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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文学的反极权本质——关于阿伦特、哈维尔的阅读笔记

  

  《中华读书报》的陈香希望我写一个今年年度的阅读总结,我很汗颜,因为今年我看的书少的可怜,连自己都不好意思进行“总结”。但是却不过她的美意,认真挖掘了一番,总算发现自己零零星星也看了一些书或者文章,其中一类涉及文学的反极权性质。现总结如下。

  哈维尔曾经说:“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他有一篇文章就叫《故事与极权主义》中,哈维尔提出了一个似乎很费解的观点:极权社会没有“故事”。

  哈维尔说的“故事”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故事的存在是真正的生命存在的标志,是千差万别的个体存在的标志,是一个社会、一个人拥有梦想的标志。在有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在人们拥有个性和梦想的地方,就有故事。故事像生活一样丰富,故事和生活的同源性在于它们都是多元化的,充满了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也就是阿伦特反复强调的开新的能力)。有故事存在的社会必然不断有新事物出现,有非预定的事物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神秘是每个故事的尺度”。

  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加深刻地表达了人的本质、故事的本质以及文学的本质——文学本质上就是故事。

  极权社会之所以没有故事,是因为极权主义敌视生活、敌视个性,没有梦想的容身之地的。它消灭了生命的“神秘”,因为它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丰富性,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故事的死亡是与赤裸裸的屠杀不同的“另一种死亡”,是慢性的、不流血的死亡,是集体的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麻木不仁的、社会和历史虚无化的过程。没有行动、没有故事生命生不如死。

  哈维尔的这个思想使我想起同样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阿伦特阿伦特的《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也是我今年重点阅读的书籍。阿伦特在这些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是同样的主题: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其生生不息的开新能力,在于投身到不可预测、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公共领域,并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纪录这种行动,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记忆,变得永恒。只要这个世界、只要我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偶然和奇异的事件,那就会有故事。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有一节是写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阿伦特写道:“她(迪内森)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热爱生活和热爱故事是一回事:对故事的忠诚就是对生活的忠诚,“它不去虚构而是接收生活的赠予,通过回忆、思索,然后在想像中重复它们来表明你自己配得上接受它们,而这是保存生活的方式。”

  在价值的意义上说,消灭人的多元本质,消灭生活中的无穷可能性和不可预测性,一切按部就班,就等于消灭了意义。这就是极权主义虚无化的本质。哈维尔说:“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哈维尔认为,极权主义的这种虚无化完全无形的,比起艾滋病病毒和切尔诺贝利核辐射它更看不见,也更危险。它比艾滋病或核辐射更内在,更紧迫地触及我们每个人,因为我们每天经验着它。故事的消失和道德-意义世界的虚无化是对人的内在毒害,这是比肉体的毒害更加可怕的毒害,但是却由于其慢性的、悄悄的、不流血的特点而不被人觉察。作为一个深受存在主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哈维尔的政治思考的特点是对于人的内在道德状况(而不是政治体制)的关注,这也使得他(断然也包括阿伦特)的政治思考与文学表现出极大的亲缘性。

  故事的消失同时也是历史和时间的消失,因为“人类的时间只能通过故事和历史来体验,所以,当故事遭到毁灭时,对于时间本身的体验也开始消失:时间像停止不动或者原地循环,好像崩溃成可以互相替换的碎片”(哈维尔)。故事和历史的同源性在于真正的历史和真正的故事一样,充满了可能性、复杂性、神秘性和内在冲突,在于历史和故事的使命是一样的:纪录行动并使之永恒。当这种可能性被“历史理性”扼杀的时候,历史也就消失了:“历史被伪历史所取代,被依次发生的周年纪念、代表大会、庆祝活动、群众性体育活动所取代,被某种人为的活动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着一个开放性结局的戏剧,而是一个真理和权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单向度的、明白的、可预见的自我谕示(和自我庆祝)。”

  在哈维尔看来,历史和故事都是我们分享的公共世界,都是赋予行动和公共生活以意义和秩序的力量,故事的消失意味着时间变成了无意义的碎片,意味着公共生活失去了自己的结构,意味着公共性的消失:“公众生活似乎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冲击力,它的方向,它的张力,它的节奏和神秘,我不能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或者这一年同那一年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这已无关紧要,因为当难以预料的事情消失时,意义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意义的枯萎、时间和历史的虚无化,源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关于历史发展的所谓“必然规律”的假设,它从某个单一的、绝对的方面去解释历史,并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这个方面。这样,它消灭了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性,用“历史法则”来扼杀行动的多重可能性和神秘性。哈维尔深刻指出:一个故事的神秘源于人类历史的神秘,失去故事就意味着历史开始失去它的人类内容。“人类生命的独一无二变成仅仅是历史法则的装饰,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视为偶然,因此对学者来说,它们就没有被值得注意的价值。历史变得令人厌倦。”这样,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故事本质集中表现在用所谓的“历史的必然性”扼杀了历史的开放性:“当‘历史法则’被投射至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这种必然性的眩目的照射焚毁了未来的本质:它的开放性。规划建立世间天堂是历史的最后结局,为了摆脱社会矛盾、人类的不良品质甚至贫穷,于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破坏。社会僵化成永久和谐的谎言,人被弄成纪念碑,象征着幸福的永久持有者——这些是无声地完成的对历史精神的杀害。”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定于“一”,把丰富多样的历史纳入自己编造的单一框架,就是消灭历史的多种可能性和人类的开新能力,就是扼杀自由,也扼杀了故事。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主张:“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这些都是在意识形态的引导之下。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使命便在于实现这种必然性。换句话说,历史终于发现了它的最终意义。然而,问题是,发现了自己意义的历史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意义?甚至是否还是历史?”这样,意识形态通过把自己的权威强加于历史而变成了历史的最大敌人。当然,如果意识形态还没有与绝对的权力结合,那么,意识形态毁灭历史仅仅是“意识形态式的”,但是,在极权主义国家,“建立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却以现实的方式压抑历史。”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的扼杀是必须的,“别无选择的”,因为“如果历史以其不可预见的方式呈现,来显示这种意识形态是错误,这将令权力丧失其合法性。”

  哈维尔对历史的这种理解同样和阿伦特甚为契合。在阿伦特看来,历史就是人的行动的纪录,而任何行动都是一种创新行为,是不可重复的、独特的事件,它不能还原为某种“科学的”“历史法则”的一个变数,也不能是证明某种“历史哲学”的例证,不能把所谓的“普遍意义”强加于它,因为“任何已经做出的或已经发生的行为或事件,都在它们的个别形式中包含与彰显其对于‘普遍’意义的分享,并不需要一种不断进行的、吞没一切的过程,才能变得有意义。”阿伦特认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要纪录人物和行动,是因为“说”和“写”(叙述)把短暂的东西永恒化,为它“制作一段记忆”,但是他从来不怀疑每一个事件自身都带有自己的意义,需要的只是用语词来表达,即“通过语词展示”“公开地展示伟大的行动”。他从来不认为是一般把意义赋予特殊。历史的最初意义就是对于这种独一无二的故事的叙述,它和诗歌和小说本质上并无不同。实际上,阿伦特经常把它们同等看待。历史和故事一样都是对于行动(政治实践)的纪录,没有这样的纪录,行动(政治实践)由于其内在的易逝性而无法留存下来,无法成为可以被记忆的永存之物。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这种“精神上的狂妄自大”的结果,就是消灭了故事,消灭了历史,最终也消灭了生活本身。“对多元化,对故事,对公众领域的侵害,不仅是侵害生活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全部生活。”生活是整体的,对生活的一方面的侵害必然也是对生活整体的侵害。哈维尔反复强调的正是极权主义的反生活的本质:“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操纵之网像一件紧身衣,它捆绑生活因而必然限制生活自身呈现和结构的方式。所以生活从此萎缩、衰弱、耗尽,它变得廉价和平板,它变成伪生活。”

  哈维尔曾明确认为,“极权主义之前的世界,是一个文学的世界。”这个观点值得充分注意:极权主义一定是反文学的,因为它反生活,生活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原则,比如自由、个性、多元化,因此,真正的文学天然地就是反极权主义的。故事的精神实质与文学的精神实质是相同的,因此,不消灭极权主义,不可能有真正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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