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建学术规范的呼声一直在当代中国的各门学科的门前徘徊，此一时，彼一时，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人们莫衷一是却又并不死心，当代学术在寻求规范的焦虑之下，艰难走着自己路。规范的确立之所以困难，在于规范被打入了革新/守旧，主导/边缘，东方/西方……的楔子。规范并不单纯是学术的体例、范式、秩序、纪律等，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思想趋向和意识形态。学术规范一直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殊话语，至少到目前为止，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其实是带着很强的时代意识形态印记。
实际上，关于学术规范的探讨，在文革后的当代思想氛围中，至少就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关于“新三论”的方法论讨论。文学理论界（随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从自然科学那里寻求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来建立理论模型。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情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主导统治地位，学术探讨研究都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展开研究。长期如此，对于那些马列主义没有学到家的人来说，就显得力不从心，其学术视野势必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又不能越雷池一步，乖巧的人就想另辟蹊径，借助现代化时代潮流，几乎是病急乱投医般地向“新三论”乞灵，无意中引起强烈反响。那是一个急切寻求变革突破的时代，任何新奇怪异的东西都会引起轰动。“新三论”热闹一时，并未在当代学术中扎下根，单纯的方法论，而且没有一整套的知识渗透，当然不可能引起当代理论与批评的深刻变更。
第二次的学术规范讨论稍微改变了一下形式，这是80年代后期关于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倡议。1985年第5期的《文学评论》发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合写的长篇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这篇文章显然是对现存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规范展开质疑和批判，期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模型。随后不久，1988年，陈思和与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辟专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纲领，对现当代文学领域产生强烈冲击。这些观念和愿望无疑都是寻求新的学术规范，摆脱原有的受意识形态严格束缚的思想体系，把文学叙述转到文学自身的审美规律上来。在这些理论召唤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叙述并未见出有多少惊人的成果，根本原因还在于，规范的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观念和知识的更为深入全面的更新。
第三次的学术规范讨论只是徒有其表，它看上去象是一代人深思熟虑大彻大悟的结果，其实则是迷惘彷徨中的应急举措。在90年代初的特殊的历史氛围中，青年一代的学人反思80年代学风，认为某种历史情势的造成，是因为80年代西风太盛，浮躁激进的学风所致。反思的结果却是要将对思想的狂热转向冷静的学术史梳理，于是对近现代学术大师（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张君劢等）行膜拜之礼。有关的论述登载在由汪晖和陈平原主编的《学人》杂志第2，3期上。事实上，关于这一次的学术规范讨论汪晖并没有作更多的表述，但他后来的改弦更张却显得顺理成章。
历史发展到21世纪初，形势似乎显得严峻。这一次虽然没有人站出来疾呼规范之类的问题，实际则是规范真正受到挑战之日。这种挑战来自二方面：其一是“新左派”学人的造势；其二是文化研究开始盛行。
“新左派”学人虽然队伍并不庞大，但影响日盛，追随者甚众。不管汪晖本人是否承认他是“新左派”，但学界普遍认为领军人物非他莫属。汪晖无疑是90年代以来出现的最优秀的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汪晖在梳理现代文学那些深层次问题时，转向了现代学术史，由此进入了近代学术史。看上去象是承接了90年代初反思的那种立场，实际上，汪晖的学术史研究压抑不住他的思想史热情。在那些繁杂得无边无际的概念清理中，汪晖实际卷入了近现代思想史的起源与转折的艰难辩析。汪晖离文学越来越远，影响却越来越大。这二者是巧合，还是说本该如此？汪晖最后干脆涉猎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他的思想显示出中国学者少有的宏大精深。摆脱了文学的汪晖就象行空的天马一样，这对于年轻一代的文学从来人员来说，无疑是一个美妙动人的象喻。死守文学界的人们再痴呆也会意识到，文学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要使自己变得更有作为，唯一的方式就是象摆脱一个丑婆娘一样摆脱文学。尽管汪晖的选择是他个人学术轨迹的有序延伸，但历史却把他造就榜样式的人物。被潮流放大的不只是他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的姿态和方式。
新左派的学术风格无疑深刻影响到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传统的文学研究受到轻视，文学再度成为思想史佐证的材料。在更多情况下，做材料都不配了。文学的社会学研究的疆域被拓宽到政治批判领域，在这里，态度和立场经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美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没有任何理由怪罪“新左”的学人们，更没有理由对汪晖求全责备，就他而且言，以他的方式他做得很完善。问题在于，如此局势底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导趋势向何处去呢？什么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最有活力的动能呢？
另一方面，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文化研究近年兴起于欧美学界，席卷了各个学科。以至于杰姆逊不得不称之为“超级学科”。大学人文学科的传统分类界线正在被打破，文学系、比较文学系、历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传播系……，以及各种各样的系，都被卷入文化研究的圈子。传统学科的分界标准正面临解体，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也正在消除壁垒。文化研究的盛行得力于后结构主义理论被广泛接受，在后结构主义体系内（假定它有体系，并且有疆界和内在分别的话），各个学说之间并不能相互兼容，它们确实有某种共同性，但不能通约。在德里达和福科之间，在福科与拉康之间，在巴特与德留兹之间，分歧有时大得惊人。但在后结构主义之后，人们可以把它们揉各在一起：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巴特的符号学、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拉康或德留兹的后精神分析学、以及“新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女权主义……，由此鼓捣出后结构主义盛宴，这就是文化研究的杰作。在把后结构主义的知识全面挥霍殆尽的同时，文化研究就从后结构主义里面死而复生——于是，文化研究就作为“后—后结构主义”时代的超级学科获取长生不老的动能。文化研究是理论过剩和超载的产物，观念和知识终于全面战胜和压垮感觉、领悟和判断的传统学术方法。文化研究这个起源于传统文学学科的超级学科，它是文学研究的新生、哗变，还是自我颠覆？或者说，就象所罗门瓶子放出的妖孽，已经完全失控了？
在70至80年代，美国被称之为批评的黄金时代，传统的文学刊物突然让位于文学批评。这是文学创作枯竭的时代，文学刊物不再对文学作品感兴趣，而是充斥着新派的文学批评。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那里获得法宝的“耶鲁四君子”，把美国的文学批评推到极致，德曼的细致精当，米勒的挥洒自如，哈特曼的酣畅淋漓，布鲁姆的奇崛绚丽，这些都使文学批评变得花样翻新，魅力四射。没有青年学生不受到蛊惑而顶礼膜拜。这一时期的批评家四处开花，一边在美国那些资金雄厚的大学讲坛上踱着方步侃侃而谈，另一边在那些主流刊物上潇洒作文。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赛依德也是虎虎有生气，一方面是美国大学的知名教授，另一边当着巴勒斯坦的议员。只有他才敢于声授拉什迪（1988），并对“奥斯陆原则宣言”（1993）大加抨击。80年代的赛依德真是风光，他的思想方法明显来自福科，也从德里达那里吸取养料。虽然他始终对德里达颇有微辞。大量的左派人文学者，带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在大学呼风唤雨，他们热辣辣的文风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在社会历史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现实与历史大打出手，这使他们的知识运作，经常超出文学批评的范围。左派的文学批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区区文学（的审美品质）怎么能容得下颠覆资本主义，挖出帝国主义老底的壮志雄心？文学批评加上了左派的政治发动机，它必然要向“文化”（这是谦词）领域挺进。只有文化，这个漫无边际的空间，这个超级的领域，这个巨大的无，才能成为美国校园政治的名正言顺延伸的舞台。文学批评之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的七八十年代走红，实在是左派激进主义运动的改头换面。在80年代新保守主义当政的年月，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在撒切尔和里根政府的茫茫黑夜里”——左派拿什么来抚慰受伤的心灵呢？拿什么来打发失败的光阴呢？再也没有什么比激扬文字，用花样翻新、随心所欲的文学/文化批评来指点江山更能保持体面。在那该死的冰冷的冷战时期，斯大林的镇压，古拉格群岛，就是萨特这样的铁嘴钢牙当年也有口难辩，更何况80年代温文尔雅的左倾教授呢？还是搞搞文学批评，从这里打开资本主义的缺口。想不到这个缺口向文化研究延伸，使得资本主义的人文学科异常火爆，大学课坛上高朋满座，都是未来资本主义的栋梁之材CEO。
如今，文化研究也如潮水般涌进了中国的大学，在全民都走完了奔小康的大道之后，中国的大学也开始脱贫致富，这使那些用人民币打造的“基地组织”（重点学科、研究中心等等），也显示出穷人乍富的阔气。文化研究很快就成为新宠，成为新的学术利润增长点。本来处在风雨飘遥中的大学中文系，以为在狂热的经济学、法律学抢购风中就要走向穷途末路，却在文化研究中看到起死回生的希望。文化研究令人兴奋，它使90年代初备受责难的西学，不再那么生僻冷漠。这些玄奥的理论知识，因为带有暧昧的政治性，因为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性，与我们是那样亲近，那样容易合拍和协调——它看上去就具有“本土性”，很快就有人就会这样说。不是“看上去”，而是，这就是它的根本诉求。管它是谁的“本土性”，只要在谈“本土性”就行。文化研究就这样几乎是天然地、合情合理地在大学学术中安营扎寨。它目前在中国虽然还只是蓄势待发，要不了多久，它就可以收拾金瓯一片。只要看看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文化研究》，印行了数册，影响颇大，创刊号在北京三联书店连续数月进入排行榜首前几名，这就足以说明文化研究在青年学生中的号召力。关于文化研究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列入各个大学的议事日程，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开始转向这个方向。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辙更张。就象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是肯定的。出台后（走向文化研究）的文学肯定有所作为，向帝国的历史、向资本主义的现实、向媒体霸权、向妇女的服饰、向边缘人群、向环保产业、向IT网络……等等进军，文化研究真是可以四面出击，笑傲江湖，何等风光！这与守身如玉，抱残守缺的传统文学研究的落寂状态，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文学在哪里？在这里，我们更加小心一点限定：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哪里？确实，现当代文学最容易倒戈，只要越雷池一步，就可以进入旁门左道，其知识准备和思想方法，搞起文化研究正是得心应手。
当然，学术规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不只是受到既定的知识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时代的权力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尚间接影响。学术规范只是处理本学科知识的规则和方法，并不能限定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交互作用。就历史情况而且言，并没有一个纯粹的文学学科存在，哲学始终就直接影响文学学科。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就说明文学研究学科的包容性。不用说儒家道家学说渗透进文学，唐宋文学受佛教影响，文论也脱不了干系。在西方，柏拉图的思想阴影从来就没有离开文学领域，而文学批评更经常出自哲学家手笔。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更准确地说，是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学出现哲学和文学批评教席才成为可能。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看法，英语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借着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情绪才走向兴盛的。尽管“新批评”是迄今为止最为纯粹的文学批评，但批评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新批评”首先是宗教（艺术宗教），是症治混乱现实的济世良方，其次才是文学与审美。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更不用说，它确实是政治伴生物。现当代文学学科实际就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变种，现代文学研究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过是在充分的政治阐释之后才留有一席之地。当代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
因此，要指望其他门类或学科的知识不要侵入文学学科，既不切实际，也没有必要。因为这种状况不是今天才发生。纯粹的文学研究并不存在，也很难指望以后能存在。
现在，要建立一个统一的规范，建立严格的学科体系规则也不可能。知识的更新和权威性的丧失，使严格的规范显得异常脆弱。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在遭遇强劲的挑战中，更是应该以开放的姿态获取新的活力。问题在于从业人员在完成知识更新的同时，保持对文学本身的关注。文化研究也不是天然地就和文学研究矛盾，根本的问题在于最后的落点。
很显然，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并不是要杜绝其他学科或门类的知识的运用，而是如何立足于文学本身。如何在多种知识的综合运用中，始终回到文学本身，这是保持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尽管说，什么叫做文学研究，什么不叫文学研究已经很难分辨，但是，对文学经验本身的关注依然是基本评判标准。在这个学科已有的历史传统序列中来思考不断变更的文学经验，显然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
但是，也许有一点根本的要义是需要把握的：不管过去人们把文学处置成何种东西，或何种样式，它都是在处置文学。问题的症结和严峻也许在于，现在人们也许根本不处置文学，文学不是因为被改变而失去存在理由，而是因为人们根本就不予理睬，连作为佐证的下角料都无人光顾，那真是文学研究末日。文学是在被抛弃的命运中而荒芜。
根本的误区就在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被“责任感”所装点，批判性不只是长茅，更是一顶桂冠。这使野心勃勃的人们对文学经验、对审美体验之类的东西不屑一顾。大学文学系已经被改名更张，除少数老实巴交者还抱残守缺，其他都叫上了响亮的称号，“人文”、“传播”、“文化”等等。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学文学系已经怀疑向学生传授文学历史和经验的意义。人们信奉那些自以为是的批判，能拯救超渡芸芸众生，能改变世界。在这个日益粗糙平面单向度的时代，真不知道那些空洞浮夸的批判性是在助长什么东西。实际上，全部历史发展到今天，其混乱与灾难从来就没有在那些自以为是的批判中停息，而是在其中找到最好的生长场所，而人们的心智却在种种的攻讦中异化并变得恶劣。因此，建立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现在也许确实需要建立，目前显然不可能产生完整的方案，但却是可以确认出发点，那就是：顽强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体验本身。这并不只是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规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摆脱那些虚假的信念，回到我们更真切的心灵的需要。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会意识到，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保持一种阅读态度、一种情感经验、一种审美感悟，也象保持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重要。
在今天，这样一种希冀象是一种可笑的奢望，象是落败者的绝望请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力发出“建立学术规范”这种呼吁或祈求，人各有志，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去选择一种生活，选择一种专业的方式；只是对明显有些荒芜的文学领地，期望有更多的同道者。写下这种文字，并不是对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对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有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在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象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果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
2002/10/10 于北京东北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