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 年代北京文学圈里，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坛上，找不出一个比李陀更活跃比李陀更知名比李陀更悲剧的人物来。每每说到甚至想到李陀，总让人哀其境遇，怒其功利心。说他是文学那五，他却没有那五那样的旧贵背景；说他是文化草莽，他却的的确确是在北京红色贵族的圈子里长大的。说他很有文学的责任感使命感，他有时候像个文学玩票者。说他从来不把文学当回事，他却对文学热爱到了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文学。说他是个文学青年，他绝对是个文坛领袖，号称陀爷。但要说他是文学大家，却还没有写出一部经典大作。他有时跟人说话亲切随和，谦虚谨慎；有时突然变得高高在上，向所有他所见到或者没有见到的人们指手划脚。
要说李陀在是瞎闹，那绝对是误解。李陀的审美眼光，李陀的文化透视力，不要说一般的作家诗人，就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教授，可能都望尘莫及。他可以对李欧梵那样的教授耳提面命，可以给聂华苓那样的作家上文学课。这并非狂妄，而是他有足够的资本如此颐指气使。他的太太刘禾，也算是在美国学院里有点名气的人物，有着中国学人十分羡慕的美国大学终身教授的身份。但我相信，刘禾从李陀那里学到的，远远超过李陀从她那里习得的。李陀这种奇特的秉赋，除了天生的与众不同，也跟他传奇般的身世有关。
有位红色贵族之女写过一部叫做《山水相依—一个异国家庭的离合悲欢》的回忆录，其中涉及到李陀的身世。在回忆录里，李陀被称之为我们家的小哥哥。所谓小哥哥，是指她们家那个保姆的孩子。李陀九岁的时候，跟着母亲流落在北京城，形象跟《雷锋》电影里的小雷锋一模一样。但他比小雷锋幸运的是，他还真的碰上了好人。刚刚进城的那家革命者，出于一种对劳苦民众的同情，收留了他们母子俩。这本来确实是个非常动人的故事，无论是收留者还是被受留者，都会让人一掬同情之泪。然而，一种奇妙的反差，却同时落在了李陀的命运里。
这种反差的微妙在于，李陀既是佣人的儿子，或者说奴隶的孩子，但从理论上说，又是主人的儿子，即翻身当家作主说法上的主人。相反，收养他们的那家主人，在理论上却是人民的公朴。用一句现代汉语的语法逻辑作描述，李陀是作为仆人的主人家的一个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孩子。这种逻辑非常简单，又极其复杂。李陀被这个逻辑缠绕终身，一直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是主人还是仆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海子是被大而无当的诗歌意像所谋杀的一样，李陀被这个他永远也搞不明白的逻辑给困惑至今，如今好像依然活在这个逻辑的困扰里。
对李陀来说，这个逻辑不仅在他所寄居的主人家里出现，也同样在他所就读的学校里存在。他读的是红色的贵族学校，班上甚至整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是作为仆人的主人的孩子，唯独他一个，却是作为主人的仆人的儿子。等到他长大成人，走上社会，他发现他所居住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到处存在着这样的逻辑谜语。而他这个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则既是整个谜语的谜面，又是整个谜语的谜底。
活在这个谜语里的李陀，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确切位置，可是从来没有找到过。因为这个谜语要说有答案就有答案，要说没答案就没答案。关键全在于作为谜语本身的李陀，如何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方式。
假如撇开种种眼花缭乱的说法，李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边缘人。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从在北京这个皇城里的位置上，或者从整个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架构里，李陀都是一个边缘得不能再边缘的人物。然而，他非常荣幸、也可以说非常不幸地处在了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城市里，中心得不能再中心的生活圈子里。
少数民族的血缘，不仅给了李陀聪明才智，而且还给了他一副相貌堂堂的仪表。不说让女人们人见人爱，至少不太会受到女人的冷落。李陀能让才貌双全的电影才女导演断然下嫁。他也能让主人家的公主，对他好感永存。那位回忆录作者在书中说起李陀时的声调，真是甜得不能再甜。一声小哥哥，叫得就像大观园里的哪个小女孩在呼唤着贾宝玉似的。由此也可以想见，作为谜语的李陀，有着如何不凡的个人魅力。
李陀不仅让女人对他着迷，也让男性朋友觉得他非常哥们。李陀待人热情起来，有着不顾一切的豪情满怀，从不让人怀疑他具有两胁插刀的侠气。记得那次在新时期十年会上，他力劝我上北京的那番诚恳，那番义气，把我感动得认定李陀是个好朋友。哪怕他转眼就在会上批评我如何如何，我也一点不计较。可能也是基于这样的义气，李陀推荐起文学新人和小说新作来，同样的不遗余力。
按说，李陀假如沉得下心来的话，认真思考，勤奋写作，不会做不成文学上的大业来的。远比他穷苦的莫言，都能闯入北京城里做出一番成就，更何况好歹还是在北京、并且是在北京的上流社会里长大的李陀。但李陀没有选择脚踏实地，而是稀里糊涂地成了一个文坛人物。他不顾自己作为一个边缘人的种种尴尬，吃力不讨好地但又不屈不挠地向话语中心挺进，扮演执掌话语权力的角色。
从整个所谓的新时期文学、或者说80年代的中国文学一开始，李陀就很幸运进入了他的边缘人的中心角色和中心话语的边缘人角色。而且，他还同时站在两个边缘上，既站在文学的边缘，又站在电影的边缘。他一面呼吁现代派写作，并且还真的写了两篇习作《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一面煞有介事地谈论长镜头理论，籍夫人张暖昕在电影界的影响，在电影界呼了一下风，唤了一阵雨。弄得电影界的人不知道他是文学界的何方神圣，文学界的人又被他的电影理论所迷惑，搞不明白《七奶奶》和《自由落体》中的镜头到底有多长。
但李陀的抱负显然不满足于在文坛和电影界仅止于如此呼唤，他的才智也不允许他停留在这样一种文学体操般的水平上。他需要更新的突破，而且历史也给他提供了这样的契机。1984年的年底，他在杭州会议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学活动家角色，把指导性的领袖角色和游说性的说客角色，同时演得活灵活现。假如他那年向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李子云女士推荐阿城的《棋王》时，还多少有一种李陀式的男性魅力在暗中悄然助阵，那么在杭州会议期间，他的成功完全建立在了众志成城和众望所归之上了。李陀在文坛上的真正地位，就是在那个会上奠定的。而李陀的文坛领袖感觉，也是从那个会上开始悄然滋生的。
那次会议以后的李陀，可谓一帆风顺，顺到了不需要写作任何作品，便可在文坛上教导这个、开导那个的地步。他推荐了无数个作家，无数篇作品。假如把他所推荐过的作家和作品列成一张名单和一篇目录，那么人们会十分惊讶地发现，这差不多就是整个80年代的新潮小说和新潮作家了。
然而，即便具有如此辉煌的推荐成就，无论是被他所推荐的作家，还是没有被他推荐过的作家，却没有一个在内心里把他当回事情，虽然有一些依然保留着对他的尊重，但大都已经公开地或者悄悄地弃他而去。他满心以为凭借推荐换来的尊重，可以使他的光芒变成永不消逝的电波。殊不知，几乎全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不要说桀骜不驯的马原，就是一度言必称李陀的余华，都忍不住原形毕露。那些文学小子，不是过河拆桥，就是上岸弃船，从而一次又一次地让李陀尝尽了从中心被不断抛回边缘的滋味。
这当中固然有许多世态炎凉的成份，但李陀所扮演的那种角色本身，让人难以肃然起敬。就好比走进剧场的观众，被一个殷勤的领票员领到自己的座位上之后，眼睛必然看着舞台，不会继续停留在领票员身上。所谓的指路人通常都是些被人遗忘的角色。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木心一针见血地描绘上海人的指路方式，通常简单到了动一动嘴唇、微微转动一下脑袋的地步。可是李陀却不仅把人领到人家的家门口，还要指望跟着人家一起走进去作客。那与其说是别人不懂得礼貌，不如说是李陀自己不识相。伯乐，伯乐，只有推荐过后赶紧转身走开，才能自得其乐。
这可能是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李陀太需要他人的尊重，太在乎他人的尊重了。但尊重是不可求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必在乎。而且，李陀有时也分不清什么叫做尊重。就以我与他交往为例，他至今都没有感觉到我对他的尊重。我尊重他并非当面奉承他如何如何，也不是认同他变化多端的观点，而是始终怀念他当年推进新潮文学所作的努力，从而坚决不认同他对美国文明的过度反应。
记得我在《钟山》上发表了那篇《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之后，李陀专门为此写信给我，表示认同。除了不认同我对马原的评价之外。我当时虽然没有回信，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李陀的支持。因为对这篇文章作出如此反应的，也只有李陀。或者说，李陀是真正看懂此文的同行。这是李陀不同于其他文坛人物之处。他不仅对小说敏感，对文学评论敏感，对文艺理论敏感，而且还对文学思潮和文化动向，也具有他特独的敏锐。
但我至今弄不懂，在美国流亡了一段时期的李陀，怎么会变得那么痛恨“美帝国主义”。李陀好像彻底迷失了方向，彻底迷失了自己。在80年代已经够混乱的那个逻辑角色，到了90年代变成了更为混乱的一个在中国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的中国人。李陀因此根本弄不清自己到底是站在美国发言还是在为中国奔走呼号，根本弄不清楚自己是美国学院里的学生还是中国高校里的学者。身份完全模糊，角色彻底紊乱。
记得我在那年科罗拉多大学的讨论会上见到李陀时，跟在北京见到他的时候，简直判如两人。在北京的时候，彼此见了面尚能谈论文学，我和他还非常认真地作过一次对话，讨论语言问题。我给他说了自己正在写作的《论毛泽东现象》，说了对毛语文化的感受。他当时好像也很赞同我的看法，并且有一阵子经常把毛语挂在嘴上，好像还写过一些有关的文章。然而，在科罗拉多重新见面时，李陀一脸苦大仇深地痛骂美帝国主义，甚至连美国的公路都招他惹他似的，被他一顿臭骂。骂完之后，李陀转身就让与会的朋友们聆听他的第二任妻子，在美国大学里获得了终身教授的刘禾，介绍她从美国大学的教科书和美国大学的课堂里习得的知识。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学校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我当时很随意地趴在床上，皱着眉头沉着脸，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李陀非常注意地察看着我和其他听众的反应，希望能够得到认同，或者说，被刘禾所启迪。我什么都没说。但我在后来的《美国阅读》一著里，专门就刘禾所说的德里达写了一节文字。假如李陀能看到那段文字，那么他可以认为，那是我对当时刘禾所言的回答。
我从来不以德里达为然。我把解构主义思潮看作是一种机会主义理论。我把德里达在美国校园里的流行，看作是美国科技文明过于发达，人文精神过于委顿的标记之一。但我并不像李陀那样痛恨美国。相反，我非常热爱美国，尤其是美国民众在9.11灾难中表现出的心胸，在维州校园血案之后显示出来的博爱，不仅让我刻骨铭心，而且看到了美国在文化上再度复兴的希望。
那天，有几个与会的学人，听完刘禾的演说，精神状态不无萎靡，仿佛一群男性的刘姥姥走进了文化的大观园。但我的不以为然，可能也明显地写在脸上，流露在我的神情里。反正，从此以后，我与李陀渐行渐远，越来越陌生。许多年以后，在纽约林肯中心再次相遇，已经很难找到对话的可能性了。那次彼此刚好全都看了张艺谋和谭盾的歌剧《秦始皇》。
记得当时刘禾也在。后来听说，刘禾把张艺谋请到她正执教的哥大东亚系，做了个讲座。而我后来则在纽约的《世界日报》副刊和香港的《开放》杂志上，同时发表了严厉批评《秦始皇》的文章。那篇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李陀应该知道。刘禾也不会不知道。但他们夫妇俩可能不明白的是，我的写作位置是相当边缘的。因为边缘，所以自由自在，不需要顾忌什么。
李陀在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边缘人。但他喜欢进入话语中心，喜欢正在流行的话语时尚。李陀究竟对德里达有多少了解，也许只有李陀自己清楚。就像给海德格尔安了中国姓氏的学人，未必真正懂得海德格尔。因为真正懂得海德格尔的人，是不会给海德格尔安姓氏的。这理当是追随德里达的人们所干的哗众取宠之事。真正懂得德里达的中国学人，是绝对不会把德里达当回事情的。因为使用汉语玩弄一下语言游戏，毛泽东无疑比德里达更出色。与其学习德里达的招术，不如重温毛泽东的语录。李陀是明明白白地听过我对毛泽东话语的批判的，而且他十分认同那样的批判，还经常把对毛语的批评挂在嘴上。这可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出于对李陀的尊重，我不得不在此向李陀指出，德里达玩过的，毛泽东早就玩过了。假如李陀不把我的尊重当回事，我宁可让我恨我一辈子。不管怎么说，不能因为想要进入话语中心，就忘记了自己的边缘人位置。边缘人的位置，是最自由的位置，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位置。前提是，得成为一个孤独的人。
李陀害怕孤独。这可能是他的致命伤。他好像宁可被永远缠绕在那个逻辑谜语里。作为主人家的仆人之子和作为仆人家的主人之子，或者，作为话语中心的边缘人和作为边缘人的话语中心人物。听说他在中国很不容易地办了个刊物，不知他何以命名。我很想建议他，命名为《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