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外访问考察归来，总有一种情绪萦绕心头徘徊不能去。在海外总有一个习惯，喜欢逛书店，不仅关注最新的西方出版物，而且很注意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品种和被接受的状态。然而到欧美书店中看看，中国翻译出去书籍本来就很少，而这不多的一些中国书，却大多集中在风水、八卦、算命、菜谱等方面，少有饶有趣味介绍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艺术方面的精彩图书，从中可以管窥中国文化形象在海外图书市场中的薄弱。这种巨大的文化交流逆差应该引起中国翻译出版界的严重关注。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一组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认为，中国在1860年以后翻译西书555种。而我近年来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了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我说的重点不是古代典籍而是翻译20世纪的中国思想著作）仅仅千余种，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
文化形象与国家整体翻译自己的经典文本向海外推出紧密相关。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人翻译中国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的较为多见，而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情况却令人担忧。甚至可以说，西人翻译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之少与不成体系，与中国20世纪全面翻译西人著作达十万册之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而本国学者著作的翻译成西文主动输出的情况也很少见，这种历史形成的中西翻译著作中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五十至一百倍。这种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
在国家文化形象向整个世界展示时，中西交流中的“文化赤字”问题不容小视。因为文化的作用往往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中国在走向世界和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国外引进了不少好的东西，但这种引进同时也使中国本土的文化遭到了伤害，使得相当一批人疏离甚至背弃了传统。21世纪我们仍然要继续大量“拿来”，但必须弄清拿来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我们坚持“拿来”，但是不再满足于拿来。因为“拿来”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急功近利的，这在科技层和制度层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在文化层和宗教层却冲突迭起。其实，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亟待拓展。假如我们的文化仍旧绵软无力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现在一些年轻人已经出现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比如在说英语的时候，认为自己像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谈到波普文化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日本人；甚至在谈论大片或足球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他们的眼里已经看不到中国的山川大地和历史文化。这种人自诩为是“世界公民”，但实际上极可能沦为没有文化根基的、失落的“香蕉人”。
面对美国文化“薯片”、“芯片”、“大片”这“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我们的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失身”，即不仅失去说话的能力，而且失去身体支配的能力）。在发现东方和输出文化的吁求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应对思路。西方模式并非唯一。我们的文化制作，要有全球眼光，要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抓住发展机遇；还要有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欲望和诉求，这样才可能向西方展示中国的真实，让西方学会欣赏差异性的东方文化。
《礼记•中庸》有言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文化事业要发展，文化战略须先行，被动应对绝对不行。十年前，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首次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这让我们看到其在大国形象宣传方面的不遗余力。与美国相比，尽管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我相信局面会有所改观。当然，前提是，我们需要有一批人来共同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专家，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文，仅仅依靠马悦然等汉学家的译笔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新一代华人文学问题、中国哲学宗教思想翻译和史学考古思想翻译问题。只有整个民族都重视对等的“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生态重建才能够提到议事日常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