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有着长期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极为艰难，国内一贯缺乏思想言论和新闻出版的自由。于是，近代以来，不少有识之士纷纷走出国门，依靠海外华侨华人促进国家改造。海外华侨华人的报刊就成了推动国内政治变革的重要舆论力量。
（一）
海外华文报刊萌生于19世纪前期。除了早期有少数为外国传教士创办而外，大多数都是华侨、华人所办。它们和广大海外华侨、华人一样，具有爱国爱乡、关心国事的传统。19世纪后期，中国内忧外患深重，满清王朝政治腐败，对内强化专制统治，对外不断丧权辱国，许多有识之士被迫走出国门，寻找救国之道，从而出现了最早的海外华文政治报刊，并且开启了关注并参与国内政治变革的先河。
19世纪末海外华文政治报刊中有维新派（保皇派）的，也有革命派的。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人士曾经广泛利用海外报刊，鼓吹变法维新，倡导君主立宪。1898年冬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清议报》曾是这派报刊的旗帜。1901年该报停办后，梁启超在翌年二月创办了《新民丛报》，继续宣传他们的改良思想，历时六年，在海内外有过较大的影响。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1905年在东京扩展为中国同盟会。在此前后，大批革命报刊相继创办，用以宣传推翻满清统治、实现民主共和。其中既包括留日学生出版的《开智录》、《国民报》、《浙江潮》等刊物，更有各地区同盟会创办的报刊，如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新加坡的《中兴日报》、缅甸和马来亚的《光华日报》等等。而同盟会总部的机关报《民报》（1905.11-1911.2于东京）则是革命派的主要喉舌。以此为重镇发起的同维新派《新民丛报》的论战，为辛亥革命准备了舆论基础，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国内政治变革的走向。
辛亥革命之后，海外华文报刊多数由政治性向商业性过渡，这是同所在国报业发展的进程大致同步的。但是，多数华文报刊仍然关注国内的政局变化，对“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等，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报道和评述。这些报刊大部分出版于东南亚地区，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1923年，新加坡）、胡文虎创办的《星洲日报》（1929年，新加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31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在这国难当头之际，海外华文报刊几乎毫无例外地和国内民众同仇敌忾，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当时海外报刊总数已达151家（东南亚就有120多家），还出现了华文广播电台。除了东南亚地区而外，影响大的还有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1935年办）、美国纽约的《美洲华侨日报》（1940年办）、旧金山的《世界日报》（1906年办）等。它们的宣传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对于动员国内外华人积极支持或投身抗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出现了新的动荡，并且爆发了为时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对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国际上则是两大阵营对峙，冷战长期持续。在这种复杂的国内国外形势之下，海外华文报刊发生明显分化，有亲大陆、拥护新中国的，也有亲蒋、亲台、亲美的。但是，分化中有同一，那就是都在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关注着国内的政局，力图运用自己的传播活动，去影响国内政治变化的走向。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侨务政策和所在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多数海外华侨选择了侨居国的国籍而成了外籍华人。传统的“华侨”概念，更多地被“华人”的概念所替代。60年代后期起，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先后放宽移民政策，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华裔留学人员、亲属移民和专业移民（有来自港台的、也有来自大陆的，通常称为新移民），从而使海外华人的队伍有了新的扩大、组成有了新的变化。原先的华侨报刊，大部分成了所在国的华人报刊，成了所在国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们在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华人信息需要服务的同时，仍在不同程度上关注着中国的政局，不断报道或评述中国的政治变革。心系故国，仍然是大部分海外华文报刊一以贯之的传统。
（二）
从以上极为简要、极为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到：海外华文报刊始终关注着中国国内的政治演变，始终同国内的政局息息相关、休戚与共。从世界范围来看，某个民族的成员，在异国他乡办报办传播媒介，都会关心自己的故国故土，这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但是像华文报刊那样高度关切、深度参与国内政治变革的情况却是少有的。这种情况的形成有多种因素。
首先，海外华侨华人普遍具有浓重的爱国情结。“君子虽在他乡，不忘父母之国”。这是中华民族的悠久的历史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表现。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贫积弱，这种令海外游子倍感痛切的局面，又更加激发了他们振兴故国的心情和愿望。关心国事的海外华文报刊正是在这片沃土上生长起来的。
其次，海外华侨华人中的知识分子，大多秉承了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忧国忧民的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些已是中国大多数文人固有的基因，世代相承，不论身在何处，都在默默地见诸行为、发挥作用。
再次，国内长期处于专制集权统治之下，没有民主政治的传统，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这种状况，一方面迫使不少谋求变革的知识分子流亡国外，企图通过迂回的方式去影响国内政治；另方面也使得身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增加了责任感，增强了运用自己在海外的有利条件去影响国内政局的愿望。换言之，如果国内具备现代社会常有的民主气氛和话语空间，人们也就不必舍近求远、目光向外，海外华文报刊的议政功能也就不会如此发展了。
正是这些因素的集合，使得海外华文报刊表现出比其他民族的报刊更加浓重、更加强烈的关注和参与国内政治变革的倾向。而这种关注和参与，对国内的政治变革确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带来了有力的促进和推动。
当然，这种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深度、力度和表现方式。辛亥革命前后，推动变革的作用就特别明显，当时海外华文报刊不仅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鼓动作用，而且不少报刊实际上成了同盟会的人才集结地、信息联络点、物资转运站。例如1910年马来亚槟城出版的《光华日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汪精卫等创办），不仅是同盟会在南洋的重要宣传机关，而且一度是指挥革命的阵地，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军事会议便是在这里召开的。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华文报刊积极宣传、动员和组织海外华人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支援国内军民抗战，声势浩大，影响广泛。例如，1935年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先后由吴玉章、吴克坚主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并且利用上海《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单和地址，广泛寄发国内，成为沦陷区和国统区救亡运动的重要指导。1940年在美国创办的《美洲华侨日报》（唐明照等人所办），不仅向华侨宣传抗日形势，而且发动捐款，购买医药材料及救护车等赠送八路军，支援祖国抗战。但是20世纪中后期却是另一番景象。当时国内严重的政治对抗反映到海外，亲大陆和亲台报刊壁垒分明，各自都致力于报道自己阵营的情况，宣传自己方面的观点和主张，旨在争取海外舆论和国际舆论的支持，削弱和孤立对方。海外华文报刊成了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阵地，于是，参加海外的宣传战和舆论战，也就成为它们参与和影响国内政治的主要方式了。
（三）
而今历史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正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的历史大潮，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台湾地区的经济也有明显增长，但自从被赶出联合国后，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已无法与大陆相比。加之几十年间从两岸三地出国的留学生和新移民又有了大量增加。于是海外华文报刊基本上不再以亲大陆或亲台划线，代之而起的是对国内发展和变革的普遍关注、以及在关注过程中的不同立场和态度。
目前海外华文报刊分布很广，遍及世界各大洲。据不完全统计，1995年内（有些国家为1996年内）存在并出版的海外华文报刊总数（不包括会刊）为496种，其中日报78种。除了报刊而外，还有大量华语电台、电视台，以及数量众多的华文互联网站。许多报刊办了网络版，或者和电台、电视台联手采集和发布信息，从而进入了多媒体发展的新阶段。相对而言，这些华文报刊和电子传媒比较集中于东南亚、北美和欧洲三地。有材料说，1971年至1996年这个海外华文报刊迅速发展的时期，全世界新创办的华文报刊累计有1710家，其中东南亚655家，北美688家，欧洲113家，三个地方就占到总数的85%以上。而且这三个地方华文传媒的总体水平比较高，政治关注程度比较强，舆论影响力也更大。
据本人观察，目前海外华文报刊和传媒，就对待中国问题的态度而言，可以作两种分类：
一、对台海两岸的态度。
多数报刊和传媒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主张或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一贯亲大陆的报刊如此，当地背景的报刊（如新加坡《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台湾背景的报刊（如美国《世界日报》、法国《欧洲日报》）、港澳背景的报刊（如《星岛日报》美加版、欧洲版），也大多如此。这是和世界华侨华人总的舆论倾向相一致的。但各类报刊在具体操作上又有种种差异。亲大陆的报刊基本上采用大陆的政治语汇，主张一国两制的态度鲜明。而其他背景的报刊往往标榜中立，对实现国家统一的途径看法不一；在报道和编排上寻求客观和平衡，比如对两岸三地各设版面，行文时采用双重语汇，在大陆新闻版称呼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在台湾新闻版又说某某某总统、立法院行政院如何如何。
除此而外也还有少数台湾民进党背景的、主张和鼓吹台独的华文报刊和传媒。
二、对大陆政治的态度。
大别有三种。
1．亲大陆的报刊和传媒，基本上和国内报刊一样，追随大陆的宣传方针，以宣传大陆的成就和政策为基调。他们大量采用新华社、中新社和大陆报刊的报道，大量转播大陆广播电视节目，连主持人也多用央视风格，洋溢着宣传气息。
2．相当多的其他报刊，认同大陆现行政权，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但又对现实持相当严峻的批判态度。它们重视报道腐败现象、矿难经过、工人罢工、农民上访、民众闹事、贫富悬殊、道德败坏等负面材料，关注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剖析潜在的危机，揭示体制弊端，呼吁政治变革。在批判现实问题的同时，还常联系历史，对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事件等进行回顾和反思，刊登许多国内避讳的材料。除了上述第一种报刊以外，几乎各种背景的传媒都有此特点，其中包括不少新移民和民运人士办的时政刊物（如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北京之春》）和网站（如《华夏文摘》、《五柳村》、《新语丝》）。
3．有少数报刊或电子传媒，正面抨击中共、激烈反对大陆现政权，对大陆现行政治持全然否定的态度。这几年间，与法轮功相联系的传媒显得特别活跃，采取各种途径（它们自称是海陆空并进）向国内发送和传播宣传材料，攻击性极强。大陆当局常说要反对敌对势力报刊的渗透，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恐怕只有这类报刊才够得上这一称号。
以上分析表明，海外华文报刊和其他传媒，确实源流庞杂，政治倾向有很大的差异。但是笔者认为，关爱祖国者始终是它们的主体，心系中华振兴的精神始终是它们的主流。即使对国内现实持批评或批判态度的报刊，除了极少数恶意煽动、造谣生事者外，大多数报刊还是出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从振兴中华的大局来看，应该肯定这种主体或主流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一种积极的舆论力量。
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包括物质文明的现代化，也包括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现代化。其中政治上的现代化，也就是真正摆脱几千年的专制主义的桎梏，实现充分的广泛的政治民主，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
没有政治上的现代化，没有广大人民的政治民主，经济上的所谓现代化只会带来贫富悬殊、决不会真正造福于人民，因此也决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稳定和繁荣。而这样一种政治现代化的任务，尽管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但是迄今尚未完成。真正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当今的中国，经济上有了相当的进步，但是政治改革明显滞后，甚至80年代就已提出过的改革设想都未能继续推进。这就使得深层次的问题不断积累，
腐败现象不断蔓延，贫富悬殊日益加剧，不稳定因素明显增长。这种状况已引起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海外许多华文报刊对此所作的关注、报道和评论，是情理中的事情。而况从现代社会的观点来看，揭露时弊、监督政府，这正是大众传媒的职责所在，这正是政治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有些人总是忌讳对政府的批评，把认真揭露时弊、监督施政的行为都视为敌对行为，把这样做的报刊都视为敌对报刊，这实在是陈旧的、和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观念。国内报刊在这方面难有表现，正好说明国内民主政治的滞后；海外华文报刊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正好说明它们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当然，既要关注和批评国事、推动政治民主化，就不能不给现存政治状况带来挑战，尤其会对国内执政者形成某种压力。多年来大陆从中央到地方，习惯于舆论一律，习惯于把大众传媒当作驯服工具，报刊论坛静如止水，传媒处处歌舞昇平。可是，海外传媒总在敲打现实的弊端、历史的过错，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为官者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甚至极为排斥的。他们对于国内的传媒要怎么指挥就怎么指挥、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而对海外传媒则是权重不能达、鞭长不可及，于是就采取“封锁堵截”的办法。现在海外华文报刊大多数进不了大陆，图书馆里西方国家的“大资产阶级报刊”应有尽有，可是同为炎黄子孙的海外同胞出版的报刊却寥寥无几，即使如此往往还要凭介绍信阅读，不许复印、不许外借。海外华文网站几乎全部被屏蔽，包括华文第一家网站《华夏文摘》，包括最早反对伪科学、揭批学术腐败的《新语丝》。早已回归祖国的香港、澳门的报刊不能在国内发行，港澳的电视一般不能在国内转播，大多数省市普通百姓连凤凰卫视都无法收看。但是这番“封锁堵截”实在收效甚微。法轮功背景的网站，凭借其强大的财力和科技手段，照样突破封锁，源源不断地把他们的宣传材料投送到普通网民的信箱里，有心要同他们联络的人照样有办法突破封锁同这些网站进行不间断的信息交往。而真正被屏蔽掉的则是许多进行严肃的政治讨论而并无太大财力物力的华人网站，真正受到损害的是广大的一般网民，特别是众多关心海外信息资源、思考改革走向的普通公民。所以，这种用警察手段来对付信息流通的手段实在不可取。说到底，封锁外来信息和言论、特别是封锁来自海外同胞的信息和言论，实际上是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实际上是在堵塞言路、堵塞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重要通道，这是同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背道而驰的。
愚以为，国内当局应该对海外华文报刊和传媒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要从国家民族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正确看待这部分舆论力量，广开言路，善纳诤言。要重视海外华文报刊和传媒发出的声音，认真考虑来自它们的批评意见。一般来说，这些传媒分布于世界各地，有更为宽阔的视野，有更多的政治参照，有更加自由的思维空间，因而会有更多的真知灼见。这些传媒往往反映了不少旅居海外的社会精英的见解，也发表了不少国内有识之士提供的文章，这些都是有助于政治经济变革和民族振兴的思想资源。作为一个以“三个代表”自许的政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不能无视甚至封闭这么一大片重要的思想资源的。
诚然，有议论、有批评总会有压力。如能把压力转化为动力，因势利导，择善而从，就会出现推进政治改革的新契机，就会在中华民族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担心这些海外信息和言论的传播，会影响国内的政治稳定吗？善纳诤言，闻过则喜，问题逐步得以解决，改革继续向前推进，就会获得真正的政治稳定，反之，问题转化为危机，就谈不上真正的稳定。诚如著名思想家李慎之所说的：“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敌对势力”报刊的传播，会弄得社会动荡、天下大乱吗？其实所谓“敌对势力”的报刊和传媒毕竟是少数，对于造谣生事、恶意煽动的极少数报刊和传媒，可以作为个案处理。但是不应该因噎废食、把有批评意见的报刊和传媒都视为危险品，一概拒之门外。即使真有“敌对报刊”乘信息开放之机传入国内，也不见得就那么可怕，西方国家天天有人骂政府、骂总统，他们的社会并没有因此而大乱，他们的政权也没有因此而垮塌。既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以服务人民为宗旨的，那就要相信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鉴别力，只要政治清明，勇以自省自律，那就不是几份“敌对报刊”所能骂倒的。归根到底，问题的关键是要不要尽快改变政治改革滞后的状况，切实将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推向前进。这些年来，党内党外、海内海外不少有识之士一再对此发出呼吁，如果总是漠然置之，满足于在积弊深重的传统轨道上去提高所谓的“执政能力”，甚至封人之口，以谈政治改革为禁忌，那倒真会失去民心、遭致“亡党亡国”的严重危险的。
回顾历史，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进程，已历时一个半世纪。但迄今为止这一目标的实现仍然任重而道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20世纪前期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留下了这样的遗嘱，21世纪初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家再次重申了这一箴言。不管路途多么遥长、步履多么艰难，中华儿女总还在不折不挠地前进着。在那浩荡前行的队伍中，海外华文报刊和传媒始终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别人喜欢与否，这股舆论力量总是客观存在并且不断在发生作用的。可以预期，在新的世纪里它们还会有新的表现、还会作出新的贡献，这是一切有为的政治家和关心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应该充分认识并善加对待的。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丁淦林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2、《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方积根、胡文英著，新华出版社，1989年。
3、《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程曼丽著，新华出版社，2001年。
4、《李慎之文集》，北京出版，2004年。
5、《海外华文报刊的量化分析》，王士谷，《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6期。
6、《关于海外华文传媒的战略性思考》，程曼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
7、《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李锐，《炎黄春秋》，2003年第1期。
8、任仲夷关于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谈话，《炎黄春秋》2004年第8期，《同舟共进》、《南风窗》2004年7月号。
(本文是2005年9月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收入《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