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11月21日的《旧金山纪事报》上，同时可以读到两篇关于两桩不同法庭审理的报道。这两桩审理都牵动许多读者对过去人道灾难的回忆。第一桩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市法院审理是否要砍掉一棵有病的橡树。第二桩是联合国支持在柬埔寨设立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11月20日首次开庭，审理前红色高棉金边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Kaing Guek Eav，别名杜赫）的保释申请。
这是一棵被称作为安妮.弗兰克树的西洋栗树。这棵栗树已经有150到170年树龄，生长在靠近阿姆斯特丹中心的“安妮之家”博物馆的地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德国纳粹占领荷兰的时候,安妮和她的家人都藏身在这座房子的阁楼里。也就是在这里,安妮写下了闻名于世的《安妮日记》。安妮从1942年6月12日她13岁生日时开始记日记,直到1944年8月被人告发,关进纳粹的集中营。1945年4月安妮在集中营死于伤寒,终于没有能等到盟军解放集中营的一天。
从安妮藏身的小阁楼往外看,这棵栗树是她唯一能够看得见的一道自然风景。她在日记中好几次记叙了这棵栗树。1944年2月23日她写道,“我们向外张望蓝色的天空,光秃秃的栗树发出露水的光亮,海鸥和别的鸟穿过天空,闪着银光,我们感动出神得透不过气来。”1944年4月18日她记叙道，“四月真好,不热也不冷,偶尔下着蒙蒙细雨,我们的栗树开始长叶子了,这里那里还开了少许的小花。”1944年5月13日她写道,“我们的栗树花全开出来了,已经长满了叶子,比去年更漂亮。”
安妮.弗兰克树从1993年就出现了健康问题,阿姆斯特丹市为了拯救这棵树已经花了16万欧元。由于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阿姆斯特丹市议会于2007年11月13日宣布将在11月27日砍掉这棵树。11月15日荷兰树木基金会经过专家论证,宣布这棵树仍具有抗风暴和自我维持的能力。11月20日,法官贝德(Jurjen Bade)在听证期间,亲自带领法庭同僚视察了这棵树,在听取争论双方专家报告之后,贝德法官宣布,阿姆斯特丹市对拯救安妮.弗兰克树尚未尽责,应当再继续想法挽救,不到最后一刻不得砍树。市议会11月13日关于砍树的决议于是取消。
恰巧也是在11月20日，柬埔寨关于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首次开庭，审理前红色高棉金边S-21监狱负责人康克由的保释申请。康克由别名杜赫，今年66岁，他于2007年7月以反人类罪被指控，且已向法庭认罪。从1975到1979年，在杜赫负责的S-21监狱中，至少有16，000多人受到暴力虐待、严刑拷打，随后被送往屠杀场地处死。从这所监狱中生还的只有14人。
康克由的辩护律师提出希望法庭能够允许他交保出狱，理由是他此前曾被关押8年但未受起诉。辩护律师宣称，康克由被关押如此长时间，已经造成了对人权的侵犯，“尽管他没有挨打，也没受到其他虐待。”但在场柬埔寨观众对律师此番言论的反应是一阵哄笑。
和1962年在纳粹罪犯法庭上的阿道夫·艾克曼(Adolf Eichmann，纳粹德国的高官，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一样，康克由在先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所有的行为都是听从了上级指示，而当时的所有领导人很清楚屠杀情况。“进行屠杀的命令不是一个人下达的，不是只有波尔布特一个人，所有的中央领导都知道。”
安妮.弗兰克和康克由的名字出现在同一天的报纸上，当然是巧合。但这两个名字所可能代表的两个野蛮时代之间难道就没有任何非巧合的联系吗？正是因为有了象康克由这样的志愿刽子手，才会有象安妮.弗兰克这样的无辜受害者。正是象康克由这样的死亡使者，直接夺走安妮.弗兰克们的生命。拯救安妮之树,其实是为了保存对野蛮历史的记忆,也是为了保留一个生命勇气的宝贵象征。在纳粹野蛮年代的暴力威胁下,从顶楼向那棵大栗树张望的安妮，她在对大自然的赞美中,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的生命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