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时候，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大力批驳“小沈阳”表演媚俗，是俗文化滥觞的一个代表。在我看来，“小沈阳”本来就不是精英艺术，本来就是以俗为乐、娱乐至死。这样批评“小沈阳”，似有未尽之意。
其实，俗文化也有俗文化的套路，重复也好、另类也好，这本身不是问题。只不过，媚俗的文化也要有“格”。中国的小品文化本来格调就不是很高，市民主义的道德意识充斥其中；而“小沈阳”之恶劣，乃在于其进一步促成了小品文化的市侩主义趋势。
反国家主义与反现代性的小品
中国小品的产生，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系：中国社会由国家主义时代向市场主义时代转型。陈佩斯、朱时茂的小品中，清晰地显示了市场主义的道德意识对国家主义的道德意识的戏谑和嘲弄。《主角和配角》里面那个抢戏的演员，用滑稽搞笑的方式，将代表了正面角色的朱时茂置于无奈被动的境地，并屡屡令现场观众掌声欢呼；在《姐夫和小舅子》中，“小舅子”的可爱与实在，比“姐夫”的一本正经更容易获得观众的认同。小品在颠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历程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二赵”的蹿红，标志着小品国家主义与市场主义相对立时代的结束，以及市民主义时代的来临。赵丽蓉和赵本山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来自草根百姓（市民、农民），他们用一种小市民的眼光戏谑这个世界，用市民道德批判现代社会的种种现象。
在《如此包装》、《打工奇遇》中，赵丽蓉用“老太太”这个角色，讥笑了代表现代市场文化的艺术总监和饭店老板。在这样的小品里面，观众的笑声让我们看到，那些渴望安定和保守的小市民们，对日益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中国社会深藏着怎样的忧虑、警惕和不安。而赵本山则把这种现代性的危机感转化为一种包含了小市民的狡黠、机智、利己和自嘲因素的喜剧形式。在系列小品《卖拐》中，赵本山对范伟的戏耍，玩善良于掌骨之间的卑劣，却获得了观众的热情回应；在最后一集中，范伟终于把赵本山涮了一把，可是，这一把也就将小品从市民主义“好人道德”中拽了出来，抛向了市侩主义的泥坑。
“小沈阳”的市侩主义
“小沈阳”的一夜成名，标志着中国小品彻底堕入到市侩主义的泥淖之中。
将利己主义的哲学作为一种“深刻哲理”来洋洋得意地宣扬，这也许只是赵本山小品留在“小沈阳”身上的后遗症。在天津春晚表演的《东北二人转》中，“小沈阳”雄心勃勃地讲述这样一种“善良观”：别人家的墙要倒了，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扶，不去推，就是善良……在这里，早期小品中暗含着的批判色彩和反思意识已经荡然无存。“小沈阳”反复强调，老百姓的生活，图的就是“乐呵”：眼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眼一闭不睁，一辈子过去了。所以，“小沈阳”的小品中，无处不在的一种暗示就是，“我高兴就行了，何必管其他呢？”“小沈阳”把老百姓的生活，叙述为一种不必有责任感、不必有谴责意识，尤其是，不必有沉重思想的生活。换句话说，他把有理想感的生活，当作一种不值一提的东西，而把沉浸在油盐酱醋茶里面的生活，看作是“真谛”，是自然的状态。
“小沈阳”几乎不能“戏谑”，而只能使用“模仿”。“戏谑”至少包含了一种“立场”，无论是陈佩斯对作为“导演”的朱时茂的戏谑，还是赵本山对“县委书记”的嘲弄，都包含了一种从“平民百姓”角度关注社会问题和政治形态的立场。而“小沈阳”得意洋洋地对各个歌星的“模仿”，则可以看做是沉浸在市侩色彩极浓的“明星幻觉”中的精神自慰活动。这其中，不仅没有任何文化内蕴与历史视角，甚至也没有任何固定的价值主线。只要你笑了，就是胜利。这就是市侩主义小品中卑劣的自信。
“文化小品”时代的终结
事实上，“小沈阳”的出现，证明中国当前的小品已经丧失了其曾经具有的特殊社会功能。小品在检讨国家主义道德、反思现代性代价等等方面的深刻社会内涵，在“小沈阳”那里，被他响亮的嗓音和美丽的花衣裳，彻底粉碎，并使得此前的小品，成为一种变得过于沉重的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小沈阳”的小品不仅仅是媚俗文化，还是丧失了文化的小品。或者说，“小沈阳”用他成功的嬉闹代替了过去小品的戏谑；用他成功的包装，代替了过去小品的批判性；用他亲切的互动，代替了过去小品的社会功能。简而言之，肖鹰仅仅看到了“小沈阳”的媚俗，却没有看到这种媚俗背后，是整个市民社会在文化上向市侩主义的“投降”，也没有看到，“小沈阳”的“伟大”乃在于他轻松埋葬了一个文化小品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