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时代。遣憾的是，这一指向现代文化目标的伟大尝试并没有持续太久，就开始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因而由主流进入边缘，又由边缘成为地底的潜流。这一过程使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每当念及就惭愧得无地自容。因为面对20世纪中国文化流变的历史，一种诘问无法回避：当新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承载着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究竟哪里去了？他们做了些什么？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个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影响着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人的整体认识和估价。值得欣慰的是，只要穿越种种屏障回到70多年前的历史现场。人们就不难看到，当五四新文化面临危机的时候，那些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虽然面对着大面积的背叛而势单力薄，却进行过艰难的守护和抵抗。20年代末的中国文坛发生过几件大事，比如：鲁迅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之间的论争；胡适与新生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由于长期以来历史叙述的狭隘视角，胡适和鲁迅往往被分别置入两个不同的阵营，因而这些大事在新文化运动史上的意义被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只要超越唯阶级论的狭隘视角，就会清楚地看到，那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在不同的战场上为保卫新文化而进行的艰苦努力。当五四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们被迫进行一场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正是鲁迅打响了奋起抵抗的第一枪。
一
五四新文化的危机首先来自国民革命高潮的兴起。虽然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不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但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存在着矛盾。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是不一致的。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位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更多地继承了本土的传统遗产。而且，作为一个志在行动的革命鼓动家和组织者，他要努力使自己的思想纲领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接受，就不能不在思想和言论上迎合大众所承载的传统。
正因为这样，孙中山支持学生爱国运动，也看重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却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取向和价值选择。在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时，人们往往更多地注目于文化界的保守派，但是，只要认真面对历史，就应该承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辜鸿铭、林琴南或梁漱溟，而是来自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基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尺度，新文化的意识核心是人，其努力目标是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障；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是民族和国家，对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核心不仅没有兴趣，而且竭力抵制。特别是对个人自由，他的态度可谓深恶痛绝。他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所以不必再争取个人自由。他说：“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我们的革命主义，便是集合起来的士敏土，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1]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讲和训话中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一次思想文化补课，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反传统以铲除几千年专制政体的文化根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已经认识到，作为中国文化核心部分的儒学传统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彻底批判旧文化。孙中山的思想却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了几千年了。”[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无法容忍中国的政治传统，因而在呼唤科学的同时呼唤民主、自由和人权。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4]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竭力批判旧道德，因为正是它以强大的力量扭曲着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制造着一具具僵尸。孙中山却几乎全盘接受了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5]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如果只是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也许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这些思想却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随着革命高潮的掀起，孙中山的思想家喻户晓，并直接影响着一代青年不自觉地背离新文化。
同时，重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伐过程中显然受到了鲍罗廷等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日益背道而驰。
因此，1927年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后果非常复杂。对于北伐的胜利，任何否定都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从文化上看，一个事实却无法否认：新政权的建立没有推进新文化的发展，而是直接和间接地带来了旧文化的复辟。因为伴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在政治上出现的不是现代民主政体，而是一党专政的非现代政体。为了巩固其政治上的一党专政，国民党不得不努力强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新政权不是努力发展与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而是努力弘扬与专制制度相适应的旧传统。
也许，1927年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回潮与蒋介石个人的儒家思想和民族主义倾向不无关系。大概无须进行详细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蒋介石象孙中山一样支持五四学生运动，却对新文化运动不感兴趣。原因非常简单，五四学生运动可以被轻易地引向某种统治需要，而新文化运动却与一切旨在统治的需要冲突甚多。作为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蒋介石反复强调的是国民的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情绪。作为曾国藩的真诚崇拜者，他信奉儒家传统，心仪宋明理学。因此，他一直埋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不赞成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西化态度。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盲目崇拜西方而丢失了民族的自信，认为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那一套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使青年背离传统、反抗权威，张扬个性，不讲纪律，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蒋介石是从根本上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他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看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究竟是指什么？就当时一般实际情形来观察，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具体的内容。是不是提倡白话文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打破一切纪律，扩张个人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所要的新文化，实在是太幼稚、太便宜、而且是太危险了。”[6]因为这种认识，他一生中都无心推动新文化而有志弘扬旧传统。
在没有获得统治权的时候，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破坏偶像、反对权威、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尚能部分容忍，然而，当他们通过军事手段获得统治权之后，就难以容忍并要严加防范了。在20世纪的中国，一切在骨子里与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力量都对五四新文化抱有警惕，因而总是努力消灭它，或者巧妙地改写它。新政权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的非现代统治秩序，试图用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用传统道德整合人们的精神，并且梦想通过弘扬传统文化而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实现思想和舆论的一致，而毫不顾及现代知识分子以人权为核心的现代文化理想。当然，南京国民政府对知识分子是重视的，新政权建立之后很快对教育部门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比如，不再拖欠薪水，提高教师工资，使大学教授的实际生活收入随着币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而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但是，伴随着物质生活待遇的提高，同时出现的却是自由空间的萎缩。虽然国民党没有能够把知识分子完全纳入体制枷锁，却曾经试图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而对其思想和言论进行限制，并且试图通过学校教育灌输党派的私货，使国家的教育事业为党派的利益服务。
为了新的统治秩序的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制造舆论，在全社会强化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利用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喊口号、贴标语等方式运动群众，大造声势。党的宣传成为压倒一切的声音和不容质疑的东西。在党的控制之下，报刊受到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空间急剧萎缩。二、实行党化教育，强行灌输某种思想和主义。机关学校都要做纪念周，学习“总理遗嘱”。三民主义成了不容批评的金科玉律，虽然没有写进宪法要求国民必须坚持，却借觉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行灌输，在公立的学校中培养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三、努力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弘扬旧传统，重振旧道德。中央宣传部长亲自撰文，要“由党的力量来挽回风气”，并且声称“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7]
这一切，不能不使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
二
正当国民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鲁迅来到广州。他在北京受到压迫，在厦门受到排挤，在革命的策源地广州，却受到热烈欢迎，不仅文化教育界热烈欢迎，而且国民党要员纷纷拜访和宴请，可谓热闹非常。这种情况极易使人产生好感并因之产生更多的认同。这对鲁迅不能不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初到广州之时，鲁迅的确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革命热潮的影响，并对革命抱有热望。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他没有成为国民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因为他毕竟不是那些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青年，更重要的是，革命策源地广州的思想文化是他不能认同的。虽然鲁迅对孙中山一直怀有敬重之情，但是，他们之间在思想上距离甚远。鲁迅从来没有正面批判过孙中山的思想，也没有直接与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相对立，但是，从他到广州之后的言行考察，便不难发现，他并没有因为身处革命高潮之中就认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仍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
首先，仍然坚持反传统的文化立场，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对革命的广州在文化上的守旧深感不满，因而开始在南方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在《无声的中国》中，他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文字，认为正是它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中国：“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在革命的广州，人们都熟悉孙中山的“一盘散沙”论，但是，对于这“一盘散沙”的形成，鲁迅的解释却完全不合于孙氏学说。孙中山认为是自由太多导致了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鲁迅却认为原因在于“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那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而且，正是在这篇演讲中，他再次反对调和折中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他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这是什么缘故呢？有人说，我们中国是有一种‘特别国情’。”直到今天，包括《鲁迅全集》的注释，都注明所谓“特别国情”是袁世凯的论调，其实，特别国情论也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论调。鲁迅却继续坚持对特别国情论的攻击，并且一如既往地强调：“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
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其次，没有迎合广州的革命口号，没有唱革命的高调，更没有为革命策源地献上动听的赞歌。既是名人，他不能不参加各种活动，不能不到处演讲，甚至无法拒绝种种革命桂冠。然而，他却常常说一些煞风景的话，甚至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他对革命口号和革命桂冠的确不感兴趣，甚至声称自己从来不革命，而且害怕革命。这一切都显然不合时宜，因为广州作为革命的中心，正依靠狂热情绪进行着革命的动员。在一次次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是：现在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文学也是旧的。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同学去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他批评广州“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8]
其三，在当时的广州，那些穿上了军装或挎上了军刀的文学家们正在大讲“革命文学”，鲁迅对此没有给予热情的支持，而是常常泼一点冷水。鲁迅反复讲的仍然是文艺自身的特性，是创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讲文学的“无用”和“无力”，甚至断定革命的时代是没有文学的。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他说了这样一段话：“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9]
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楚。以独裁代替民主，以专制压制自由，以群体压抑个体，以所谓革命的主义代替自由的思想，这一切是一个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的人所能容忍的吗？考察当时鲁迅的言论，可谓谨慎非常。但是，精神立场却不难发现。他的确看了很多，也感触甚多。比如，在Ｋ委员的眼里，“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策源地，连白话都视为异端；报刊成了宣传工具，人的言论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则就不能发表……如此情况下，谈什么思想自由？谈什么文学建设？鲁迅对思想禁锢当然不能认同，因为他所向往的革命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而不是让人失掉思想的自由。在革命的广州，鲁迅没有找到他所向往的自由权利。
他曾经这样叙述过自己的遭遇：“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处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处做文章时，我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出，不知所往了……”[10]在革命的广州，一切都要服从革命的需要，所以文学“是要直截痛快，‘革命！革命！’的，这才是‘革命文学’”。[11]对此，鲁迅曾经形象地描述道：“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在这种唯“革命文学”独尊的文化氛围中，鲁迅看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语录虽然是常见的标语，但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12]刊物既然被主人翁看管，新闻出版的自由当然难以出现。
在革命之前，鲁迅自己有一种解释：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文学的。他大概也同样认为，在革命的时候，是没有自由思想的。但革命成功之后呢？鲁迅看见了，也经历过了。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在燕京大学演讲，开头就说：“这一年多，我不很向青年诸君说什么话了，因为革命以来，言论的路很窄小，不是过激，就是反动……”[13]至于革命之后的文化走向，则是“革命成功之后，‘国术’‘国技’‘国花’‘国医’闹得乌烟瘴气时”[14]。
然而，对于鲁迅来说，重大的收获还在于他又一次看清了中国的革命原来不过如此：“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15]这显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希望的结果。鲁迅曾经为参加革命的青年而痛苦，甚至怀疑自己参与了制作“醉虾”的勾当，然而，现实也使他更进一步明白了什么是革命家：“这也因为我天生的不是革命家的缘故，倘是革命巨子，看这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一是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16]
三
新文化的危机还来自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结果。
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存在着严重的阶级矛盾。下层民众的生活苦难可以说是几千年一贯的历史事实，但在一般情况下，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制约，苦难的大众并不一定有足够的“阶级觉悟”，也不一定能够导致农民起义那样的翻身之举。但是，国民革命的高潮却象助长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
在此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接受西方观念而深刻认识了社会的不公，开始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为大众鸣不平，并试图改变不平的现状。比如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在《贫民的哭声》中写道：“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钱用到哪里去了？替人民办了什么事？……养了议员去嫖赌，恭维督军；养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债卖路矿得回扣；养了武官去杀人，抢劫，贩卖烟土；养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贫苦的烟犯赌犯来罚钱。现在的时代，还无人敢说政府官吏没有什么用处。可惜他们的功效，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17]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学徒苦》，刘大白的《卖布谣》、《田主来》，都鲜明地体现着阶级意识，反映着贫富悬殊和阶级差别。而它的目的显然是指向社会平等，“生我者亦父母”的呼声就是一种典型的声音。在刘大白的《红色的新年》等赞美俄国十月革命的作品中，大声呼叫的也是：“不公！不公！！不平！不平！！”
革命高潮到来之际，情况完全不同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等国民革命领袖们看到了工农力量的重要性。因而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明确宣称民族的解放事业“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并且作出允诺：“吾人欲证实民族主义实为健全之反帝国主义，则当努力于赞助国内各种平民阶级之组织，以发扬国民之能力。”[18]这就在国民革命中为追求阶级翻身的革命运动留有了广阔的空间，使下层工农大众追求翻身解放的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是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借着国民革命之势，穷人进行了翻身的尝试：“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19]
就在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时，国民党的大多数却对此不以为然，作为军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不愿承认这种翻身的合法性。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军官们已经无法忍受自己家中被抢、亲人被杀的事实。他们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嘲弄的：“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然而，抱怨并不能改变当时的革命现实。他们既然害怕得要死，就要采取措施。于是，无论是乡村的农民运动还是城市的工人运动，都转眼间风平浪息了。手段当然是残酷的，工农运动的组织发动者们也受到了清洗和镇压。
当清党运动使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翻身解放的行动失掉合法性的时候，一些从业文人不得不转向文学运动。
在重返文坛的文人团体中，创造社的举动尤其引人注目。当然，创造社的举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转向”本是家常便饭。他们的转向早就开始了，最先的转变主要是从表现自我到表现社会、由主张抒情到主张写实，也就是创作上从浪漫主义走向写实主义。这在当时实在算不了什么，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及其最先的主力军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走向社会现实的同时纷纷投身于国民革命，而且在穿上军装之后就立即开始高喊“革命文学”的口号，号召文学青年“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20]其表现与五四时期截然不同。但仔细想来，这仍然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五四高潮中，创造社的人们并没有进入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其主要人物甚至没有读过《新青年》。他们只是凭着朦胧的感觉和本能的冲动从感性的层面上应和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破坏与创造的精神高扬起了个性反抗的旗帜，却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缺少足够的认识。盲目的追随者在高潮过后转身而去，本是非常自然的事。他们的转向适应了国民革命的政治要求。然而，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他们却成了鲁迅所说的“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和“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之中的后者，被迫回到了文坛。
重返文坛的他们不但没有走上五四新文学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一齐拿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主将们开刀，要彻底扫荡新文学和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应该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但在文化上却与国民党统治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都把五四新文化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他们否定鲁迅，嘲弄胡适，扫荡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他们竭力否定文学革命的成就，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新青年》集团和文学革命的开创者进行猛烈攻击。在他们看来，启蒙是浅薄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合时宜的，“胡适之流”的叫喊“力竭声嘶”，“其余一些半死不活的大妖小怪”不过是“跟着一齐乱喊”，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货色。”“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觉悟的青年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迷药”。……面对五四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文坛，他们认为是“一片乌烟瘴气”，所以需要“十万两无烟火药”。[21]他们认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他们的文艺都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艺。
他们发现了新的文学道路，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和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取向已经过时，继之而起的将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着那龌龊的大众！”[22]如果有人不愿接受他们的命令，或者坚守五四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他们就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或者“踢他们出去”。[23]他们宣布：“不能和我们联合战线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先把这些敌人打倒”！[24]他们从个人主义走向了群体主义，从轻视大众走向崇拜大众，因而不仅否定自我，而且否定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要求作家做一台“留声机器”。如果不愿响应他们的号召，他们的态度异常蛮横，正如郭沫若在《英雄树》中的回答：“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
作为五四文坛上一个有影响的社团，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以这样一种姿态开始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一次再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进行猛烈的反叛与颠覆。毫无疑问，它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新文化的危机。
四
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挑战，鲁迅进行了反击。他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的Don Quixote”，“为布尔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25]甚至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
[26]面对围攻，鲁迅没有退却。他不断迎战和反击，与之展开了长期的论战。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往往从阶级阵线着眼而努力抹杀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而看不到冲突的实质，结果是使这场激烈论争性质模糊不清，焦点隐晦不明。直到今天，即使在一些“重写”的现代文学史上，也仍然是一笔糊涂账。那么，这场冲突的焦点究竟何在？其实，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或在种种限制之下做出的解释远不如当事人的感觉和认识更为可靠。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中曾经声明：“这不是我们和鲁迅的冲突，也不是创造社和语丝派的冲突，这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文坛上倾向和倾向的冲突。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郭沫若在《“眼中钉”》一文中也曾辩解：“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不错的。他们的确不是批判鲁迅个人，而是批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同时，鲁迅的抵抗和还击也并非仅仅出自私怨，而是守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考察其矛盾冲突，挑战者的进攻和守护者的抵抗都紧紧围绕着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交锋之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一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亦即五四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意识；二是现代启蒙主义，即以改造国民性为标志的现代启蒙立场；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挑战者们否定鲁迅，首先因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27]他们说鲁迅的文章“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28]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人道主义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丑恶的。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这种观点当然难以接受。鲁迅并不赞成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但是，他不能容忍对人道主义的简单否定。所以，当挑战者称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时，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惟有在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
挑战者们反对个人主义，强调一切必须服从组织，听从“时代”的命令。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早已是一种腐朽的思想，象自由、民主一样属于腐朽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鲁迅却“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而不愿接受集体化：“‘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要反抗，这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这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者的丑态。……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虽然有时也为着别人说几句话，我们若果细细地考察起来，究竟是抛不开‘我’的成分的。”[29]他们说鲁迅倔强，任性，固守己见而不认错；说鲁迅沉迷于自由思想，说鲁迅仍然固执于浅薄的人道主义，等等，应该说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这正是鲁迅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作为新文化的承载者，他不能不高度重视个人的自由，执着于把人从各种迷信和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启蒙工程。因此，他对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而大喊革命文学口号不以为然，对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的确有点害怕。他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笔下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的人们与“指挥刀”的关系，一方面发出如此的感叹：“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30]
挑战者们反对自由思想，批判知识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指出：“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31]在他们的眼里，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都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鲁迅却仍然坚持自由的思想，反对任何思想专制，守护着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地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即使翻译苏俄文艺理论的主张，也是“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32]关于挑战者们反复攻击的所谓“小资产阶级”，鲁迅说：“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是‘抬’。”[33]
挑战者们认为阿Ｑ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所以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他们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到了它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34]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农村零落了，都市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发生了。谁人能说中国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礼教之国？”[35]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Ｑ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Ｑ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Ｑ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Ｑ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36]那么，《阿Ｑ正传》当然过时了，它“是写给愚蒙看的，那么就请它到愚蒙那里去吧，我们这儿已不再要它。我们这儿要革命文学了，要无产阶级的文学了。”[37]既然阿Ｑ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阿Ｑ已经觉悟，当然不再需要启蒙主义。所以，按照钱杏邨的说法：“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38]鲁迅却不承认阿Q时代已经过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期《语丝》上同时发表《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一系列文章，其显著的主题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愚昧，提醒人们：阿Q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阿Q真的已经觉悟？在《铲共大观》中，他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在《太平歌诀》中，他说“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在《文艺与革命》中，他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挑战者们以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自居，自以为代表着新的时代，并且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超越，鲁迅却看到了假冒伪劣，看到了新商标下的旧货色，毫不留情地揪出了他们新制服下面的老辫子。在《路》中，他曾尖锐地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因为在他看来，在这些地方寻找出来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在《文坛的掌故》中，他又说：“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的为他们自己写照……”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因为对方提到了林琴南，鲁迅写道：“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伏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关于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态度，后来的评论也远不如当事人当时的感觉更为准确。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力地把创造社来和《论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了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承继着《新青年》和《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我们的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氓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之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39]
考察这场冲突，我们不难看到，虽然矛盾复杂，但的确带有新旧文化冲突的性质。挑战者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似乎实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要把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事实上，他们却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这些激情满怀的年轻人自以为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努力复活的却是旧传统。
进入30年代之后，鲁迅参加了左联，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五四新文化的守护。他加入左联之后的矛盾和痛苦，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他虽然置身于左联之中，却仍然不愿放弃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现代性的文化目标。就整个新文化阵营的格局看，30年代的鲁迅已经站在一个极地之侧，但是，正是在这个边缘之处，鲁迅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抵抗了各种对新文化的侵袭，顽强地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和来之不易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
2001/2/28 长春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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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722-723。
[2]《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版，P223。
[3][4][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666，P666－667，P680。
[6]《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此处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版，P474。
[7]参见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卷10号。
[8][9]《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10]《三闲集·在钟楼上》
[11][12]《而已集·扣丝杂感》。
[13][33]《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4]《三闲集·皇汉医学》。
[15]《而已集·小杂感》。
[16]《三闲集·通信》。
[17]《每周评论》第19号。
[1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1－592。
[1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P14-16。
[20]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6年4月《创造月刊》。
[21][22][34]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23]《打发他们去》，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
[24]王独清《祝词》，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
[25]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四号。
[26]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27]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号。
[28]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
[29]钱杏邨《朦胧以后》，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30][32]《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31][36]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3月《太阳月刊》。
[35]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
[37]朱彦《阿Ｑ与鲁迅》1928年10月《新宇宙》创刊号。
[38]钱杏邨《死去了的鲁迅》，原载《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引自《鲁迅和他的论敌论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P466。
[39]《创造十年》，现代书局1932年9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