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主义者。他的文学创作用任何一种主义进行概括都不如用启蒙主义更为准确。从1907年开始，直到晚年，一直执著于启蒙立人的伟业。然而，这是一条无比艰难的路。因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中，正是启蒙主义把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话语和民间话语区分开来，使知识分子话语既独立于国家权威，也独立于民间大众，因而既无权威可靠，又无大众可依，注定了长路的孤独与寂寞。孤独与寂寞容易导致绝望，借助同路又容易导致方向的偏离。考察鲁迅的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有过仿徨，有过游移，但仍然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以此为基础建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从他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所面对的威胁，同时也可以看到启蒙主义者的艰难持守。
一
鲁迅最先面临的考验来自国民革命高潮。众所周知，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鲁迅来到了革命的策源地广州。但是，广州的革命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方向并不一致。虽然国民革命的领导核心国民党中不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但是，国民党的指导思想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相去甚远。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称作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这位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未完整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主流，而是更多地继承了本土的传统遗产。所以，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却并不赞同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考察五四新文化精神与孙中山思想的主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人为基本出发点和最高价值尺度，其努力目标是个人自由与人权的保障；孙中山反复强调的是民族和国家，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不感兴趣。他甚至认为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所以争自由“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直到去世前夕，他在一次次演讲和训话中反复强调的仍然是：“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以望成功。”[2]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专制政治是相互适应的，在儒家学说基础上形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旧伦理是中国专制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就必须彻底批判旧文化。孙中山的思想却与此相反，他盛赞中国的旧文化，认为：“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3]“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4]他盛赞传统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站在新文化的对立面发出叹息：“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5]同时，由于孙中山联俄的政策，国民革命显然受到了鲍罗廷等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们带来的俄式极权主义思想和体制的影响。这样，就使得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与五四新文化精神明显背道而驰。
在北京受到压迫的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包括国民党要员在内的广州各界的热烈欢迎极易使他对革命的策源地产生好感，并因此而产生更多的认同。这对鲁迅毫无疑问是一场考验。初到广州之时，鲁迅的确也曾在某种程度上受到革命热潮的影响，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的主将之一，他没有因为身处革命高潮之中就认同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仍然坚持着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的表现至少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坚持反传统的文化立场，继续致力于旧文化的批判和改造。他对革命的广州在文化上的守旧深感不满，因而开始在南方传播新文化的火种。在一系列的文章和演讲中，他都一如既往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旧文化，甚至指责中国的文字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中国。正是在国民革命的高潮中，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再次反对调和折中论：“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在《老调子已经唱完》中，他继续整体性地激烈抨击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二、坚守独立的人格，拒绝革命高调，没有为革命策源地献上动听的赞歌。他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到处演讲，甚至无法拒绝种种革命桂冠，然而，却不愿迎合革命的口号，甚至常常说一些煞风景的话，不惜因此而使一些革命者大失所望。在一次次演讲中，他反复强调的是：广州的一切还是旧的，人们的思想还是旧的，文学也是旧的。他批评广州“旧文学仍然很多，报纸上的文章，几乎全是旧式。我想这足见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然能超然物外。广东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东社会没有受革命影响；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广东仍然是十年前底广东。”他甚至认为，“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6]这些话都非常不合时宜。
三，作为著名作家，鲁迅没有支持那些穿着高筒军军靴挎着军刀的文学家们正在大讲特讲的“革命文学”，而是反复讲述文艺自身的特性，强调创作的自由和自主。他讲文学的“无用”和“无力”，断定革命时代没有文学。他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中说：“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7]
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启蒙主义者的独立品格。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楚。以独裁代替民主，以专制压制自由，以群体压抑个体，以所谓革命的主义代替自由的思想，这一切不是一个坚持五四新文化立场的人所能容忍的。鲁迅当时的言论非常谨慎，但是，他的确看了很多，比如，在Ｋ委员的眼里，写长信，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策源地，连白话都视为异端；报刊成了宣传工具，人的言论要符合革命的尺寸，否则就不能发表……鲁迅对思想禁锢当然不能认同，因为他所向往的革命是推动文明向前发展，而不是让人失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二
从广州到上海，鲁迅遭遇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围攻。其实，这是国民革命的另一个结果。国民革命的高潮不仅助长了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助长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民粹主义的膨胀。改组后的国民党对工农运动的支持和国民革命高潮中对大众力量的利用，使工农大众追求翻身的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尤其是江西、湖南等地，借着国民革命之势，“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8]然而，就在毛泽东为农民运动大声叫好之际，国民党的大多数却对此不以为然，那些家庭富裕的军官们已经无法忍受家中财产被抢、亲人被杀的现实，作为军事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不愿承认这种翻身的合法性。于是，乡村的农民运动和城市的工人运动都在一场残酷的镇压中风平浪息。那些阶级斗争的组织发动者也受到了清洗和镇压。当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谋求翻身解放的运动不再合法的时候，一些从业文人不得不转向文学运动，成了鲁迅所说的“革命已经成功的文学家”和“革命尚未成功的文学家”之中的后者。
这些重返文坛的文学家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他们重返文坛之后没有沿着五四新文学的道路前行，而是一齐拿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主将们开刀，要彻底扫荡新文学和新文化。他们否定鲁迅，嘲弄胡适，扫荡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他们竭力否定文学革命的成就，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新青年》集团和文学革命的开创者进行扫荡。在他们看来，启蒙是浅薄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合时宜的，“胡适之流”的叫喊“力竭声嘶”，“其余一些半死不活的大妖小怪”不过是“跟着一齐乱喊”，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货色。”“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觉悟的青年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迷药。”面对五四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文坛，他们认为是“一片乌烟瘴气”，所以需要“十万两无烟火药”。[9]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因而向文学家发出了传唤：“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着那龌龊的大众！”[10]如果有人不愿服从，他们就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或者“踢他们出去”。[11]他们从个人主义走向群体主义，从轻视大众走向崇拜大众，因而不仅否定自我，而且否定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要求作家放弃自我而做大众的“留声机器”。这一切，对五四新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首先迎接这场挑战的是鲁迅。他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的Don Quixote”和资产阶级的“一条忠实的看家狗！”[12]甚至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13]但是，面对围攻，鲁迅没有退却，而是不断迎战和反击，与之展开了一场长期的论战。
对于这场论战，过去的历史叙述往往从阶级阵线着眼努力抹杀双方的矛盾，或者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而看不到冲突的实质，结果是使其论争的性质模糊不清，冲突的焦点隐晦不明。其实，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或在种种限制之下做出的解释远不如当事人的感觉和认识更为可靠。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中曾经声明：“这不是我们和鲁迅的冲突，也不是创造社和语丝派的冲突，这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文坛上倾向和倾向的冲突。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郭沫若在《“眼中钉”》一文中也说：“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不错的。他们的确不是批判鲁迅个人，而是批判一种文化倾向。那么，这种倾向是什么呢？这种倾向正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考察其矛盾冲突，交锋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几个：一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亦即五四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意识；二是现代启蒙主义，即以改造国民性为标志的启蒙立场；三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和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否定鲁迅，首先因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14]说鲁迅的文章“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15]在他们眼里，人道主义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丑恶的。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这种观点当然难以接受。当他们称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时，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惟有在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反对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早已是一种腐朽的思想，像自由、民主一样属于腐朽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鲁迅却“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16]因此，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拼命攻击鲁迅。鲁迅却高度重视个人的自由，对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而大喊革命文学口号不以为然，对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深恶痛绝。他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笔下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的人们与“指挥刀”的关系，
一方面感叹：“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真是糟糕透顶了。”[17]
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认为阿Ｑ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所以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他们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农村零落了，都市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发生了。谁人能说中国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礼教之国？”[18]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Ｑ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Ｑ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Ｑ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Ｑ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19]因此，启蒙主义当然过时，按照钱杏邨的说法：“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20]鲁迅却不承认阿Ｑ时代已经过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期《语丝》上发表《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一系列文章，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愚昧，提醒人们注意阿Ｑ的时代是否真的已经过去。在《文艺与革命》中，他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而且，透过各种新的旗号，鲁迅看到了新商标下面的旧货色：“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伏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21]
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反对自由思想，批判知识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指出：“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22]鲁迅却仍然坚持自由的思想，反对任何思想专制，守护着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地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
革命文学倡导者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事实上却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这些激情满怀的年轻人自以为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努力复活的却是旧传统。在这场冲突中，鲁迅守护的正是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
三
进入30年代之后，鲁迅参加了左联，这是无法改写的事实。有人为此而赞美鲁迅，因为他进入集体去从事遵命文学活动；有人为此而攻击鲁迅，因为他在经过一场论战之后似乎向论敌投降了。来自不同方面的褒贬都否定着鲁迅的独立人格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但是，深入考察30年代的鲁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确有许多变化，许多痛苦和困惑，而且也被愚弄而陷入盲目的言说，但是，却没有放弃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立场。
鲁迅不是神，在历史的乱云飞渡中，并不能对一切都有清醒的洞察。在30年代，他也曾象左联其他成员一样为保卫苏联而努力，甚至不能容忍人们对苏联的揭露和批评。最明显的例子是写于1932年的《我们不再受骗了》。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十月革命之后，我们总是说苏联总是怎么穷下去，怎么的凶恶，怎么破坏文化。但现在的事实怎样？小麦和煤油的输出，不是使世界吃惊了么？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列宁格勒，墨斯科的图书馆，不是都没有被炸毁么？……”当然，鲁迅的主要抨击对象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们”，所以，他认为即使苏联人购物仍然需要排长队，也是在建设的途中，而中国人却正在“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然而，宣称“不再受骗了”的鲁迅恰恰受骗了，而且受骗之深使他面对提醒也不愿承认。当“一位有名的记者”提醒他注意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时，他说：“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深刻著称的鲁迅有时也很天真，以理论的推论和自己的想当然去理解苏联。他毕竟不是身处苏联，没有到苏联进行过考察，对苏联的真相了解太少。他不可能想到，所谓“实业党”是一个什么样的骗局，更没有想到斯大林的大屠杀和克格伯政治是如何处置他党内的对手和人民，即使不去谋害他，屠杀和流放也会降临。他没有想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上与工农大众的解放并无关系，所谓苏维埃并非真的人民当家作主，而只不过是斯大林专制统治的一件外衣。他更不知道，那些声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权力一旦到手，决不愿意放弃对人民的统治，马克思所谓无阶级的社会理想自然难以实现。几年之后，鲁迅对此再也不发一言，他大概难以面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言说。
鲁迅虽然参加了左联，但与左联的关系却一直并不和谐。对于一般人来说，组织意味着一种依靠，可以摆脱可怕的孤独。然而，鲁迅加入左联之后却不但没有消解内心的孤独和焦虑，而且背起了更为沉重的十字架。更多的痛苦来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集团的矛盾，因为他虽然参加了一个否定知识分子自身立场而要求获得大众立场的集团，却不愿意因此而放弃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更不愿放弃启蒙立场。面对鲁迅与左联的矛盾，人们往往简单地指责周扬等左联领导人，但只要客观而冷静地考察，就会发现，无论何人做这样一个集团的领导，都不会容忍鲁迅的所作所为。他不参加左联的飞行集会，不赞成左联领导人的主张，不接受来自组织的批评和教导，拒绝改造自己的思想，甚至另立山头，分裂组织，称领导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如果是在江西或者延安，会被怎么样？
而且，参加左联之初，鲁迅就在信中告诉友人：“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23]参加左联之后，他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敌也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战友，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给予抨击。当他在《上海文艺界一瞥》中抨击那些“流氓加才子”的时候，谁能想到他们已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无论思想上、文化上还是人格追求上，他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也正因为这样，最后才与左联闹得不欢而散。
他对自己参加左联没有直接说过后悔的话，但是，当萧军要加入左联的时候，他却由于自身的痛苦经验和对年轻人的爱护而坚决不同意：“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我的这意见，从元帅看来，一定是罪状……”[24]他对萧军说：“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 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25]正因为这种痛苦的体验，他最后宁愿被打击，被在集会上宣布罪状，也坚决不再加入左联解散之后新成立的组织。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表示“一个也不饶恕”。
鲁迅与左联的矛盾何在？其实很简单，他和那些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左翼文学战士的相同点仅仅是对大众的同情和对权威话语的反抗，但由于思想认识和基础的不同，他不象别人那样可以放弃自己的见解而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他无法放弃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而与组织的要求绝对保持一致；他拒绝象其他投身于政治革命的文艺战士一样自觉地改造自己，克服自己的非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他更不愿放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的立场而向着大众“开步走”，去做大众意识的“留声机器”。这一切告诉我们，即使如鲁迅者，要坚守现代知识分子的立场，又要向非现代知识分子的力量寻求依靠或寻找同盟，也非常艰难。
四
长期以来，关于鲁迅的叙述往往把鲁迅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是个人主义而后期是集体主义，前期是进化论而后期是阶级论。这种划分始于30年代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认定鲁迅“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从绅士阶级的逆子二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26]这个论断被普遍接受下来，直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新版旧版教科书沿用着这个基本论断。全面分析这个论断存在的问题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鲁迅后期即使接受了阶级论，也没有放弃进化论；即使委曲求全地服从过集团的需要，也没有放弃个人主义；他本来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友人和战士，但他决不放弃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立场，决不因为阿Ｑ已经参加革命就对他放弃批判而去赞美和迎合。一句话，无论他发生了什么转变，没有放弃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基本立场和价值尺度。
关于进化论与阶级论，鲁迅在《三闲集·序言》中的一句话被反复使用：“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人们往往以此作为从进化论转向阶级论的根据。但是，正如胡风所指出的：“这是说他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了一些文学史上的问题，并没有说他的全部思想‘转变’。”[27]鲁迅自己也曾说过：“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28]在30年代，鲁迅仍然为进化论“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而发出过叹息。[29]
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瞿秋白没有说明鲁迅是如何完成这种转变的，也没有举出鲁迅抛弃个人主义而转向集体主义的证明。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创造社成员在革命文学的倡导中表现出对个性主义的告别和对大众集体的崇拜，也可以看到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家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主义的宣扬，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鲁迅他们一样完成了这一转变。尽管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人们一起进入了左联，但是，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的思想分歧并未解决，联盟的成立并不是以鲁迅改变自己为前提的，鲁迅始终没有接受他们对个人主义的否定。在30年代初，鲁迅腹背受敌，两面作战，既要抵挡拿了大众委任状的民间大众话语的攻击，又要迎战挟了民族命运大旗的民族主义文学的攻击，但是，他最终没有屈从于任何一个集团。无论这个集团是打着阶级的旗号还是打着民族的旗号。
在《半夏小集》中，鲁迅写道：
A：你们大家来品评一下罢，Ｂ竟蛮不讲理的把我的大衫剥去了！
B：因为Ａ还是不穿大衫好看。我剥它掉，是提拔他；要不然，我还不屑剥呢。
A：不过我自己却以为还是穿着好……
C：现在东北四省失掉了，你漫不管，只嚷你自己的大衫，你这利己主义者，你这猪猡！
C太太：他竟毫不知道B先生是合作的好伴侣，这昏蛋！
鲁迅不能容忍这种以群体利益为名对个人利益的剥夺，他仍然要维护的是个人的权利，争取个人的的自由。1931年，他在《答中学生杂志社问》的时候，记者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
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的回答是：“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把争取言论的自由当作高于内忧外患的一切，仍然是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是当时的国家权威所不认可的，也是左联所难以容忍的。
在支持大众解放事业的同时，他没有忘记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启蒙使命。他不赞成降低艺术水准去适应大众的水平，更不同意放弃现代意识去迎合大众的心理。当左联讨论文艺大众化的时候，他首先担心的是“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30]在《门外文谈》中，他说：“这一回，大众语文刚一提出，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来路是并不一样的，可是都向白话，翻译，欧化语法，新字眼进攻。他们都打着‘大众’的旗，说这些东西，都为大众所不懂，所以要不得。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就是祖传的‘远交近攻’的老法术；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他认为那些打着大众的旗号反对五四白话的人，发展开来，就要成为“新国粹派”，而“新国粹派的主张，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实际上倒进了拖住的任务。”他明确地告诉人们，真为大众着想，文学家不能去适应大众的胃口，不能做大众的“新帮闲”。
总而言之，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是始终坚守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持守的艰难，却也看到了艰难的持守。正因为这样，鲁迅才在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心中树起了不倒的雕像。他的光辉不属于跻身于庙堂之侧的文人，也不属于走向民间的鼓动家或隐居者，而是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并意识到自己的先驱者使命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2000/1/30 长春
原载《齐鲁学刊》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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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3][4][5]《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722-723,P666，P666－667，P680。
[2]《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版，P223。
[6][7]《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P421，P418。
[8]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4-16。
[9][10]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
[11]《打发他们去》，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
[12]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期。
[13]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
[14]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期。
[15]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1928年5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
[16]钱杏邨《朦胧以后》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
[17][28]《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P126-127。
[18]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
[19][22]钱杏邨《死去了的阿Ｑ时代》，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月号。
[20]钱杏邨《死去了的鲁迅》，引自《鲁迅和他的论敌论文选》，P466，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
[21]《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全集》第4卷，P111-112。
[23]《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P8。
[24]《致胡风》，《鲁迅全集》第13卷，P211。
[25]《致萧军》，《鲁迅全集》第13卷，P226。
[26]《〈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P992，P997。
[27]胡风《关于鲁迅“转变”论的一点意见》，《胡风晚年作品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P26-27。
[29]《〈进化与退化〉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P250。
[30]《文艺的大众化》，《鲁迅全集》第7卷，P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