，仍以文学（审美文化）为主要对象，但将其研究范围扩大，最终实现一种扩大了疆界的文学的文化研究；（3）完全远离精英文学的宗旨，越来越指向大众传媒和所有日常生活中的具有审美和文化意义的现象，或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这些现象，最终建立一门脱离文学艺术的“准学科”领域。对于我们文学研究者而言，专注第二个方向也许是最适合我们大多数人的，它既可以保持我们自身的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同时也赋予我们开阔的研究视野，达到文学自身的超越。而第一个方向则应成为少数理论家的研究目标，第三个方向则是非文学研究者的任务，对此我们无须说三道四。由此可见，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并非天然对立的，这二者在很多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且当今中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不少重要学者都同时使比较文学学者。有鉴于此，我在清华大学创立的中心就叫做“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我们举行的各种学术活动实际上都同时涉及了这两个学科领域。
另一点我想请教的是，我在深圳举行的中国比较文学学年会大会发言中试图论证，汉语的裂变将为未来的学者编写一部新的汉语文学史铺平道路，这就好像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持的大项目《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比较文学史》(The Comparativ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European Languages)一样。您认为这一新的方向将对一种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形成有所贡献吗？
佛克马: 我在深圳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很高兴地聆听了您的论文《全球英语和全球汉语》。确实，应该更为密切地关注中国大陆以外的各种汉语文学。您非常恰当地涉及了中国的流散写作现象以及中国语言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等诸问题，正如深圳大学的刘洪一所涉及的犹太流散问题。我也十分欣赏原先在新加坡现在台湾任教的王润华的观点。流散问题实际上也是文化同化的问题，也即是说，如何适应所居住的国家的文化的问题。这里再一次碰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方法来研究作为个体的人是如何处理与不同文化的直接碰撞的。我在一些场合也曾论证道，也许可以通过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特定的文化习俗。王润华教授向我们通报，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已经调整并适应了马来人的饮食习惯。但我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也适应马来人的阅读习惯了呢？关于这方面已经有人研究了吗？
您对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有着清晰的认识，因此您知道有许多作者已经相信，所有文化都是混杂的，是文化同化和文化兼容的产物。从知识的角度来看，文化民族主义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在他那本现已成为经典之作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反思》(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中将民族界定为一种“想象出来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成员你是无法认识的，同时也不可能认识，然而你却有一种感觉，即你与他们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但是，这个观点却不能用来为民族主义辩护，既然一个城市或一个省份的居民可以想象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所以整个世界的公民也能想象出这一点来。您和我都可以想象这个世界是同一的，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感到我们具有共同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人类环境。此外，作为知识分子，我们也分享对文学作品的深厚的兴趣。
如果有那么一天能有人写出一部世界汉语文学史的话，那确实是了不起的，但是那将是一部文化同化的历史，即对不同的地域的适应。我认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将与中国是什么的问题同样重要。
王: 关于流散协作问题我也想多谈一些。对流散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国际文化研究领域内并不算新鲜，在美国的文学史家看来，美国国内的亚裔流散族群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已经给美国的多元文化格局增添了新的成分，而他们的文化和写作也必然对主流话语起到既补充又挑战的作用。正如他们中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所承认的，包括华裔写作在内的亚裔英文写作的崛起从客观上为20世纪的美国文学史增添了新的一页，使之真正具有了多元文化的特色。
就其词意本身来看，Diaspora这个词在英文中最初具有贬义的特征，专指犹太人的移民和散居现象，后来它逐步泛泛地用来指涉所有的移民族群，但却很少被人用来指涉欧美国家的移民族群。王赓武曾经气愤地质问道，“为什么西方学者不以此来指涉他们自己的移民族群呢？”因为这个词本身是带有贬义和种族歧视之含义的。但我们注意到，这个词在最近十多年的文化研究中的频繁使用已经使其带有种族歧视的意味逐渐淡化，这一术语本身的内涵已发生了变化并已在文化研究领域内广为流行开来。当然，“流散”一词又可译做“离散”或“流离失所”，对这一现象的研究便被称为“流散研究”。虽然对流散写作或流散现象的研究始于90年代初的后殖民研究，但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由于伴随着流散现象而来的新的移民潮的日益加剧，一大批离开故土流落异国他乡的作家或文化人便自觉地借助于文学这个媒介来表达自己流离失所的情感和经历，他们的写作逐渐形成了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既充满了流浪弃儿对故土的眷念，同时又在其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异国风光。由于他们的写作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因而既可与本土文化和文学进行对话，同时又以其“另类”特征而跻身于世界文学大潮中：之于本土，他们往往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从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观察本土的文化，而之于全球，他们的写作有带有挥之不去的鲜明的民族特征。因而在当今时代，流散研究以及对流散文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另一个热门课题。毫无疑问，在这一大的框架下，“流散写作”之少体现了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和文学现象，理应受到我们比较文学学者的关注。
也许国内有学者会问道，研究流散文学现象是否可以纳入广义的国外华裔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范围？我认为，上述两种研究都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范围，由于流散文学现象涉及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自然属于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因此应当纳入跨文化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就近20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创作而言，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文学创作界几乎每隔五年左右就为当下的流行文学理论批评思潮提供一批可以进行理论阐释的文本。因此我觉得，这说明了我们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正在逐步走向世界，并且日益具有了全球性特征，和国际水平缩短了时间差和质量上的差别。
与全球性的后殖民写作不同的是，中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全沦落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因而在后殖民主义写作领域，中国文学这方面的典型作品比较少，好在后殖民主义很快就淹没在广义的文化研究和全球化研究的大背景之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散居在海外的华裔作家的创作中找到优秀的文本。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我们若考察近20 多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便同样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然而却不无其内在规律的现象：80年代以来的获奖者大多数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前几年则当推有着双重民族文化身份的后殖民作家，到了90年代后半叶，大部分则是流散作家。可以预见，这种状况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当然对流散写作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追溯其广义的流散文学和狭义的专指全球化进程所造成的流散文学现象。我们不难发现，前者的演变也有着自己的传统和发展线索，并为后者在当代的崛起奠定了必然的基础。
广义的流散写作在西方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和独特的传统。早期的流散文学并没有冠此名称，而是用了“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ists)或“流亡作家”(writers on exile)这些名称：前者主要指不确定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让作品中的人物始终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的小说，如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英国的亨利·菲尔丁和美国的马克·吐温和杰克·克鲁阿克等作家的部分小说，但并不说明作家本人处于流亡或流离失所的过程中；后者则指的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或者由于家庭的原因或由于自己过于超前的先锋意识或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与本国的文化传统或批评风尚格格不入，因此只好被迫选择流落他乡，而正是这种流亡的过程中，他们却写出了自己一生中最优秀的作品，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挪威的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爱尔兰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英美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美国的犹太小说家索尔·贝娄、美国的俄苏裔小说家纳博科夫以及出生在特立尼达的英国小说家奈保尔等。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创作实践往往与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及批评风尚格格不入，有时甚至逆向相背，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自我流亡，在流亡的过程中反思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现状以便提出自己的独特的洞见。毫无疑问，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自现代以来的流散文学传统和发展史，颇为值得我们的文学史家和比较文学研究者仔细研究。而出现在全球化时代的狭义的流散文学现象则是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在当代的自然延伸和变异式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由全球化过程中的大规模移民所推向极致。
对于流散或流离失所以及所导致的后果，已故后殖民理论大师爱德华·赛义德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赛义德也和不少被迫走上流亡之路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一样，内心隐匿着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而对于这一点，那些未经历过流亡的人则是无法感受到的。对个人情感十分敏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固然如此，专事人的心灵刻画的作家当然更不例外。隐匿在他们的意识和无意识深处的各种文化记忆是难以抹去的，它们无时无刻不流溢于他们的文学笔触和情感表达中。因此我们在阅读流散作家的作品时，往往不难读到一种矛盾的心理表达：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由于有了这种独特的经历，这些作家写出的作品往往既超越（本民族固定的传统模式）同时又对这些文化记忆挥之不去，因此出现在他们作品中的描写往往就是一种有着混杂成分的“第三种经历”。我认为，正是这种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者”才最有创造力，才最能够同时引起本民族和定居地的读者的共鸣。因此这种第三种经历的特征正是体现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文化的多样性，颇为值得我们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针对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各民族的长驱直入，有着丰富的流散经历的美国英籍印度裔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提出了一个与其相对的策略：少数人化，或曰弱势群体化(minoritization)。按照这种“少数人化”的后殖民策略，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对第三世界弱势文化的侵略和渗透，使得第三世界文化打上了某种“殖民”的烙印，另一方面则是第三世界弱势文化对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后者的手法往往是将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和文学话语的纯洁性破坏，使其变得混杂，进而最终失去其霸主的地位。应该说流散写作所起到的是后一种效果，尤其值得包括海外华文写作在内的整个中华文化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借鉴和参照。
总之，十分感谢您百忙之中和我进行讨论和对话。很抱歉，我从一开始准备写这本书时竟然断断续续地拖了近两年的时间。我始终认为，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尤其是描述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状况，除了大量阅读原始文献资料外，还必须和我们的国际同行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对话无疑将使本书更具有学术性和对话性。虽然我们观点不尽相同，但这正是我们开展交流和对话的出发点。我殷切地希望，有一天我将用英文重新来写关于这个论题的书，以便我的西方同行们也能读到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