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中，科技经济一体化和热核战争的威胁使整个人类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不同的价值立场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宗教层面的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主义潮流。多元文化伴随着人类历史而发展：中国文化传统、希腊文化传统、希伯莱文化传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统、非洲文化传统等多种文化不断消长、此起彼伏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进程。今日世界种族间的冲突层出不穷，黑人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同性恋运动、女权运动、反文化运动等此起彼伏，整体性现代社会正在发生大分裂，世界正在走向新的多样化。于是，文化身份成为一个前沿学术问题，进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对此一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新的阐释文化身份的文明形态构架。我不同意丹尼尔·贝尔将人类文明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因为这种线型时间的区分充满西方中心论文化的优越感。我认为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的身份改写对中国而言，具有全新的阐释意义。这意味着，在太空文明时代，东方的空间观念将占有重要的地位。
“文化身份”意味着某种文化只有通过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才能确认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这种与它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前提条件。
文化身份是在与“他者”文化镜像中对比映照中形成文化差异性的某种认同。[1]一般而言，文化身份潜在地存在于国内外各种权力抗衡中，其性别、种族、阶级、年龄、语言、圈层、社群等因素使得身份构成形成斑驳陆离的色彩，意味着个体存在价值与其文化身份不可须臾剥离，相反总是受到整体社会和族群的深刻影响。在后殖民主义风靡之时，文化身份又与话语相关联。在赛义德的话语谱系中，身份成为一个重要范畴，如全球化中的“身份存在”、权力话语中的“身份认同”、后殖民的“身份体系”等，表明身份立场在当今世界实际上成为一个绕不开的重大话题，同时说明全球化正在使人们逐渐失去身份认同的基本特征，人们急于形成自己的文化价值共同体，以避免遭遇身份危机的虚无主义话语。[2]可以说，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
尽管中国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过去，但是在近代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却遭遇到诸多危机。这些危机的可以表述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已经不再是世界文化的中心——这种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精神遭遇到内在的撕裂：一方面，文化精神的承续，使中国文化仍然是世界上几大古代文明衰亡后的唯一幸存者；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话语权力中，中国文化被不断地边缘化。这种文化处境的尴尬，使中国文化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寻求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之路，并且使得文化论战成为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会诊。
只有禀有了这种文化策略和文化的自我观照力，才可能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正确自我定位，使自己既不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附属品，也不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认同者，而是在新的多元文化圈中具有自己正当的文化身份。雅克•布罗斯说：“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的前提条件。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人类生存模式，其生存质量有赖于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的程度。
古代中国人也曾经有过身份危机，大抵如元清两朝等，但没有像近代中国这样在面对西方强权时整体上对身份失落的危机感。读读晚清士人关于“师夷制夷”、“中体西用”的争论，就不难看到这种在强国梦中潜在对抗西方的苦涩之心。而当代中国学术界的前沿学者大都关注西方，并且在“追新而逐后”、“激进与保守”中去获得尽可能全面地“西方镜像”，这种对西方的研究性仰慕成为20世纪末西化风潮的基本症候，对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影响不可忽视。事实上，百年来国人深刻体认到：没有西方这个“他者”形象，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对话互动就是不可思议的。20世纪西学研究在中国占据独特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GDP在新世纪达到新的高度，关注东方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的东方话语入思角度受到新的重视。可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化问题将不再成为世界的边缘性问题，而会受到国际话语更广泛更深刻地研究。那种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立场，坚持全球化就是世界一体化的说法，将在中国现代经验中成为一种过时的另类性言说。因此，今天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化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西方有人认为，没有东方的现代化，没有中国现代化或印度现代化，只有西方现代化模式才会成为人类的未来。这种观点进一步导致边缘化的东方贬损和忽视自身传统价值，无视中国对整过西方早期现代化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一味走向全盘西化。将现代化观念置换成西化话语，西化则意味着东方无可挽回地成为弱势文化，东方价值的确被掩盖了，需要“重新发现东方并阐释东方”，[3] 就是说在近两个世纪西方不断在误读东方，或无视东方，或俯视东方，使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失衡。西方中心主义权力正成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话语。如何通过多元世界和多极世界发现被忽略的东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性课题。
文化身份的重新确立有赖于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立场。面对后殖民时代，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者，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身份和立场已然成为经济崛起后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价值重估的人本地基。
二、太空文明时代的“世界主义”文化视域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
然而，在海洋明文崛起的时代，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而被抛在身后。中国不仅在整体上感受到自我身份的失落，而且痛感亡国灭种的灾难。在启蒙与救亡中中国开始了自己新形象的寻求，并整体上形成百年西化的“现代化”文化价值趋向。[4]西方成为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和文化身份重新洗牌的场所，成为傲视群雄的经济文化帝国主义中心。当然，现代化不是美国化，现代化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是整个人类从陆地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进程。
人类文明没有停滞。如果说，以东方为代表的“陆地文明”成为人类文明最初的强盛的话，以西方为中心的“海洋文明”形成了人类文明中级阶段的全球化强盛，那么，东西方互相促进并曾给对方以新文化种子——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生命科学、纳米技术、电子技术等高端文明，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进入现代化之后的人类，没有停止探索，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出现了——“太空文明”。据统计，大量早期的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成果已经转化为产业，成为空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经济增加了2万亿美元。在本世纪的头10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大批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大约为6500亿－8000亿美元。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
从500多年前的明朝一个叫万户的中国人第一次利用火箭勇敢地尝试着飞天，到50年前西方人进入太空，到新世纪中国载人飞船上天，使得中国迅速成为“太空俱乐部”第三人。中国作为地球村公民在外太空文明领域做出了艰苦的努力。紧接着中国开始了登陆月球计划及其实施，计划实现三次月球探测后进行载人登月，推动了太空文明的全新发展，为人类文明创新和向未知的新领域挺进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顾逸东说：“仅一个卫星通信技术，就为现代社会提供了电话、数据传输、电视转播、卫星电视教育、移动通信、救援、远程医疗等上百种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事实上，通信卫星的电视转播使得地球成为了“村落”，通过卫视，伊拉克战争、伊朗危机、朝核会谈、印度洋大海啸、奥运会的盛大、世界杯的狂热，非洲灾民的苦难都尽收眼底，真可谓“环球同此凉热”。
可以说，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人类文明的明天拓展出新的天地。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中国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5]才能使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改写自己的身份。我们在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时，也要注意其弊端，应避免再次落入阿Q的“老子先前阔”的精神误区。[6]同时也不能虚无主义到将自己的文化看成一团漆黑或一无是处。一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哪个民族像国人那样对自己的祖先骂得这么惨。哪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弊端? 德意志没有吗?日本没有吗? 美国没有吗? 国人什么时候能把“审父”变成“审己”呢？说到底，中国的文化对手不是西方，重新认识差异性的东方不是针对西方，而是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我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坚持人类之“体”，世界之“用”。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今天中国的经济资本日益雄强。在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将对人类的发展有重要的平衡意义。然而，当代中国的“文化资本”却不容乐观，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标记。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观念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加以清晰说明，而出现种种文化误读。为避免诸种情况之发生，应该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在新世纪强调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和平崛起与重铸辉煌具有立场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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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王岳川《中国镜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 参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杰姆逊、三好将夫编《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大学2002年版；梁展遍选《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2002年版。
[3] 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4] 费约翰著《唤醒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5] 阎学通等著《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门洪华著《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