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离五四运动发生将近20年的时候，维新派的梁启超就带来了一个有趣的隐喻：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从此，“老年”就与腐败、陈旧的文化想象相关联；而“青年”则成为崭新的、进步的、革命的。而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海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种种文化的驱力，把“青年”推向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
由此，在中国现代历史中，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政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激情四溢的启蒙主义文化与浪漫多姿的理想主义思潮，成为中国革命政治的特殊魅力。“青年”就不是一个仅仅与年龄和心智相关的概念，而是牵连到身份、信念、党团和阶层的概念。
简单地说，作为一种文化叙事的核心概念，“青年”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神话。
我们曾经赋予这个神话以许多特定的含义。新青年、社会新生力量、社会主义新人、共产主义接班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青年”都被赋予“社会政治主体”的意义。在曹禺的《雷雨》中，周平对周朴园的抵抗和妥协，被看作是新青年心路历程的写照；而在王蒙的小说《青春之歌》中，那群骚动不安的年轻人，成为萌发着希望、孕育着生机的新中国象征；在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年轻人更是代表了改革的动力、真诚的人生和未来的生活……
有趣的是，当历史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突然遭遇到一个现实：这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青年”，消失了。在当时极其流行的校园民谣中，我们读到，代表了“青年”主体的大学生，还没有离开青春，就已经开始怀旧了。校园的种种美好，变成了歌曲中充满伤感又飘若烟云的“非现实”，而现实的人生，却总是令他们迅速成熟，令他们在应接不暇之中变得沉默寡言，失去童话的爱情和热情的理想。
在这个时刻，年轻人依旧年轻；但是，“青年文化”独有的理想主义光辉、启蒙主义冲动和个性主义追求，却已经烟消云散，变成了历史叙事的遥远记忆。市场经济的来临，消费主义大潮的兴起，我们不难看到，“青年文化”已经被“青春文化”所替代。
这种替代的过程，呈现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趋势：青春文化的低龄化趋势和青年文化的老年化趋势。换句话说，“青年”要么变小，要么迅速变老：校园里面天真幼稚，毕业一夜，成熟精明。
大众文化的享乐主义与社会生活的市侩主义，乃是这两种趋势的文化根源。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两种与此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命运。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恢复高考，造就了大学校园中无数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独立生活的状况。他们离开父母，虽然依赖汇款单，但是，经济却相对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购买行为。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因为有了这群年轻人，而逐渐成为流行商品。商人们开始为了年轻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厂很少把他们作为消费的主体来对待。当牛仔裤和文化衫成为商品的时候，“青年”也就变成商品文化的新的产物。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青春文化萌芽了。
紧接着，独生子女时代来临了。年轻人可支配的家庭资金日渐丰厚。动漫卡通、奇幻电影、耽美文学与网络游戏，大众文化的生产者鼓励年轻人用“迷恋”的方式来发生消费行为。五四政治广场被超女的电视广场所替代——同样的年轻，同样的嗓门，喊出了不同的热情和口号。在这里，启蒙中国的激情被消费生活的激情所替代，塑造自我的理想被狂欢体验的梦想所替代，充满乌托邦精神的青年文化，被享乐主义的青春文化所替代。
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沉浸在过度美好的想象里面，恒久停留在童年的梦境之中。
而一旦离开校园，童年期的“青年”就会突然长大并迅速老化。在张元的《绿茶》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的校园生存和社会生存的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个面貌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隐喻：要么清纯可爱，要么成熟精明；要么是年轻的女孩子（青年的女性化），要么是老辣的社会人（青年的中年化）。
显然，理想主义的丧失，功利主义的崛起，造就了我们“青年消失”的现象。
相对而言，功利主义是与理想主义相对的一种价值观。前者主要是以个人生活欲望的满足为生活的标准；后者则乃是一种宏大叙事，往往用集体、民族、国家的名义营造个人行为的价值。
功利主义的优势在于，它更多地让人们关注现实问题和社会问题，尊重个性的发展，趋向于建立这样一种信念：个人欲望的满足，要通过他人欲望满足的方式来实现。因此，功利主义乃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道德意识。但是，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功利主义放弃了理想主义者的乌托邦精神，沉淀着庸俗的实用主义和市侩主义的色素，往往缺少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
我们由此告别了“青年”。在消费文化盛行的今天，“青年”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的幻觉，作为一个消费的符号存在。而年轻人对理想主义热情的放弃，已经让我们看到，只存在青年的消费者，不存在一个青年的社会行为者了。
