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想写点简单的文字，悼念让-皮埃尔·韦尔南，因为怠惰，一直拖延着。2007年初春在内地一个偏僻的小镇的网吧里从因特网得知93岁的让-皮埃尔·韦尔南已经在一个多月前长逝——2007年1月9日他界，非常怊怅：人类又痛失一位二战爆发前就完成学业的人文大师——20世纪20年代之前出生的大师。因为我心目中，二战前学成欧洲学者，是西方人文传统的最后一个世代传人的年龄界线，我对19世纪末20世纪出出生的那一代欧洲学者有种特殊的偏好。另一个让我扼腕叹息的原因，20世纪最后10年，正当我迷上汉娜·阿伦特及其学说的时候，开始接触到让-皮埃尔·韦尔南的著作，因为不谙法文，只是借助于中译本和其他外语的译本，不完整地零星读了一点儿，却很快为让--皮埃尔·韦尔南与汉娜·阿伦特（特别是与她的《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这两部著作）这两位毫无交往、联系的学者内在的不期而遇的默契呼应所吸引了。
让-皮埃尔·韦尔南出身在一个反神权、反宗教、社会主义者的、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属于德雷福斯派的知识分子家庭，所以，到了晚年还十分痛恨反犹太思潮。（《哥白尼事件》）少年时代，1935年的一次去希腊的旅游，对他终身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他就追求社会平等和公正，对政治十分投入，后来又“加入了支配知识界生活的”法国共产党，但是战后，当他有机会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10多年前的希腊之行决定他以后的研究古代希腊的学术生涯：因为他感到这能“享受更多的精神自由”。（《自身的制造》、《一段历程的各阶段》）。韦尔南是学哲学出身，虽然战前就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却几乎同时又入了伍，接着亲历抵抗运动。在抵抗运动队伍里中，他受到了伊尼亚斯·迈耶松（Ignace Meyerson）历史心理学的学术影响：人类特征之一是象征思维、人从头至尾是历史的；而战后，1948年他重新回到学术书斋的时候，他遇到了路易·热尔奈（Louis Gernet），热尔奈有创见的希腊研究吸引了他。他感觉到这两位导师有“聚合之处”，（《自身的制造》）以至他也去探究这样的课题：古希腊人怎样从宗教世界走向理性世界？希腊人如何对待劳动的？如何在人类的历史观中演变的？那时代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希腊人如何处理自然的永恒性和人类的必死性之间矛盾？（这些论题几乎也是阿伦特关注的）这些学术上思考让他的哲学有回归到他关注的现实政治中去。
让-皮埃尔·韦尔南对古希腊研究的第一个结论是，希腊的理性不同于现代的理性，不是自然科学的产物，而是在政治中表达、建立和形成的；不是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形成的，而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在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动物”的概念中“智慧的人”就是“政治的人”，理性本身就是政治。韦尔南认为这种理性的成熟，是神话没落的开始，而沟通人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言语：诗史、传说和故事（象征性的寓言）、说服、对话和交流的技巧（修辞学）的发展，使得一种外在于宗教的真正的政治思想和体制建立起来了。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与学生的对话，不同于诡辩，后者是说服对方（peithô），“把他束缚在奸诈的辩证法的联系中”，而前者是信任（pistis）是彼此充满信任的争论，胜利者并不是个人的胜利，而是真理的胜利。（《宗教在社会政治中的介入》）自由人的政治权利也带动了其他精神领域的活动。外在于宗教的民主政治思想和政治形成，正是其多神的宗教特的结果，神始终是非现实世界的一种象征，没有教会、神职人员、圣书、经文、没有强制的普济救世的奢望，而且是多元的。“宽恕已经存在在宗教之中，具有公民和政治崇拜的外表”（《希腊人的教训》）。他虽然不把一神教信仰看做与极权主义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希腊信仰的宗教以后的基督教世界，有了经典、有了教会，超验的世界与世俗世界界线分明，一神教已经失去了公共社会功能，完全成了个人的信仰。
让-皮埃尔·韦尔南少年时代就有社会主义左派的倾向，在学校里不喜欢“太资产阶级化”的伙伴，（《编织友谊》）所以，成年的研究成果中，他盛赞古希腊的民主体制，不仅赞赏它的法治、公共领域民主生活，还注重它形成的社会伦理观念，认为古希腊伦理观念对法律的诞生有极大的影响。他推崇梭伦等人的对待贫富，提倡“节制”伦理观念：“财富无止境，贪欲生狂妄”。指出希腊人的眼里财神普卢托斯确实内涵一种命中注定性质，但是那是只行为品质的某种内在必然性和行为的逻辑性，他们期待的新的公民既不是想保留一切的富人，也不是想获得一切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而是“中间者”。梭伦拒绝了唾手可得的僭主地位，借助法律的力量的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节制”和“公正”的和谐、平等的城邦。因为“社会的隐患恰恰来自富人的纵欲和破坏精神”。所谓平等，首要是公共社会生活中的同等权力，而不是财产的多少。只有政治平等才能防止无止境欲望的敛财。没有平等，就没有友爱（philia），没有城邦。韦尔南援引梭伦的话：“平等不会产生战争！” （《希腊思想的起源》）
韦尔南看到的古代城邦里希腊人作为个体面临死亡的时候，只能承认自己肉体的必死性，只有名声和荣誉才能保持个体的永恒，“所谓不死意味着哪个离开了太阳的光的人永远存在于社会的记忆中”。或一代代传下去史诗般的咏唱，或竖立起纪念的墓碑，集体的记忆意味着在光荣的死亡中享受不朽的荣耀。这就是私人领域通往社会公共关系的一个中间空间。（《一种存在于世的特殊风格》）
让-皮埃尔·韦尔南自称自己15、6岁就读马克思的书，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强调那“不是那种被修正和被篡改了的，不是那种甚至被肢解了的教条”，（《希腊，昨天与今天》）而是“一种与思想自由和批判精神的整个传统紧密相联的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制造》）。比如，关于希腊人的劳动，他有自己的见识，否认把希腊人作为单纯的生产者、否认单纯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劳动，说：“怎么可能把农业劳动说成是一种技术或经济上的活动呢？更何况它基本上属于宗教”。他认为赫西奥德对农耕生产的歌颂只是一种神学上的崇拜，对土地的崇拜。（《当有人敲门时》）韦尔南也不赞成用奴隶主与奴隶之间阶级斗争来解释古代希腊城邦的历史。
韦尔南终身批判极权主义，极权主义在他看来除了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包括智力、艺术和精神活动，排斥任何个人思考和批判，对人为的权威要信仰圣经那样坚定不移。这种制度“会让一个坐在卫生间里被紧锁门关在孤独中的人充满焦虑和恐怖，……，人人出在恐怖之中。”（《对极权主义的抵抗》）他参加了反纳粹的抵抗运动，1934年代在苏联居住3个月后对苏联的现实以及后来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产生过疑问，他的政治立场接近葛兰西，虽然长期留在法国共产党的党内，却自称是像“白蚁”那样党内反对派，往往不能与法共的路线保持一致。即使早在1940年——德国占领下的维希政权时代的抵抗运动中，当法共发行秘密小册子。只字不反对德国人，却宣传英国是寡头政治的时候，已经入党多年的韦尔南和他的兄弟在夜幕的掩护下，在拿波纳街头的墙上贴出了自己印刷的传单：“英格兰万岁，也是为了法兰西万岁！”（《1940年：老恶魔》）
2007年的岁末，我赶在2008年1月9日之前断断续续写些追悼文字的同时，杨—布洛赫的《汉娜·阿伦特——爱这个世界》的翻译也进入最后阶段，书中关于阿伦特和她曾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的丈夫布吕歇尔希腊一游的描述映入眼帘：
（1963年）4月，布吕歇尔夫妇和夏洛蒂·贝拉特（charlotte Beradt）一起去希腊旅行，她充分使用了1962年因交通事故可获得的保险赔偿金。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自己正在过着“神仙般的生活”——即悠闲的生活。在派特拉斯（Partras）那个晚上，阿伦特回想起了那件交通事故，想稍微放松地玩一下。他俩赶到戴尔菲（Delphi）正好眼看着最后一班游船开走了，本来只好坐在旅行箱上度过这个夜晚了。但是，阿伦特花了大钱雇了当地一辆出租车，连夜在皎洁的月色下，直奔雅典而去，与那场穿越中央公园十字路口发生的不幸的出租车事故进行了“互补”。在雅典，他俩在古希腊城堡的卫城（acropolis）和国立博物馆参观了几天。布吕歇尔对能再在雅典希腊人的老家滞留几天感到满足，而阿伦特和夏洛蒂·贝拉特都在这几天去了克莱达岛的米诺阿人的村落。以后三人又在一起去了萨拉米斯（Salamis）、爱吉纳（Aegina）和戴尔菲旅游。从柏林来的布吕歇尔的老朋友摄影家里卡达·谢维林（Ricarda Schwerin）陪了他们去佩洛波纳斯、苏斯、斯巴达、奥林匹亚等地，还去巴萨伊（Basasi）观看了庄严的神殿。……
这次漫长的旅行是次出色的旅行。布吕歇尔夫妇俩十年来的温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希腊，雅斯贝尔斯让在美国的阿伦特回想起来的，她所学的政治学的诸多的概念是来自于这个国家，这是那些思想家的祖国。但是，他俩在希腊滞留期间，河滨大街的公寓信箱里收到了惊人数量的给阿伦特的来信，可谓堆积如山，把这些信分门别类回复或加以处理的话，大概得花几个月的时间。希腊之行又给了她面对这如山的信件的力量。丈夫去世后，她对希腊研究兴趣依然不减、一直都是喜欢在“希腊研究小组”（Graeca）。4个人凑合在一起翻译希腊文呀，讨论呀。在这聚会中，阿伦特往往能得到和自己书里本文部分同样有深刻意义的脚注的材料。
战前成熟了的那些欧美学术人在关心现实世界同时，都留恋人文传统及其源头，就是我喜欢他们及其著述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