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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文化赤字令人担忧

  

  从国外访问考察归来,总有一种情绪萦绕心头徘徊不能去。在海外总有一个习惯,喜欢逛书店,不仅关注最新的西方出版物,而且很注意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品种和被接受的状态。然而到欧美书店中看看,中国翻译出去书籍本来就很少,而这不多的一些中国书,却大多集中在风水、八卦、算命、菜谱等方面,少有饶有趣味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思想艺术方面的精彩图书,从中可以管窥中国文化形象在海外图书市场中的薄弱。这种巨大的文化交流逆差应该引起中国翻译出版界的严重关注。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一组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认为,中国在1860年以后翻译西书555种。而我近年来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了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我说的重点不是古代典籍而是翻译20世纪的中国思想著作)仅仅千余种,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

  文化形象与国家整体翻译自己的经典文本向海外推出紧密相关。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西人翻译中国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的较为多见,而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情况却令人担忧。甚至可以说,西人翻译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之少与不成体系,与中国20世纪全面翻译西人著作达十万册之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而本国学者著作的翻译成西文主动输出的情况也很少见,这种历史形成的中西翻译著作中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五十至一百倍。这种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

  在国家文化形象向整个世界展示时,中西交流中的“文化赤字”问题不容小视。因为文化的作用往往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中国在走向世界和进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从国外引进了不少好的东西,但这种引进同时也使中国本土的文化遭到了伤害,使得相当一批人疏离甚至背弃了传统。21世纪我们仍然要继续大量“拿来”,但必须弄清拿来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我们坚持“拿来”,但是不再满足于拿来。因为“拿来”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急功近利的,这在科技层和制度层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在文化层和宗教层却冲突迭起。其实,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亟待拓展。假如我们的文化仍旧绵软无力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现在一些年轻人已经出现了“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比如在说英语的时候,认为自己像个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在谈到波普文化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日本人;甚至在谈论大片或足球的时候,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他们的眼里已经看不到中国的山川大地和历史文化。这种人自诩为是“世界公民”,但实际上极可能沦为没有文化根基的、失落的“香蕉人”。

  面对美国文化“薯片”、“芯片”、“大片”这“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我们的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失身”,即不仅失去说话的能力,而且失去身体支配的能力)。在发现东方和输出文化的吁求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积极调整应对思路。西方模式并非唯一。我们的文化制作,要有全球眼光,要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抓住发展机遇;还要有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欲望和诉求,这样才可能向西方展示中国的真实,让西方学会欣赏差异性的东方文化

  《礼记•中庸》有言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文化事业要发展,文化战略须先行,被动应对绝对不行。十年前,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首次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这让我们看到其在大国形象宣传方面的不遗余力。与美国相比,尽管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我相信局面会有所改观。当然,前提是,我们需要有一批人来共同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专家,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文,仅仅依靠马悦然等汉学家的译笔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新一代华人文学问题、中国哲学宗教思想翻译和史学考古思想翻译问题。只有整个民族都重视对等的“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生态重建才能够提到议事日常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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