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国民的命运，更关系着中国21世纪发展的整体走向。
中国的大学充满了问题，也孕育着机遇。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在于，能够救治自然科学的弊端，补充社会科学的不足。这决定了人文科学的学术风格是弹性的、可扩大空间的、柔性的，如果用刚性的标准——诸如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项目、多少经费，才可以合格地叫做大学的教授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先生当时考清华大学就不合格，他的数学很糟糕。但是为什么严格工科型的清华大学反而录取了他？这就在于当时用人文科学逻辑把握全局已经成为一种共识。而当下的大学改革，可看作是在现代性的强烈扩张中，特别是在现代技术帝国的统治中，使人文科学的思维、精神、合法逻辑遭到进一步削弱与打击的反应。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大学教师对此提出异议，这显然是人文科学被挤压以后所发出的反弹性呐喊。大学不是一个改不改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改？谁改？用谁的逻辑来改？
在教学体制、教师聘用、发表论文、设定项目等方面，人文科学应该有其独特的逻辑——我称之为人文科学的逻辑，这一逻辑表对生态社会、生态美学、生态文化、东方思维和东方智慧都必不可少。在我看来，北大的理科工科是世界的二流，大学的社会科学大抵也是世界二流，恰恰有一样是世界的一流，那就是北大的人文科学。这一部分若保存不好，北大就只能成为世界的二三流大学。相反，若保存了文史哲考古的优势，并给予政策确促其大发展，则保存了大学人文科学的前沿性和精神命脉，使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都会成为名列前茅的东方文化与中国学的研究中心。北大不应该强调应试教育，而应该张扬一种启迪思维的自由的风格，一种自由表达、自由倾听、自由对话的文化互动模式。相反，现在所风靡的单向的、某些人在改变某些人的命运、某些人在确定某些人是否合格之做法是极其费解的——他的合法性是什么？谁在制定规则？规则的制定者是否受规则本身的约束？而这个规则是否可行？这些都未经讨论。西方的大学还有强调人文科学的良知和教授治校这两条改革路线，中国在并轨中能够视而不见吗？北大的国际并轨究竟做得如何？
大学的改革，雅斯贝尔斯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德国二战时战败，雅氏写了《大学的精神》，我读后感动又感慨。一个国家为法西斯所危害而被联合国判为战犯、判为在国际上不合法的时候，这个民族该不该灭绝？——不应该，应该给它一次忏悔机会。如今它重新站起来了，当代德国经济振兴了，德国马克值钱了，却没注意到德国的大学精神在起着怎样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很多人却常用英美的实用主义来硬性要求我们的改革，用实用主义、科学主义、科学中心主义来要求人文科学，其结果当然是南辕北辙。我希望当下的改革不是那种拍拍脑壳而做出的，不是某人在位期间想成就的一个决策、一个“政绩”。
大学和政绩是两码事。大学是一个百年树人的场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文化精神、国民意志的领地。没有人文精神的大学改革者，那是盲人瞎马夜半临池！上个世界末，全世界大约只有美国没有外语，但今天，美国在如日中天时发现，一个不懂外语的民族是一个短寿的民族。昔日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当时是何其辉煌，但今日帝国安在？美国就能保证几百年不衰败吗？前些年，美国教育界开始要求全国的大学生必须学一门外语，最初学西班牙语的多，后来学东方语言逐年增加，近年来学汉语的人激增，全球已经将近6000万人在学汉学。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欧洲美国人必须学会尊重差异性，必须尊重东方民族文化精神。如果这时的大学手中的这把改革手术刀，一刀切割下来的恰好是文史哲这一块，其灾难性的后果可想而知。尽管很多领导者可能在一门心思、一腔热血地改革，但我们问的不是动机，我们问的是合法性的问题，出发点需要结果来反证。
在这个问题上，我真是有点忧患。那些经历过苦难的思想者随着退休渐渐淡出话语圈，忧患的声音发出来有人听吗？谁会听？为什么有人拿着一些生吞活剥的不成熟的东西就可以变成一个国策，而本土工作二三十年的一直深思着的学者的思想却无法出炉。说到底，外来的东西只是启发民智，调动民情，增加对比之后的紧迫感。如果让外来的话语宰割中国，分而治之，分而食之，那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化。这种后殖民对文化心态的殖民的恶果，已经引起了理论批评家的高度警惕。
中国需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者共同组成当代思想库，中国更需要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高瞻远瞩的大学校长，这样，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教育才能走出狭窄的瓶颈，才会有新人才观、教育观和东方大学的精神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