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一方面是声色俱厉的批判、血口喷人的上纲上线、必欲置人于死地的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一方面是被迫无奈的检讨、违心违意的自我批判、低声下气的认错认罪。整人者的批判文化和被整者的检讨文化，构成了当时中国的独特景观。
就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当时的主旋律是没完没了的检讨。只要遭到批判，免不了就要检讨，问题严重者也即后来戴上“右派”帽子的固然要检讨，问题较次者如“中右分子”、“思想右倾”或偶然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人，也都要检讨。总而言之是要“人人过关”，而检讨的深刻程度如何、诚恳程度如何，便是能否过关的依据，过不了关必然就要“跌进右派的深渊”，成了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而准不准许过关，权力全在整人者也就是各级掌握实权的人手里。
这种检讨一般说来都是被迫的。一旦遭到批判，就只有自我检讨这条路，你要解释、辩护或是反驳，只会招来更多更严厉更猛烈的批判；并且还要专门“打你的态度”，小会斗、大会轰，直至你服软为止。一旦遭到批判，你马上就被极大地孤立起来，周围的人都会侧目而视，熟人相遇都会扭过头去形同陌路，或者投以冷漠甚至仇视的眼光。你的家属，配偶、孩子都会受到压力，被要求同你划清界线，于是好一点的是缠着逼着要你检讨、认罪，差一点的干脆一刀两断，离婚、脱离关系，以免受你的连累。你感到无路可走了，想一死了之；但是真要这样做了，又会招来更大的批判、谴责和污辱，说你自绝于党和人民，说你“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说你“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简直该碎尸万段。所以，这条路也给你堵上了。怎么办呢？多数知识分子只好违背自己的良心，扭曲自己的本性，忍辱负重，接受剩下的唯一“出路”：检讨。
不过，全靠“逼供信”其实还不见得能使每个知识分子就范。整人者当初还有一些其他资源可用。最主要的是政治资源：建国初期，由于专制腐败的蒋家王朝被推翻不久，中共及其领袖在全国上下有着很高的威信，加之连续不断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改造，形成了极度相信党和领袖的氛围。于是，许多知识分子遭到批判时总认为党和领袖是完全正确的，而自己往往是不正确的，应该怀疑的是自己、而不是党和领袖的言论或做法。在这种假设之下，在这种思维定势之下，在这种舆论氛围之下，人们就像服了迷药一样，失去了起码的自信，放弃了应有的独立思维，走上了无休止的自谴自责之路。而整人者确实十分娴熟地运用着自己的政治资源，十分巧妙地把握了知识分子的自卑心理、原罪心理，提出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之类的口号，极尽分化瓦解、威逼诱骗之能事，于是，中国文人传统的气节、品格和独立精神，竟然被消融得荡然无存，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走上了检讨认罪、接受招安的道路，几乎都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可是随着时光的流逝、史料的披露，人们逐渐发现：就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违心检讨的时候，也有极少数坚守自己信念、坚守独立思想、始终不向强权和谬误低头的人。尽管凤毛麟角，但他们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民族精英中的精英。在大多数知识分子被打断了脊梁、被劫持了灵魂的时候，他们依然头脑清醒、昂首挺立，保持了中国优秀文人应有的品格和尊严。年轻的女大学生林昭、年长的民主人士章乃器，便是这样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格外值得敬重的人。
近年来，阅读了一些材料，特别是读了朱正所著《反右派斗争始末》一书，对章乃器先生在整风反右运动中的言行、尤其是他拒不检讨的往事有了更多的了解。下面怀着由衷的敬意，略作追述，供网友们参阅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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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1897——1977）是抗日时期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他是浙江青田人。年少时考入浙江甲科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浙江实业银行就业，从学徒待遇的练习生做起，逐步当上了营业员、营业部主任，直至晋升为副总经理。他凭着刻苦自学，积累了广泛的知识；他关心国事，办过杂志，又常在刊物上发表政论文章，阐述抗日救国的主张。后来被聘为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教授。1936年起，参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创立和各项活动，起草宣言，抨击时弊，反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同11月，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邹韬奋等一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世称“七君子”，直至“七七事变”爆发才被释放。抗战胜利后，他和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志在团结各界人士，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共建新的国家。1948年底，响应中共号召，抛弃产业、离开正在经商的香港，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任为政务院政务委员，后来担任粮食部长，同时担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和民建副主任委员之职。
1956年中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章乃器发表了几篇文章和讲话，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些和官方不同的观点马上遭到了反对，民主建国会中央还专门开会讨论和批评。面对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极左作风，章乃器当即进行了抵制和反批评，他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在讨论理论性问题时，采用群众斗争的方式是不适宜的，“制造政治压力和群众压力，对一般工商界会员实行组织控制，企图继续通过压力进行思想改造”，这是错误的，是“左的面目，右的实质”。
1957年春天，中共开展整风运动，着重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错误倾向，并且号召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章乃器几次发表文章，直陈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在五月中旬发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一文中，章乃器认为：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共产党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句话是不科学的，是带着神秘主义色彩的。这个说法可以被理解为共产党员一生出来就是做共产党员的材料。由于这句话的影响，可能有不少非党人士便以特殊的眼光看待党员，某些修养不够的党员，也就不免以特殊自居了。这样，这一句话自然也就成为“墙”和“沟”的思想基础了。党员以特殊自居的现象在理论方面表现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掌握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味。毫无疑问，党是革命理论的权威，但这绝不等于党对革命理论的“垄断”；绝不是只有党员可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非党人士就不可能在革命理论学习中取得成绩。所以，章乃器认为，在“拆墙”、“填沟”的工作中，批判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教条是必要的。他还认为，如果党在检查大国主义和大汉族主义之外也检查一下大党主义，情况可能是很严重的。
这篇文章认为，“以党代政”的情况的确是存在的，中央较少，愈到下层愈多。他同意这种提法：党的领导有如神经系统，科学研究领导、文艺领导、行政领导有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等等，党的领导贯彻到各个系统，但不能代替各个系统的作用。他还提出了另一个比喻：党组织有如戏剧的编导，其他国家机构有如演员、演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编导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应该代替艺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文章还对中共统战部的工作有所批评。认为统战部在处理民主党派内部分歧的时候，强调集中的一面，放松了民主的一面，扶植某一个派别，压服其他意见不同的分子或派别，而没有坚持讲清道理、明辨是非。因而助长了一些独裁作风和家长作风，自然也就助长了宗派活动。统战部对人的鉴别往往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唯唯诺诺，随声附和，容易对待的，以至善于帮同压服不同意见的，便算积极，便算忠实；欢喜提意见，而又坚持自己的主张的，总不免感到麻烦，便视为“闹独立性”。这就是为什么党一再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提出不要无原则的捧场，而个人崇拜和无原则的捧场仍然存在；党再三要求听到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总难充分发挥。
随后不久发表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一文中，章乃器认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既然什么阶级、什么人都有两面性、都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有两面性，当然更加需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其他阶级，消极的一面而且还要多一些；除了思想、作风问题以外，而且还有不劳而获的收入的尾巴——定息。这样的说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像前些时某些教条主义者所说的却很难使人从思想上接受。因为工商业家所熟知的两面性是指政治上革命与不革命甚至反革命的两面性，和经济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的一面与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的“五毒”的一面的两面性，也就是“五反”斗争中说的两面性。他们不加分析地提出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有两面性，这不能不使工商业家听了之后惊心动魄。工商业家问：“是不是还要来一个‘五反’？”这对于充分发挥工商业家的积极性，不能不起到严重的反作用。
这篇文章中还提到：阶级最后必须消灭，但人是要改造的。从这点来看，阶级本质与人的阶级特性是有所不同的。教条主义者不善于分析，他们机械地把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本质——剥削，的确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从资产阶级的生命史来说，剥削真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而资产阶级分子——资本家的阶级特性却并不是“与生俱来，至死方休”的。难道曾经有从娘胎里出来就一定要当资本家的人？因此，文章又一次表示不赞成“脱胎换骨”这种提法，以为这样是把改造工作神秘化起来，使人望而生畏。
文章最后再次指出，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当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发展的，消极的一面是次要的、萎缩的。而主要的消极表现是自卑和畏缩。
在六月初发表的《关于工商改造辅导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章乃器对自己在全国工商改造辅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了整理。其中除了重复以前提出过的观点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意思。例如关于官僚主义的危害问题，他指出：何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私营时期呢？何以有些社会主义企业甚至有些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呢？当然，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要注重整体性，上下左右的关系要复杂得多，行动起来不可避免地要迟缓一些。但，是非不明，存在“三害”，也是很重大的因素。由于“三害”的存在，尽管按整体算起来，我们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前进快得多，但不应有的损失已经不少，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已经打了很大的折扣。章乃器在文章中说，我曾经这样想：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因为资本主义已经肯定不可能在我国复辟，而官僚主义却随时可以在我们的思想中甚至工作中复辟。在资本主义当中，我们还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找出一些在生产、经营上有益的经验和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而官僚主义是“一无是处”的糟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
这篇文章还对当时有所争议的定息的性质谈了看法。指出：过去有人说定息是剩余价值，后来有人出来纠正了，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逻辑。如果说今天的工人仍然被剥削，那就不能不对私方有对抗。那样，阶级关系就不可能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了。既然已经肯定阶级关系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没有理由说定息是剥削。我想，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是比较合理的。从整个阶级来说，定息是剥削的残余；而具体到个别的阶级分子来说，定息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今天看来，这些文章的基本态度都是诚恳的、说理的、建设性的，政治上显然是拥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利益的。可是在当时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言论，为许多人所不容。在5月下旬至6月7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几次工商界座谈会上，就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其中有千家驹、吴大琨、王光英、苗海南、孙晓村、胡厥文、陈叔通等人，他们都是当时的头面人物。章乃器面临孤立的处境，但并不气馁，凡是认为曲解了他的原意或任意上纲之处，他都作了反驳。他在座谈会结束后提交的书面发言（6月10日见报）中指出，在帮助党进行整风的时候，只要是根据事实，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说话不从“拥护一番”说起，而是老老实实“开门见山”地说，这是正常的，不是什么“脱离社会主义”或者“脱离领导”。他还对某些人在批评时任意歪曲原话，说他攻击统战部参加宗派活动，说他讲过在‘过五关’之后还要有‘脱胎换骨，抽筋剥皮’的最后一关，等等，作了澄清。说：这些人不是睁开眼睛撒谎、便是健忘。这样的辩论作风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虑的。最后，他还写道：“共产党代表了工人阶级忠诚老实的品质，是不会表面一套、里面一套的。
我们要完全相信党的方针、政策，用老老实实，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矛盾，帮助党做好整风工作。不要怕扣帽子，更不要怕受打击。整风运动从某一些角落来看，肯定会有曲折，···但党是会明是非的，是非最后也一定会明的。”
其实以上两次争论和批判，还只是个序幕。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打响了反右枪声以后，对章乃器的批判就如狂风暴雨般地压了过来，而且调门越来越高。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从6月12日起多次举行联席会议，集中火力，众口一词地批判章乃器，把他视为工商界头号“右派分子”，罪名多多，说他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统战工作，美化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改造，等等。
章乃器面对这种气势汹汹的围攻，兀自岿然不动。6月15日他到会作了平静而有力的答辩。他说：大家的热情他很感激，但是从讲道理来说，不能说服他，这是他的老实话，要不然也可以来个假检讨。他说：大家反映下面工作不好做了，说这是我的言论挑拨起来的，我说不对。这是在党的“鸣”“放”方针下，在党的领导下自然发展起来的，许多话是整风运动引起的，不是我的文章挑拨起来的。这个时期的思想工作肯定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现在是从压服走向说服的阶段，要说服就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政治水平。把这些变化说是我的文章的影响，这是没有看到形势的发展。他又谈了他对“双百”方针的理解，说：在理论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斗争，但政治上还是要欢迎各种有唯心主义思想的人（如佛教、基督教），否则不利于民族大团结。他认为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认识有些不同，这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范围内允许的，不是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他说别人给他戴这顶大帽子是违反实际，违反宪法精神的。
6月19日，毛泽东那份在年初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过重大修改后公开发表，其中特别增补了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工商联和民建当天就在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全国工商业者团结起来，立即开展对章乃器的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作坚决斗争的联合指示》，同时还决定停止章乃器的全部会内职务，责令检讨。
可是章乃器还是坦然置之。在第二天对受民建中央委派来找他谈话的人说：民建和工商联要他检讨，而他只有反批评，并且表示不想担任民建和工商联的职务了。他还想请求国务院检查他的全部言论和行动，如果是反社会主义的，就请解除他粮食部部长的职务。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职务，在明年举行选举的时候，就不必提他的名了。他还对来访者说，讲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资产阶级是落后阶级，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一定要说资产阶级是反动阶级吗？来访者问他对刚发表的毛主席的讲话有何感想，他说：他的言论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同毛主席的六项标准没有出入。
过了五天，也就是6月25日晚，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即将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章乃器以粮食部长的身份出席。在讨论中，他表示不能同意这篇报告对他的批评。他说，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了调动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说服资产阶级诚心诚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关于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说法，意在强调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性。他的言论行动没有离开毛主席明辨是非的六条标准，没有离开过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他要求国务院对他进行检查，检查愈彻底愈好。
他还说：他提意见有个分寸，就是照顾中共中央的威信，他的言论没有一点批评过中共中央，他批评的是中共的某些人和某些组织。他绝对没有意图在工商界找市场，找鼓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也不配作一个政客，如果要他作言不由衷的检讨，他没有力气。他又说：他在解放前就反对资本主义，他不是口是心非的人，更不是两面派。他始终是勤勤恳恳地把自己整个生命交给党，全部精力献给社会主义，他死了以后，就是把骨头烧成灰，在骨灰里也找不出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来。
这番话真是既披肝沥胆、胸怀坦荡，又干脆决绝、铿锵有力。要知道在当时那种浊浪滚滚、排山倒海而来的政治风暴面前，在当时那种专横疯狂、“全民共讨之”的政治形势面前，不幸被整的人没有几个能顶住而不检讨的，即使极不情愿也不得不敷衍几句。而章乃器则是宁折勿曲，自始至终横眉冷对、傲然挺立，坚决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后来他被划为“极右”，撤消各项职务，文革中又受尽折磨，不过他铁骨铮铮，从未低头，充分表现了优秀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坚贞品格， 不愧为20世纪中国的真君子。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今五十个年头已经过去，那场残暴运动的真相，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清;而在这场运动中敢于抗争、敢于搏击的人，必将永垂千古，他们的英勇悲壮必将在我们民族的史册上永留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