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受害者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
心理学上有“选择性记忆”的说法，是指人对往事记忆有选择性的倾向。这种倾向之一，是人可能选取感到愉悦的事情记住，而将引起痛苦的事情忘掉。而对曾造成巨大心理创伤的事情的记忆，会被彻底压抑，结果可能导致记忆消失，也就是遗忘。
我做文革历史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这个说法可能予以解释。使用这个说法的时候特别应该强调，这里所说的“选择”是当事人在无意识中做出的，并不是当事人由于价值标准或者利益考量有意作出某种“选择”。比如，罪犯常常想方设法隐瞒罪行以逃避惩罚，他们故意抹煞事实，无法自圆其说时就谎称“忘了”。那种行为不属于这里说的心理学上的“选择性记忆”。
“文革”中有个“歌”，这个特别的“歌”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北京中学生红卫兵创作的，他们强迫学校“劳改队”——又名“专政队”——之中的老师们唱。因为歌词的前两句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这个歌就被叫做“牛鬼蛇神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牛鬼蛇神”一语是“文革”中用得最为普遍的对打击对象的称呼，虽然这一词语典出于唐诗，原意指的是化妆游行中的角色，与“敌人”或“坏人”毫不相干。这首歌又被红卫兵称做“嚎歌”，因为唱这首歌的人已经被他们认定为“牛鬼蛇神”，不再被当作人，对这首歌也就不能“唱”，而只能和动物一样“嚎”。
这首歌在１９６６年流传极广。我做调查并写作《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时发现，当时每个学校都有一批老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占老师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以上；每个学校都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因此，每个学校都有一批人被迫唱“牛鬼蛇神歌”。不但北京的学校如此，外省的学校也如此。虽然“嚎歌”从来没被发表在当时官方的正式出版物里，甚至也没被印在红卫兵组织的小报上（有一些地方铅印了），却流传全国。这里的原因值得思考。是在文革的暴力迫害的整体气氛中，特别是通过毛泽东以巨额财政支持进行的全国“革命大串连”，这样的“歌”才不胫而走风行全国。
有几年间，我一直想抄出这个“歌”的全部“歌词”。于是，我询问了数位当年曾经作为“牛鬼蛇神”入过“劳改队”也被迫唱过这个“歌”的老师。可是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只记得开头的两句，也就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至于后面是什么，他们都说想不起来了。我很失望。
在访谈过多位老师之后，除了我原来就已经知道的开头两句之外，我未能记下这首“歌”的任何别的词句。这使我困惑。这几位老师都不像是故意不告诉我。这也没有必要。因为时间已经是文革之后，不再会像在文革期间那样，仅仅批评几句文革就会被指控为“现行反革命”。他们显然是真的想不起来了，真的忘了。
然而，他们也并不是因为头脑受伤而忘了这个“歌”。我所访谈的几位老师，虽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少折磨，“文革”后头脑都还清楚好用，依然担任教书工作。在文革中，有的老师被毒打或者折磨后精神失常，几十年都不能恢复。比如北京第八中学的韩九芳老师，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严重打伤，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得了败血症，几乎死掉，而且此后一直行动不便，神志不清，长期坐轮椅。我询问的这几位老师并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虽然曾遭受殴打和折磨，但后来的健康状况还好，有的至今看起来还博闻强记，所以不能用“年老糊涂”或者“脑力不济”来解释这种遗忘。再说，当他们被打成“牛鬼蛇神”并且被强迫唱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三十多岁的壮年时代，并不在只能记远事不能记近事的年龄。
当时，在１９６６年的夏天和秋天，他们每天被迫唱这个“歌”，而且一天不止唱一遍；有时个人唱，有时集体唱；如果被认为唱得不够好——不是指音调不准或者声音不清，而是红卫兵不满意——还会被骂被打或者遭到体罚。这样反复“嚎”过的只有十来句的“歌”﹐十年多一点之后就被完全忘掉了，似乎不可思议。
我那时能想出的唯一的解释是，可能是１９６６年夏天发生的更可怕的事情，淹没了这个“歌”在人们记忆中的位置。根据我做的调查，在调查所及的分布于北京和各省的学校中，无一例外都发生了打老师的事情。大批老师被严重打伤。一批老师被活活打死。还有一批老师在被打被侮辱之后“自杀”，这里的自杀二字必须加上引号，因为这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而且，这些老师不是被陌生人用子弹射杀的，而是被他们学校中的学生用铜头皮带和棍棒等打死的，因而杀人场面更为残酷可怕。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生物老师喻瑞芬，北京第一百零一中学的美术老师陈葆昆，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萍，都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而且在他们被打死以后，还强迫其它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动手打死者的尸体。在那一时期，当这种近在咫尺的死亡和暴力虐待的恐怖笼罩着老师们，“嚎”这样一个“歌”远不是最严重的迫害。他们也许只是机械地重复地做了红卫兵强迫他们“嚎”的，他们的注意力却首先必须集中在忍耐肉体的疼痛以及设法保住自己的生命。
我猜想，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会觉得被强迫唱这样一个自我侮辱的“歌”是一种极其严重的虐待和折磨，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的“红八月”，与被虐杀相比，这就成了相对细小的事情。再加上时间的流逝，原本就有限的记忆可能就像石头一样风化破碎缩小，以致在文革发生十多年之后，就没有人还记得住像“嚎歌”歌词这样的细节。
尽管在我看来，这样的“细节”绝不细小，其体现了“文革”时代的气氛、情势和实质，但是在问过多位老师均无结果之后，我几乎已经放弃了对这首“歌”的歌词的追寻。
几年后，当我发现当年的中学生却记住了“嚎歌”歌词的时候，我才对这一“遗忘”有了进一层的理解，才认识到那一代人在肉体创伤之外所遭受的心理创伤有多么深重。
那是1994年，我在电脑网络上作问卷调查，总题目是1966年夏天学校里发生的暴力迫害。考虑到当时会使用网络上的人，年龄最大的在１９６６年也只可能是学生，不会当过“牛鬼蛇神”，所以设计问卷时只问了他们所上过的学校在“文革”中是否发生了打老师的事情，却未想到过可以询问“嚎歌”歌词。我的脑子里似乎有了一种定见（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嚎”过此“歌”的人都不能记得它，没有唱过的人就更不知道了。
一位网友，也是１９６６年的一个中学生，很快给我回了电子信，不但回答了我在问卷上问的问题，并且说还记得一些别的文革往事，比如还会唱“嚎歌”，可以写出“嚎歌”的词和曲。我立即去信请他寄来。于是这首被遗忘了的二十八年前的“歌”通过计算机网络被送了过来：
｜1 5 1 2 ｜3 1｜1 5 1 2｜3 1 ｜
｜0 0 0｜0 0 0｜
我有罪，我有罪，
｜6 5 3 3 ｜2 1 ｜3 3 2 3｜5 5｜
我对人民 有罪，人民对我 专政，
｜6 5 3 3｜2 2｜
我要低头 认罪，
｜3 3 2 3 ｜5 5 ｜6 5 3 3｜ 2 1 ｜
只许老老 实实， 不许乱说 乱动，
｜3 3 3 2 3 ｜5 5 |6 5 3 3｜2 1 ｜
只许老老 实实， 不许乱说 乱动，
我要是乱说 乱动，把我砸烂砸碎，
｜5 5 ｜6 6 ｜0 7 7 ｜— —‖
把我 砸烂 砸碎
我这才意识到，这个“歌”并没有因为年数已久而无人能记得。多年搜寻未得，在一个未曾期待的情况下，却一下子找到了，而且有词有曲，几乎令人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之感。
我把这个意外的发现告诉一个熟人，她也是１９６６年的中学生。没想到她对我说，“我也知道啊。你为什么不早问我？”于是，她也写出了她记得的词和曲。虽然两个人文革时住在不同的省市，但写出的“歌”词一模一样，只是乐谱略有不同。
由此，我突然醒悟到，当初我找错了人。要了解这个“歌”，不能只问那些当过“牛鬼蛇神”而被迫唱过这个“歌”的老师，却该问那些没当过“牛鬼蛇神”的学生。果然，后来我又问到三个当年的中学生，他们不但会唱整首“歌”，而且有人还知道谁作了这个“歌”，因为当年这被当作荣誉和功绩来夸耀。
一位１９６６年时１５岁的被访者告诉我，他那时唱过这个“歌”，不是因为成了“牛鬼蛇神”而被强迫唱的，是和同龄的小伙伴一起闹着玩儿的时候唱的。他那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够“好”，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也没有强迫别人唱“嚎歌”的特权。但是他的家庭出身当时也不算“坏”，所以也没有当“狗崽子”的压力。学校不上课，一般的学生有很多时间玩。他和他的小伙伴把这个“歌”里的“我”都改成了“你”，他们嘻嘻哈哈，互相对唱：“你是牛鬼蛇神。你是牛鬼蛇神。”“你有罪。你有罪。”“把你砸烂砸碎, 把你砸烂砸碎。”
由此看来，当时的年轻学生能记住这个“歌”，在二十年后还能清清楚楚地写出来，不光是因为他们年轻记性好，而且是因为这个“歌”对他们的意义完全不同。他们唱时心情轻松，没有沉重之感。相反那些被强迫唱过这个“歌”的老师们，感受完全不同。对“牛鬼蛇神”们来说，这绝不是闹着玩的事儿。今天我们从“歌词”仍能看出，这是大侮辱，是重伤害；从“歌谱”也可以看出，这种古怪的曲调，意味着一种多么严重的自我丑化和自我诅咒。每个正常的人，如果被强迫“嚎”这个“歌”，一定都会感到强烈的羞辱感、压抑、愤懑以及恐惧。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学生发起“斗争会”，把五名学校教学负责人挂了牌子并戴了高帽子游街。有人强迫副校长、语文老师胡志涛敲一只铁皮簸箕并说“我是牛鬼蛇神”。她不开口。有人再逼她，她还不肯说“我是牛鬼蛇神”，却只肯说：“有人说我是牛鬼蛇神。”于是，她马上就遭到毒打。那一天胡志涛老师被打成重伤骨折。另一位副校长卞仲耘，一个五十岁的微胖的总是和和气气的女性，四个孩子的母亲，被活活打死。
在８月５日胡志涛老师拒绝说“我是牛鬼蛇神”而被毒打之后，以“我是牛鬼蛇神”开头的“嚎歌”很快就被作了出来。作者是北京第四中学的红卫兵。随着红卫兵组织在各学校全面兴起，随着暴力迫害全面升级，有拳头棍棒和铜头皮带为其开道，“嚎歌”不但立刻流传于北京的大、中、小学，而且流传到全国。无数人被迫唱过这个“歌”。所有的不幸被指控为“牛鬼蛇神”的人，不但要忍受外来的暴力折磨和羞辱，而且要被迫自我诅咒，表示对惩罚的心甘情愿的接受。
把“嚎”这样一个自我侮辱的“歌”，和其它折磨如游街、体罚、剃“阴阳头”（剃去半边头发）、劳改、殴打甚至打死结合起来施行，确实在历史上难见先例。在传统的戏文和小说中，被下狱、被杀头的囚犯，有的还慷慨陈词，或者大喊大叫说一番“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话。当然，这可能是戏曲和小说里的夸张描写。但是确实未见有记载说，古代施刑之外，还要强迫囚犯写无数的自我检讨或认罪书，还要强迫他们用古怪难听的腔调主动要求“把我砸烂砸碎”。在世界历史上，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岛”劳改地，在虐杀生命方面是同样残暴的，但是没有强迫囚犯这样自我诅咒。把心理的摧残和肉体的折磨这样结合使用，是前所未有的对人的尊严的彻底毁害。
在“文革”时期，中国的报纸杂志写到“文化大革命”时总是要千篇一律地在前面冠以“史无前例”四个字，以标榜其伟大。如果“文革”确有如此特性，那么对人的生命的蔑视和对人的尊严的蹂躏程度一定是其中主要的特征之一。
我访问过的一位老师，在“文革”中被关押并“劳改”了十年。整整十年未有机会作研究，甚至没有机会接触书本。“文革”后恢复了教职，还发表了学术专著，那些十多年未用的数学公式之类，他都能回忆起来并且运用自如，可是十来句“嚎歌”歌词，却无论如何努力也说不完全。“嚎歌”歌词被如此遗忘，其实显示了当年被指为“牛鬼蛇神”，被逼迫“嚎”过 “牛鬼蛇神歌”人，他们在心理上遭到的创伤，有多么深重和巨大。
当文革监禁和杀戮的真相还未能被记载的时候，这种心理的创伤就更得不到关注了。心理的创伤也许不象肉体的创伤那样有明显的疼痛症状，但是对人的伤害是很深很重的。我不是心理医生，但是我对文革幸存者的一些案例观察，已经让我认识到这一点。
“嚎歌”对１９６６年时的中学生却不会有深重的心理阴影。被迫唱“歌”的不是他们，而是他们的老师。昔日管束教训他们的人，此时却成了可打可骂的“牛鬼蛇神”，非人类。当时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有所不同。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能参加红卫兵，也并不是所有的红卫兵都动手打了老师。但是即使对那些远离“革命行动”的学生﹐当时也会有一种摆脱了老师和考试的束缚的解放感。他们的内心并不拒斥记住“嚎歌”这样的东西。
我想，在“嚎”过“牛鬼蛇神歌”的老师们不能记忆这个“歌”的故事，很可以给所谓“选择性的记忆”的说法提供一份相当有力的证据，说明人对所经历的伤害与羞辱的往事，如何趋向于在记忆中进行压抑、锁闭与埋没，尤其是造成巨大创伤的往事。
现在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现在发表出来的“文革”故事多由受害者所写，所以强调负面的东西过多。另一种则认为，关于“文革”的黑暗面，写出来的比实际发生的轻得多。这里我不想全面评价这两种说法。但是根据我自己记录“牛鬼蛇神歌”的经验，我以为后一种说法比前一种离事实近得多。绝大多数受害者们其实是在遗忘而不是在记叙他们身受的具体的迫害。很多往事，像“嚎歌”一样，可能在未被写出之前，就被遗忘了。
从“嚎歌”的故事，我们也能看到岁月的流水并不同等地消磨不同的个人对某个时代的记忆。老师们对“嚎歌”的遗忘与一些学生对“嚎歌”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告诉我们，与时间的消蚀作用相比较﹐心理的选取作用对记忆的影响更大。
还可以看到，文革时代的学生记住了“嚎歌”歌词，但是他们也遗忘了很多。比如，对受难者的遗忘，对学校中的暴力和打人的事情的遗忘，在学生中就比在老师中普遍。在调查中问到当年的学生人有关文革记忆的时候，有的人如果不加特别询问，想不起来谈及学校里发生的暴力迫害。经过提醒，才说:是啊，有过这样的事情。
还要强调一次的是，这里说的只是一般人的无意识的遗忘。至于一些积极参与暴力迫害的人，一些在文革中充当了驱动力量的人，在关于文革的回忆文章中不提暴行，不提死者，那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那是“故意的遗忘”，不属于这里所说的心理学上的无意识的遗忘。
对“文革”的“选择性的记忆”，或者也可称作“选择性的遗忘”，还可见于出自别的原因的其他现象中。关于“嚎歌”的记忆，只是适合于用这个理论解释和说明的例子之一。
发表于网上刊物《人与人权》2006年五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