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华教授把他们刚刚完成的《东西文化背景下的贵州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一书寄我，要我为之作序。我慨然应允，却迟迟交不了稿。仔细地把书读了一遍，觉得颇有收获，也为她在科研上的新收获而快慰，同时，她的话题还引发我产生了一些关于“文化问题”的想法，可就是不知从何下笔写序。随后是汶川大地震，惨烈、悲壮、触人多思，特别是看到学校所遭受的灾难，要愤怒诅咒那些破坏教育、扼杀未来的民族罪人！便没法冷静地坐下来写东西。近来常感莫名的烦乱与麻木袭上心头，难以形成可以“言说”一番的想法，也难以准确地遣词造句，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这大概就是人们经常谈到的知识分子思想枯竭、精神萎缩的一种表现吧。
其实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思想枯竭、精神萎缩就是他（她）的死亡。既然已经死亡，也就不必再硬作活着状——写那种无思想、缺精神的文字。当今中国经常读到这样的“大作”（特别是官方出钱“运作”的某些“项目”），我私下称之为“死亡文人手记”。然而这也无形中给我自己设了一层心理障碍：每一动笔便自问：“是不是也在写‘死亡文人手记’？”尤其是应约为人作序，很容易陷入此境，说些应景、应酬以至虚夸不实的话。这样的序，放在一本好书里，就好象是精美图画上叮着一堆苍蝇；放在一本坏书里，则相当于伪劣产品欺骗消费者的包装和广告。我隐隐觉得，原来很反对动辄为人作序的我，渐渐地自己也加入了“好为人作序”的行列，似乎已经离“硬作活着状”——写“死亡文人手记”不远了，悲夫！
然而我还是慨然允诺作这篇序，原因有二：首先，朱伟华是我的学生。对我来说，学生之请，断无推辞之理。其次，是对当今中国的“文化问题”，我有些憋在心里很久的话，想借此机会说一说。
为什么学生之请不能辞？随着进入老年，随着对自己大半生读书、教书生涯的反思，我越来越沉重地觉得：“在教育上我是欠债者，我欠学生的！我欠他们的债太多了！”这种“欠债感”有时使我很痛苦，并进而教我追问：“是谁欠了我的？”。1965年以来我教过的本科生就不说了。单说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协助陈白尘或者我自己带过的硕士生、博士生吧，扪心自问，我欠他们的实在是太多了。每念及此，愧疚无任！1949年后屡遭扭曲与破坏的中国教育是一口“大锅”，它煮了我这样一碗“夹生饭”。读书少、思力薄，依附性（即奴性）强，缺乏独立人格，问学之道与为人之德都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破坏。蔡元培当北京大学校长时所警告不要发生的一个恶果——“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就在我和一大批我的同辈人的身上发生了！“文革”之后虽说有一些觉醒，但“夹生饭”回炉是十分痛苦和困难的。等我当了所谓“教授”、“博导”，招收了一届届的硕士生、博士生，又一届届地授予学位，把他们送走，我的心情就开始沉重起来了。我虽然尽了力，也总是提醒自己：千万别拿以前我当学生时所中的毒去毒害他们，可是，我毕竟给他们的正面的东西太少、太少了！“体制”要把他们制造成“有用的机器”（爱因斯坦语），教他们“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鲁迅语），在他们奋力挣脱这条枷锁的无助的苦斗中，我在学问上、人格上没能给他们强有力的帮助。譬如，我给他们讲授过戏剧历史与理论的课程，也指导他们做过不少有关戏剧艺术的论文，但在“思想”和“精神”方面并不到位。“戏剧”这种东西，在我们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之下，或为政治的器具，或为供“消费”的玩物，总难以成为“人的艺术”。戏剧如果失去了自由精神，失去了人性的开掘和真理的探求，把“站着演戏”变成了“跪着献艺”，不能改善和扩大人的精神空间，一句话，不能使人的灵魂在“戏剧”式的“对话”中得到净化和提升，那么，不能力纠此弊的“戏剧的历史与理论”还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积极的文化批判精神本应渗透在问学之道与为人之德的传授中，把舞台上、书本上与现实生活中的“戏”结合起来，与“弟子”们多多讨论、共同提高，使大家在“观赏”社会、人生、历史的“大戏剧”和舞台、书面上的“小戏剧”的过程中，真正提高识辨真假、美丑、善恶的“眼力”与“心力”。我尽管努力这样做，但并没有做好。这就是我的“欠债感”的由来。在我来说，欠债即欠情，所以，每当我慨然允诺学生的请求而能做点什么的时候，就感到一种“还债”的快慰。
我有不少学生自学能力颇强，善于突破导师的局限，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朱伟华就是其中之一。记得大概是十年之前吧，北大钱理群兄给我一信，推荐他的门生朱伟华来考我的博士生，攻读“戏剧学”，大意是说：“此人学习认真、刻苦，读书多，善思考，学风正，是个很可造就的人才。”钱兄所言不虚，朱伟华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优异成绩就是证明。她一直喜欢从文化大视角观察和分析中西戏剧现象，剖析戏剧的某些历史和理论问题。在我为博士生授课的课堂上，她是提问题最多的人之一，且思考是比较深的。在我指导的一批在读博士生中，朱伟华最年长，加之为人好，学问好，同学们都很尊敬她，喜欢向她请教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论剧场艺术与广场艺术——欧洲戏剧形态发生学研究》。起初，是否同意这个选题，我很是费了一番犹豫，因为它涉及史学、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做起来难度颇大，我本人也缺乏指导这个课题的学术功底。但朱伟华的执著精神深深打动了我。除了正式的“开题报告”之外，她还多次向我汇报对做这个选题的想法，把厚厚的读书笔记给我看。我知道她早在跟钱理群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接触这个论题了。把戏剧艺术放到文化大视野中，在东西背景下加以阐释，已经是她的一个思之已久、不可动摇的主意。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大量阅读，勤奋写作，以至大病一场，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篇博士学位论文。视野虽阔而不流于“泛”，论题虽大而不陷于“空”。她善于以“史”的考证和“论”的辨析相结合，使文章做得很扎实，答辩时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显然，读博打下的良好基础，使她能在屯堡文化和地戏形态研究方面，获得如此优异的成绩。近几年，教育腐败，学风日下，像她这样肯下苦功夫做学问的博士生，在大学里已经不多见了。
现在要说到我做这篇序的第二个原因了，那就是“借序发挥”，略谈我对所谓“文化研究”的一点看法。从朱伟华这部研究贵州屯堡文化与地戏形态的专著，仍可看出她当年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所重视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文化阐释的方法。在经历了几起几落的中国“文化热”中，这一点“文化的考虑”并无独到之处。然而，难能可贵的是，她坚持了严谨的学风，没有沾染上那种流行的“广告式”、“包装式”的“泛文化主义”的不良风气。她十分注重历史考证的科学性、真实性和理论辨析的逻辑性、合理性，把文本资料的梳理与田野考查结合起来，工作做得很到位、很扎实。这就使她避免了那种为满足政治需要或市场需要而编造的“文化假话”、“文化大话”、“文化空话”。
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是从长期政治禁锢和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时期，文化研究以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面对现代化，回归“五四”启蒙主义价值立场，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文化批判精神得到发扬。现在“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流行的政治口号了，可是它在80年代还是很犯忌的——胡乔木批周扬，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就是批“以人为本”吗？但知识界、学术界在当时仍然坚持了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好风气，决不向左的顽固势力妥协。89“风波”之后，左的顽固势力“企图利用‘风波’带来的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田纪云：《纪念邓小平同志》，《炎黄春秋》2004年8期）文化态势发生逆转，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进入了一个相对萎缩和低迷的时期。在90年代和新世纪，尽管思想解放的“余绪”还在曲折而艰难地延续着，但从总体上说，由于“中国式”市场经济所支撑的“权力”（专制主义）和“金钱”（物质主义）的结合，文化上便出现了一个“虚假”（欺骗性）与“平庸”（低俗化）的时代。“权”的运作以矫饰的伪“仪式”掩盖政治内幕；“钱”的运作则依靠虚假的“广告”扩大市场。这样，文化便放弃启蒙立场，回到“文革”、回到“十七年”，甚至回到更古老的“传统”。如果说文化专制主义是一只压在国人头上的巨鼎，那么这文化上的假话、大话、空话，就是支撑此鼎的三足。看起来似乎是“商品化”压倒一切，其实是权力机制的腐烂与思想精神的颓败。从频繁举行的花样繁多的什么什么“文化节”，以及种种戴着什么什么“文化”大帽子的这“项目”那“工程”，是不难看出这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潮流”的。教育腐败，亦由此而起，变“立人”为“捞钱”，变“独立”为“媚官”。大学的学术研究正在虚假的“繁荣”下败落着。贵州的屯堡文化和地戏，三年前朱伟华陪我去看过。当时就觉得，旅游业那么看重它，它恐怕已经很难顶得住“文化消费主义”大军的“收编”了。希望朱伟华们的严肃、严谨的学术研究，能够有利于保护这笔文化遗产，帮它找到自己真正的文化位置，并使其成为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源。
文化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人心”问题，也就是人的“精神状态”问题。国家、民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状态”问题。对外，是一种开放的状态（大胆面对世界，对一切异质文化中的好东西从不拒绝，承认人类文化的共同性、相通性，看重优秀文化的普世价值），还是一种封闭的状态（以狭隘民族主义眼光看待世界和异质文化，不承认人类文化的共同性、相通性，否认优秀文化的普世价值）？对内，是一种民主、开明的状态（在“己域”讲自由、讲个性，在“群域”讲民主、讲法治，个人以“现代公民”的平等观念对待政治，以研究、批判的眼光看待思想文化现象），还是一种专制、蒙昧的状态（重“依附性”、重“官本位”、重“关系学”，个人以传统“臣民”的顺从姿态对待政治，以迷信的眼光看待思想文化现象）？在文化研究中，首先研究者自身要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在分析评价研究对象时，也要分清其不同的文化状态。中国文化的历史很长，内容丰富多彩。但从“文化状态”上说，鲁迅认为只有两种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213页）正是根据这一观点，李慎之要我们分清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和“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前者是串起“珠子”的“线”，自秦始皇一直“贯串”到当今，延绵不绝，这就是“专制主义”，所以鲁迅强调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全集》第7卷，312页）这个“传统”是根深蒂固的，也是万万继承不得、发扬不得的！只有改变、取消这个传统，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后者是贯串在“线”上的“珠子”，各不相同，有好有坏，如儒、释、道、法各种学说，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以及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可分别不同情况，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阈，或存或废，或批判或弘扬（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太平洋学报》2001年第3期）。这个区分是李慎之对我国文化研究的一大贡献，至今没有引起文化研究者的重视，以致鲁迅所深恶痛绝的“国粹主义”、“文化复古”之风大兴，文化民族主义猖獗，它们反对现代化，尤其是反对人的现代化，大多并不是直白地进行，而是以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制造文化偏见，束缚人的思想。如所谓“西方文化重物质、重个体，东方文化重精神、重群体”，“30年河东，30年河西——过去是欧洲文化中心，未来是亚洲文化中心”，“西方文化破坏环境，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等等，把不同文化的差别绝对化、简单化，看起来似乎是民族自信心的表现，骨子里却是一种拒绝开放、拒绝发展、拒绝进步的愚昧的民族自闭狂。许多类似的文化观念，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批判。一些知识分子陷入文化民族主义而不能自拔，自以为很“爱国”，请他们切记鲁迅的话：“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959页）。
应该说，朱伟华做的这个课题，在当前的流行风气之下，“一不留神”就会滑到文化民族主义的泥坑里去。但令人高兴的是，她走在正路上。在我们领略了她的“史”的考证之科学性、真实性和“论”的辨析之逻辑性、合理性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她鲜明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全书最后，她对屯堡文化的性质、意义与局限，有精彩的分析。我特别喜欢她对“屯堡人”文化心态的那一段描述：“‘屯堡人’是从强势沦为弱势的群体，‘曾经的辉煌’成为他们执着的精神寄托。屯堡文化最核心的‘原点’是弱势群体对强势文化的依附与自我重构，最特殊之处是以民间底层身份对官方正统的追捧，具有‘在野’状态中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它有精神层面的虚假性和意识形态的陈腐性，如对君王的愚忠、对权力的臣服、对个性主义和自然天性的压抑、对等级制的推崇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地戏这种集体艺术，也是一种满足社区自恋心理的仪式剧）。”尤其是“‘在野’状态中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这样的文化意念的提炼和文化精神的概括，真是令人拍案叫绝！这样的提炼和概括，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以其巨大的张力，引发我们对种种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和反思。当然，在批判中，朱伟华并非毫无困惑，她问道：“善于与时俱进的屯堡人，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将怎样应对这空前强大的冲击？”而在对这种文化遗产的未来命运的憧憬中，朱伟华不免流露出天真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这一点，大概与她受的教育有关——我是参与了这“教育”的，自然我也脱不了干系。
2008年5月29日，大地震后第17天，于凌乱不堪的跬步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