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深秋的早晨，金门料罗湾，郑芝龙指挥的大明水师，突然包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那是公元1633年10月22日。郑芝龙的战船、火船乘东北风向九艘荷舰冲击，炮火硝烟将宁静的港湾烧成沸腾的地狱。恐怖不可想象，据一位荷兰目击者描述：“有三艘战船包围了（Brouckerhaven）号，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立即下沉。又一艘荷舰Sioterdijck号正在近岸处，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普特曼斯在战斗和台风中丧失了四艘大兵船，还有其他三艘兵舰不知去向。” 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海上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在这个早晨，一切都变了。
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距离1433年郑和远航结束，已整整200年。很少有人知道、更不必说纪念这场海战。在帝国朝代更迭、治乱兴衰的历史上，它的确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西交流与冲突历史上，这却是不可忘记、不得不纪念的大事。
1433年，郑和在古里病逝，皇帝下诏，下洋悉令停止。大明帝国皇家船队消失之后，西方冒险家的舰队乘虚而入，15世纪西方向东方海域扩张，不是因为西方强大，而是因为东方海域的权力真空。西方扩张长驱直入，浪潮般地一浪压过一浪。从西非海岸到好望角、从南印度海岸到马六甲、跨越大西洋到美洲大陆，穿越太平洋占领菲律宾，最后，从马六甲、吕宋岛、巴达维亚到中国海岸。郑和远航停止后两个世纪，明朝厉行海禁，西方持续扩张。郑芝龙降生的时候，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东方各大港口，西方炮台、教堂取代了郑和时代的“官厂”，各主要航线上，已经不见了当年宣谕天下、示中国富强的宝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满帆的商用军舰。
从郑和到郑芝龙，200年间，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竞逐富强的第一轮机会。西方舰队贩运货物、劫掠商船，重炮轻帆、横行海上，不论是中国民间海商还是皇家水师，都无法抵御西方的海上力量；葡萄牙人占领澳门、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无不对中国大陆虎视眈眈。历史的教训是，出不了外洋就守不住海岸，失去海洋也最终失去家乡。西方“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的第一波已经完成，中国是否还有抵御扩张、挑战外洋、竞逐富强的机会？
西方扩张已经迫压到中国海岸。16世纪是伊比利亚人的世纪，葡萄牙扩张建立了从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贸易、殖民体系，将海上帝国的边际伸展到中国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与菲律宾，其地跨欧、美、亚三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势力同样进逼中国。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占领巴达维亚，不仅将葡萄牙人赶出东印度群岛、在马六甲截击葡萄牙商船，而且还将荷兰殖民地建立到台湾岛，取代葡萄牙部分地控制了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的贸易。他们的船更大，炮火更猛，人也更精明残暴。他们劫掠商船，绑架、贩卖人口，占领台湾，修筑要塞与居住点。1633年夏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蒲陀曼率领8艘军舰偷袭厦门港，发疯般烧毁了当时停泊在港内的30艘中国船。郑芝龙号令闽粤水师150艘兵船追剿荷舰。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爆发，郑芝龙指挥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与皇家水师组成的中国舰队，第一次与西方扩张者的舰队大规模地遭遇海上。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海战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航海贸易霸权。福建巡抚的捷报引民间说法：“闽粤自有红夷以来，数十年来，此捷创闻。”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网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穿航在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各港口的商船，绝大多数都是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帆船。帕拉福克斯《鞑靼征服中国史》记述：“这个海盗（指郑芝龙）烧毁了八艘他们（指荷兰人）最好的海船，一次三艘，另一次五艘。他们最后被迫向郑芝龙纳税，每年三万埃库斯（相当于十至十二法郎）。因此，彼此相安无事，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荷兰人向郑芝龙，而不是向北京派遣使节，给他种种荣誉，向他贡献各种礼物。有一次甚至贡献了王杖一枝，金冠一顶，企图引起他自立为王的欲望。”
二
从1433年郑和船队停止下洋，到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是中国航海贸易暗淡的200年。我们曾经祭奠郑和下西洋，其中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不是郑和下西洋如何突然开始，而是这样辉煌的远航何以永远结束。它在政治上挥霍理想，在经济上挥霍财富，不但没有持续发扬中国千年航海贸易传统，反而断送了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辉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背景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
明朝禁海，“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蕃”，泉州、明州等处的市舶司相继关闭，断送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优势传统。12-14世纪间中国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最优秀的水手与最有势力的海商。朱元璋先后四次诏令“片板不许下海”，朱棣一边派遣官方船队下洋，一边颁令将原有民间海船全部改造成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并野蛮焚毁违禁的双桅海船。禁海开始，郑和下西洋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政治扩张，建立朝贡体系，另一方面是厉行海禁，打击中国潜通外洋的海商与私下住蕃的移民。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政策残酷，不仅破坏了民间海外贸易，也遏制了民间海外移民拓殖。西方扩张有两种意义，一是贸易扩张，二是殖民扩张。西方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统一起来向世界扩张，中国的这两种力量却相互矛盾，前者遏制与消灭后者。海禁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海禁对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事业的破坏是致命的。雷海宗先生认为，明代是一个“整个民族与整个文化已发展到绝望的阶段”，“在这种普遍的黑暗之中，只有一线的光明，就是汉族闽粤系的向外发展，证明四千年来唯一雄立东亚的民族尚未真正的走到绝境，内在的潜力与生气仍能打开新的出路。” 遗憾的是，这最后的一线光明也将被扑灭。中国海禁，也是西方的机会。从非洲沿岸、美洲沿岸、印度次大陆与东南亚的重要港口，一直到中国的澳门与台湾，都在西方人的控制中，西方船只在世界所有大洋中畅通无阻。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在一浪一浪的野蛮扩张中逐步建立。1433年的世界仍是东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西方化了。
纪念郑芝龙，是因为我们曾经用过多的热情与想象、过少的理性与反思地纪念郑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在纪念郑和代表的皇家远航的背景下，回忆历史上中国民间航海贸易拓殖力量的遭遇。纪念郑芝龙的意义是，追问朝廷厉行海禁政策后，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传统是否还有机会与能力恢复，重出外洋？帝国官方的船队停止下洋后，中国是否还有机会与能力挑战西方的扩张？这种力量是否可以持续发展、这种机会是否可以重新再来？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竞逐富强的力量与机会，究竟蕴藏在何处又失落在何处？
大明皇朝厉行海禁，对外给西方扩张势力让出外洋，西方扩张势力乘虚而入；对内摧毁了中国自身近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强大的航海贸易与移民拓殖传统，同时也给自身制造了敌人。海禁出海盗。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讨海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为海盗。海禁愈严，盗氛愈炽；盗氛愈炽，则海禁愈严。如果法律是残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对朝廷海禁政策制造出的海盗，我们今天应该有准确公正的理解。海禁开启的冲突不断加剧，厉禁而盗兴、盗兴而寇入。无可奈何时，只得重新开海。隆庆元年，朝廷迫于压力，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
禁海严，开海难。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须面对武装组织的西方扩张势力，二是必须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与防范。海禁200年，中国海商与移民的世界环境，已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过去中国人面对的世界大洋是一个无组织性的自由世界，中国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享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他们面临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征服与殖民的军队与政府。面前是强大的西方扩张势力，身后是严酷的内陆朝廷，中国海商重出外洋的处境是进退维艰的。从禁海到开海，中国内陆政权面对海洋的政策有所变化，但根本立场与理念却没有变化，朝廷既不鼓励海外贸易又不鼓励海外移民。开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开海是有限度的，必须加以限制、防范：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
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陷入困境的中国海商，再次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面对西方扩张的海上，是作为挑战者还是牺牲者，面对中国保守的内陆，是作为海商还是海盗。开海已使海盗归位为海商。限制性开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盗。暴虐的政府害怕百姓船上的炮口指向自己，却不担心这些毫无抵御能力的商船会被异族的炮火摧毁。面对西方扩张的强大对手，个体自发结构松散的中国海商，或者组织武装起来，生存发展下去，或者被消灭。海禁复开，海盗归位为海商。迫于西方扩张的竞争和中国当局的限制、压迫，再次陷入困境的中国海商又重归海盗。西方王室与教会支持海外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扩张，中国朝廷则限制、扼杀民间自发的海外扩张冲动。海禁复开半个世纪，个体海商在艰难残酷的环境下整合为武装海盗集团，只有以西方的形式才能抗争西方的扩张。中国海商海盗组织自己的船队，在甲板上装上从葡萄牙人卖来或荷兰船上抢来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东南亚各岛各港的华族移民与土著，都是他们天然的统一阵线，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盗头目李旦，已经以平户为基地，基本上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间的海上贸易。此时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势力。
三
纪念郑芝龙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郑芝龙以海商-海盗的身份整合了中国民间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抚的“海防游击”的身份，整合了中国内陆皇权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束了内部陆地与海洋、官方与民间势力的冲突，重出外洋。
郑和是没有后人的，与其祭奠郑和，不如祭奠郑芝龙。1624年福建巡抚南居益请大海盗李旦从中劝说据守澎湖的荷兰舰队退走台湾时，郑芝龙还是李旦手下的一员干将。郑芝龙出生在福建南安的石井，曾在澳门经商，为葡萄牙人与荷兰人做过商务通事，能说流利的葡萄牙语，可能还是受过洗的天主教徒。他在辽阔的远东水域从事贸易，劫掠商船，去过马尼拉，在日本九州平户岛娶了当地的一位日本姑娘。1625年大海盗李旦、颜思齐死后，郑芝龙接替他们成为海盗集团的寨主。
郑芝龙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成为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的头目，而在于他设法取得朝廷的招抚，使海商海盗集团合法化，统合内陆政权与海上民间势力遏制西方扩张，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只有在中国海三方势力冲突的格局中，才能理解郑芝龙的业绩。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海域后，海上冲突就有三种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代表中国内陆朝廷的水师与中国民间海商海盗。这三种力量相互攻击也时而联合，朝廷可以联合西方势力“以夷破贼”，民间海盗也可以联合西方势力骚扰中国海岸打击官军，但在官民冲突中内耗的总是中国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不管联合哪一方，都是得利者。
郑芝龙继李旦、颜思齐后统领海上众寨，首先整饬内部，加强海商海盗集团的军事战斗力。海上贸易与移殖扩张，不能没有陆上基地。颜思齐、杨天生、郑芝龙等曾图谋占据日本，举事失败后撤走台湾，台湾虽已有大陆移民垦殖，但仍不足供给，既不可作为军事基地，亦不可作为贸易基地。只有占领大陆口岸根据地，
有物资人员供应，才能扩张海上。1625至1628年间，郑芝龙有计划地侵扰闽粤海岸官军，抢劫富户助饷，招募饥民当兵。人们普遍注意到郑芝龙的海盗集团军力强大而纪律严整。他们不但“不许掳妇女、屠人民、纵火焚烧、榨艾稻谷”。而且“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 当朝廷知道郑芝龙已聚集起上千条舰船、数万名勇士，强大到不可剿灭、只可招抚时，郑芝龙的机会来了。
郑芝龙的机会来了。1627年，一代名将、抗倭英雄俞大猷的儿子，福建总兵俞咨皋，联合荷兰舰队在福建铜山围剿郑芝龙，几乎全军覆没。福建巡抚熊文灿命戚继光旧部、曾被郑芝龙俘虏的卢毓英下海招抚，郑芝龙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后，便入泉州接受招抚。熊文灿委任郑芝龙“海防游击”，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中国海商的机会来了。郑芝龙受抚，使郑氏海商集团合法化，海上扩张获得了内陆支持。下一步将是通过集权化过程统一中国海商力量，垄断整个远东水域的贸易，与西方扩张势力竞争。郑芝龙逐一消灭了李魁奇、杨六、杨七、刘香老海盗集团，创造了有明一朝从末出现过的海靖奇迹。对明朝政府，这是平靖海疆，对郑氏海商集团，重要的意义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国海已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竞争对手只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
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冲突是贸易竞争与贸易垄断。荷兰东印度公司早已察觉到郑氏海商集团的威胁。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邀台湾的荷兰舰队共讨郑氏海盗集团，并许诺事成之后将恩准开放荷兰与中国的贸易。荷兰舰队大败，此后郑芝龙开始公开在海上截获荷兰商船，荷兰驻台湾的总督纳茨沮丧到极点，写信向巴达维亚求援：“（我们）没有船舶能出现于中国大陆沿海区域。一官（郑芝龙）完全控制了这些地区……我们只有区区350人在此等待。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救援，我怀疑尊敬的阁下无法从我们这里获得任何东西，或许只有一条急需修复的船……。”
中国重出大洋、海外扩张的机会来了。帝国衰落，民间力量兴起。郑芝龙在郑和之后，创造了中国的另一种海上传奇。1633年前后的郑氏海商集团，已完全不同于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郑氏海商集团以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合政治组织、军事武装，是纯粹市场动员下的海外扩张，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形式获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尽管海战的装备与战术仍略逊于荷兰人，但郑氏集团更近于祖国的陆地补给，在整个东南亚的商港都有华族移民作为他们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扩张主义者没有的优势。中国海商具备了西方扩张的一些条件，唯一不同的是没有明确的、与海外扩张相应的政治理念与宗教信仰。从某种意义上说，郑氏集团就是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享有贸易、征收舶税、调兵宣战的权利。郑氏集团已经有能力有条件在南中国海建立一个统一的贸易王国。
与其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在世界格局与西方扩张的历史过程中理解郑芝龙的成败功过，将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传统观点确定在中国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内，评述历史人物，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范畴中，离不开官与盗、忠与奸、贤良与不肖。郑芝龙或者是与朝廷对立的海盗元凶，或者是被朝廷招抚的海防将领，或者在南明朝廷拥兵自重，或者投降满清朝廷被软禁，一生功过，从盗贼到降臣，以皇权政治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换一种视野，将郑芝龙的活动放到世界历史中，放到西方扩张与世界的西方一体化进程中，放到中国近代的衰落与东西方冲突的历史选择的焦点上，郑芝龙也许从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盗贼降臣变成世界历史中创造时势的英雄。
从中原朝廷看，郑芝龙是逞凶斗狠、杀人掠货的大海盗，从世界格局看，郑芝龙是中华民族竞逐富强的真大英雄。17世纪远东水域，是国际竞逐、东西方冲突的焦点。郑芝龙创造性地整合了一直处于对立内耗状态中的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使中国海上纯经济性的贸易移殖活动获得了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以统合强大的中国力量与西方海上扩张势力抗衡，并重新赢得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如果说郑和远航是以内陆皇权强制利用民间航海贸易力量，不仅扼杀了民间海上扩张的生机，而且消耗性的官方航海也不得不终止，朝贡贸易难以为继，最终使中国势力淡出海洋。郑芝龙则以民间武装海商集团的力量统合内陆政治军事权威，将中国传统上分裂内损的两种力量统一起来，一致挑战外洋的西方扩张。于中国历史，他在经济上发展了海外贸易与移殖，在政治上平靖了海疆；于世界历史，他创造了一次改写西方扩张历史与中西关系史的机会。此时中国还有可能遏制西方在中国海的扩张，重建中国海上权威，使内陆帝国面向海洋发展贸易、移民拓疆。
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为一个多世纪中西海上冲突做出历史阶段性的胜负评判。西方扩张被有效地遏止了，南中国海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 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四
纪念郑芝龙，既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的不可重复的成功，又是纪念他不可挽回的失败，反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失落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国家与民族的生机与创造力，在民间不在朝廷；在成熟的、和谐的国内政治秩序与充满对立与挑战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在世界历史上一系列的野蛮残酷而又生机勃勃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竞争中，在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关系的清醒的区分性意识中：国内政治在和谐的基点上宽容对立，国际政治在对立的基点上追求和谐。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将这中关系倒反过来或意识不清，都是一种灾难。郑和下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西方扩张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竞逐。当这种势力被葬送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内战中，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对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与机会。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机会，其中有骄傲也有遗憾，需要纪念更需要反思。1633年料罗湾战役确立了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中国海几乎成为郑氏家族的内湖。1640年，朝廷又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郑氏集团更进一步地将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用于发展海外贸易与拓殖。他用商船运几万饥民到台湾垦荒，从此确立了台湾的华夏文明基础，20年后郑成功驱荷入台，又过20年后施琅收复台湾，不过是文明同化的过程中的进一步的政治同化。在“郑氏和平”中，中国已经开始5个世纪之久的东南海外贸易与移殖，出现了历史上最光明的一刻。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悬挂着郑氏的令旗，荷兰人也开始向他纳税。在西方人眼里，明朝崩溃，满清入主的背景下，富可敌国的郑芝龙“已瞩目到帝位了。”
中国内陆政权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这种结合不是因为朝廷愿意，而是因为朝廷无能为力。明朝政府禁海、剿海、开海，民间海商变成海盗、海盗归位海商，海商又成为海盗，最后海商海盗一体化。明朝内陆政权对民间海商的关系经历了严厉禁止、限制开放两个阶段后，在最后的日子里开始了最有希望改变世界格局的合作。中国面向海洋扩张的历史冲动在历经两个多世纪的磨难后，迎来光明的一幕。此时出现在远东水域与西方扩张主义者争强的中国势力，已经将国家政治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一起来，以闽粤沿海和台湾为基地，面向整个东南亚扩张。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潮中，中国是否可以赢下一局？
从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看，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与郑和船队的海上霸权一样，都不是历史发展大势，而是特殊时势机缘下昙花一现的现象，无法持续、不可挽回、难以重现。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的联合，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某种暂时的机缘。满清入关，明室南渡，郑芝龙清醒地认识到，疲弱无能的残明皇室，已不可能挽天下狂澜。站在内陆皇权中心主义立场上，他在选择对朱明皇朝的忠奸；站在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立场上，他在选择郑氏海商集团的存亡。再次入海为寇，失去陆地根据地，不可能竞争海上；明朝难免覆亡，他也难免新兴内陆皇权的追剿。局势又回到从前，中国海商势力将在中国内陆追剿与西方扩张的夹击中消亡。郑芝龙选择了招降。1646年，清兵进逼安平，郑芝龙派人给博洛贝勒送去降表，前往福州受招。博洛先以最盛大的礼仪欢迎他投诚，然后又突然夜间拔营，将其挟持北上。郑芝龙明白，一直让他忐忑不安的事终于发生，他密书郑成功：“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在北京的朝廷里，郑芝龙“终日战兢危惧”，康熙皇帝登基那年，郑芝龙全家11人被杀。
历史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有所选择而选择错误，而在于根本就无从选择。招降不能维持郑氏集团的海上扩张，抵抗事实上也无法挽救，即使像他那出色的儿子郑成功那样：“大开海道，兴贩各港，选将练兵，号召天下”，郑氏集团的结局也不可能是另外一个样。郑成功以反清复明大业，动员民间海上力量对抗陆上政权，使中国大陆政治军事势力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再次对立起来。反清复明动员郑氏海上力量对抗满清内陆皇权，一方面将民间海商力量与内陆政权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在与内陆不断的战事中牵制与消耗了本来可以进行海外扩张的中国海上力量。郑成功是内陆满清皇朝的敌人，也是外洋西方扩张者的敌人。中国海三方势力对峙冲突恢复到从前，格局与明朝时没有什么改变。西方人依旧借朝廷之势消灭海上竞争者，中国内陆政权依旧借夷人之力剿灭民间“贼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朝结盟，1655年，荷兰使团从巴达维亚启程，前往北京，向朝廷表示，荷兰舰队愿意协助清朝水师攻剿郑成功，并“保证肃清从广东到天津卫所有的海盗”。清朝则再行海禁。禁海使桅杆林立的港湾空空荡荡，迁界使千里海岸无复人烟。郑成功穷郑氏“海上王国”力量反清复明，17年转战，进退无据，恢复无期，最后的日子里，郑成功强撑病体，登高台，持千里镜，望大陆方向，搜寻海上帆影。残酷的战争已使昔日帆影如云的大海变成荒漠。
历史的真实在于不可选择的必然。郑氏父子或郑氏四世的或降或叛两种选择，都无法避免中国武装海商集团最终的灭亡，都无法拯救中国海上力量，挑战外洋西方的扩张。这是中国现代的悲剧所在。郑氏四世海上王国的兴衰，也应该在世界历史与西方扩张东方衰落的大视野中解释。它所揭示的残酷的、令人痛心的历史必然意义在于，中国帝制政权在制度与理念的本质上，是与民间海上扩张相矛盾的，天下中原政权衰落的时候，东南海商势力兴盛，皇权再度强盛时，中国民间海上扩张即被遏制扼杀。中国内陆政权将再一次消灭了具有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民间海外力量，再次为西方扩张让出了整个中国海。郑氏海上王国反清复明，是中国海外扩张事业的悲剧。当时或事后，人们没有想过或假设，郑氏海上王国几十万将士几万艘战船商船，如果在收复台湾后利用时机与中国大陆政权议和合作，将征伐大旗指向面前的东南亚，而不是身后的大陆，世界近代历史或西方扩张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大国兴衰，东西消长，世界近代历史与今日世界格局，都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实际上，还有一种假设，并不更荒唐：如果郑氏海上王国放弃反清复明的大业，放弃因皇权中心主义理念造成的与大陆朝廷的对立，选择和平合作，集结起中国海商与移民的力量，向海洋扩张……
历史上错过的机会就永远错过了。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要到200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中国皇帝不开始禁海限船，中国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称雄远东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额银两买西洋“夷狄”的铁甲舰又被东洋“倭寇”击沉，把台湾再次割让掉。如果200年前中国不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冲突中消灭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郑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师收复台湾后在郑氏武装海上集团的基础上发展帝国海军力量，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简陋笨拙的炮台面对英国海军舰艇的攻击，输掉可耻的鸦片战争。如果中国历史上整合朝廷与民间的力量向外洋扩张，拥有竞逐富强的优势，今天的台湾问题也不致于陷入一种国际化的困境中，将中国内部的冲突置于中国与美日的国际冲突中。可悲的是，历史不能重新开始；更可悲的是，如果历史重新开始，将所有的教训与灾难重演一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