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讨论人与自然及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了人文学者的一个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在这方面，英语世界的生态批评率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进行了干预。本文在恰当地评价了生态批评的积极意义之后，试图从后现代生态批评的视角解构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的排他性，同时也对生态批评家所鼓吹的自然-地球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予以了质疑。在本文作者看来，在一个当今社会建构一种和而不同与天人合一相结合的后现代环境伦理学是最为可取的。
关键词 全球化 生态批评 环境伦理学 后现代
我们目前所生活的时代常常被人描绘为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经济上的全球化导致了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全球化。当然，对于文化上的全球化人们始终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实际上，与经济上的那种“一体化”的趋同性全球化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带来的是两个不同的走向：文化的趋同性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而变得越来越明显。近几年来人们所热衷于讨论的“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 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因地而异的：在有些地方，天气确实变得越来越暖，气候显得十分反常；而在另一些地方，原来处于暖冬的气候现在却变得更加寒冷了。究其原因，我们无疑应该从我们所生活的生态环境中去找寻。固然，全球化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福祉，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难以回避的问题甚至危机。全球化除了加剧了原有的贫富等级差别外，也导致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危机，这也是地球上的资源被过分利用所带来的一个必然后果。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尤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对之尤为敏感。他们提出了种种以地球-生态为中心的写作模式：“生态写作”、“绿色写作”、“自然写作”、“环境写作”等，这实际上是在消解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之后产生出的另一种形式的中心主义意识：地球-生态中心主义。对于这种新的中心主义意识究竟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有可能使生态批评所力图解构的人与自然之二元对立予以恢复。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思考的一个问题。
生态批评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的英语文学界和理论批评界，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界，它对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后果是一个强有力的反拨。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环境的污染、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物欲横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基本的伦理道德观的丧失，从事人文学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对我们所生活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进行反思：我们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愈益紧张起来？作为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对此，生态批评家均试图面对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重新阅读来予以回答。
虽然生态批评已经从西方“旅行”到了中国，并引起了新一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强烈兴趣（王诺：2003，宋丽丽：2006），但对于大多数人文学者来说，这一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理论话语还相当陌生。我这里仅想强调，所谓文学中的生态批评，实际上建基于生态哲学，旨在研究文学中人与自然及生存环境的关系。虽然生态批评 (ecocriticism) 这个术语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但在漫长的中国哲学和文学史上，却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生态批评会在当代理论纷纭的中国文学批评界独显风姿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究竟何谓生态批评？我这里不妨引用美国的生态批评家彻里尔·格罗特菲尔蒂（Cheryll Glotfelty）所下的定义：“生态批评就是对文学与物质环境之关系的研究….生态批评家和理论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自然是如何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得到再现的？物质场景在这部小说的情节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出戏中表现的价值与生态学的智慧相一致吗？我们何以展现作为一种文类的自然写作之特征？….”(p. xix) 等等。在这里，格罗特菲尔蒂所强调的主要是人类的生存环境，或主要是自然环境，带有鲜明的生态中心主义和地球中心的伦理观。在这其中，所有人为的东西，包括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也遭到了无情的解构。这样一来，是不是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应该被抛弃呢？如果解构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的话，我们是否应该建构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的环境伦理学呢？我想还是首先从生态批评之于建构新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的意义说起。
生态批评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的英语文学批评界，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界。应该承认，生态批评是全球化之于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必然产物。它实际上对始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后果是一个反拨，对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也是一个较大的冲击。它号召人们放弃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造自然的企图，把被人类破坏了的东西再放回到自然的原生态中。毫无疑问，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及生存环境的关系。诚然，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就是颇为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应该表现为一种和谐的关系，如在华玆华斯和陶渊明的自然诗中，自然被人顶礼膜拜，生活在其中的人甚至试图与之相认同，以达到某种人与自然的合一。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不得不屈尊于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生活。而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试图改造自然、重整生存环境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时，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如在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但是面对自然的无情和巨大力量，人无论多么勇敢和不可屈服，最后仍显得十分的微不足道。因此，在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便始终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老的主题。人类的现实生活总是离不开自然环境的依伴，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诚然，使自己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更加美好是人的本性，但是究竟是我们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美化自然还是凭着主观愿望去任意地改造自然，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和伦理道德观。应该说，生态批评家并不反对美化自然，但他们更倾向于以自然为中心，或者更具体地说，以地球-生态为中心。让人的意志服从自然的法则，否则人就会受到自然的无情惩罚。从一种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视角来看，文学应当讴歌前者按照客观规律来美化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实践，从而鞭笞任意改造自然环境的虚妄的行为。作为文学批评家，我们也应该以一种自然的视角来揭示文学作品中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再现，讴歌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样就势必涉及一种新的道德伦理观的建构。
文学批评家为什么要对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发起“生态批评的发难”(Buell: 699)？这恐怕有着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始终是有问题的，他们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和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往往就以暂时牺牲自然为代价。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伦理观占了主导地位，如不加以适当的限制，就会逐渐形成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人的意志可以主宰一切，自然毕竟是人类的附庸，因此它理所应当地服务于人类，并为人类所用。如果自然不能为人类所用，人类就要与之作斗争，最终迫使自然在人类面前屈服。这种二元对立式的自然环境伦理观的症结在于不能平等地对待自然，与自然为邻，与自然为友。显然，这种与自然对立的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either/or)的伦理观当然是不可取的，因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从而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文学家既然要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那就更应该关注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反思当下生存环境的危机。生态批评的应运而生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有力回应。作为一种后现代批评理论，生态批评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与科学的发展观是截然对立的，它不尊重自然的规律，一切按照人的主观意志来改造自然，甚至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视自然为可征服的对象，这就势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 用人类社会来取代整个生态世界，最终产生了目前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家试图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他们从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出了人与自然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和谐的关系。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建构一种后现代的“亦此亦彼”(both/and) 的环境伦理学是相合拍的，只是前者着眼于整个人类的环境道德，后者则更加关注批评家自身对待自然的伦理道德。
从后现代生态语境的视角来看，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就是这样一种无序的发展之恶果。人类的发展固然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发展就没有人类的幸福。但是“以人为本”的伦理观与科学的发展观并不应该对立：后者认为，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应该考虑到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存状态，因为它们和人类共同形成了一种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物链”，谁要是任意破坏了这一自然形成的生物链，他就势必受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毫无疑问，在一种现代主义的“以人为本”的伦理观的指导下，现代人在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惜以牺牲自然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做出了不少破坏自然环境的错事，导致了人类自身的一系列灾难。现在应该是我们从自身的环境伦理学角度来进行反思和清算的时候了。不可否认，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使得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发展同样也催化了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野心，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恶性膨胀。我们想过没有，自然果真是人类可以任意征服的对象吗？人与自然、与生存在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的关系果真是那种对立的关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中显露了出来：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海啸、洪水和干旱，以及几年前的“非典”等，这些无不在暗示，地球所能承受的被改造性已经达到了极限，它正在倾全力向人类进行报复，以其雷霆万钧之势毫不留情地夺去数以万计的人的生命。对此人类必须有所警觉，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必须善待自然，否则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
在中外文学史上，描写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作品比比皆是，它们为生态批评家准备了可据以阅读和研究的生态文学的宝库，作为从事生态文学研究者，生态批评家确实走在了大多数人文学者的前面。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生态资源的文化大国，理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价值伦理观的建构。在这方面，生态批评在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界的崛起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和挑战。但是它在消解了人类中心主义之后是否会导致另一种地球生态中心主义意识的形成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生态批评的初衷来看，它的终极目标并非仅在于解构，而是在解构的过程中逐步建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的环境伦理学。这种新的环境伦理学不同于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式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亦此亦彼”的后现代环境伦理学。也即，这种新的环境伦理观认为，人与自然应始终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固然需要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应当以牺牲自然和改造自然环境作为代价，而更应该是设法找出一条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途径来达到人与自然的双赢。此外，在这种新的环境伦理观的指导下，人应当平等地对待自然，把自然环境当作自己的邻居和朋友，充分尊重自然发展的规律，尽可能地在不损害自然环境的情况下发展自己，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当人类的发展与自然的规律相悖时，切不可以一味强调以人为本，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意志，而是要寻找一条可以让自然承受的方式来解决与人类的问题，从而达到让自然最终服务于人类之目的。再者，建构一种后现代的环境伦理学并不意味着排除以人为本的伦理观，而是致力于在人与自然之间构筑一个可以对话和平等交流的和谐的桥梁，善待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和每一物种，使其心甘情愿地服务于人类，造福于人类，最终达到与人类的和睦相处的目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应该从后现代的生态视角出发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生态（中心）主义或环境（中心）主义意识的扩张，因为这种新的二元对立有可能再度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导致人类最终受到伤害。
参考文献
Buell, Lawrence. The Ecocritical Insurgency (J).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30, No. 3(1999):699-712.
Glotfelty, Cheryll and Harold Fromm eds.,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C).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Introduction”.
Saussy, Haun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宋丽丽：论文学的“生态位”（J），文学理论前沿，第3辑（200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26-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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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诺：欧美生态文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